上海一個公園，一個青年人在讀外國詩歌，一個保安制止，這位大哥義正言辭地質(zhì)問年輕人：“中國人為什么要讀外國詩？中國五千年文化沒有詩了嗎？”“為什么不宣傳中國的正能量，喜歡國外的詩可以在家里讀，而不是跑到外面來宣傳。”

假如他是公園的保安，那么他應(yīng)該被開除。理由很簡單，不去維護秩序，反而挑起紛爭，這種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家伙，簡直是個惹事簍子，把他放在公園，太危險了。

這個話題到此為止，我想說的是另一件事。

我覺得這位保安先生，不但沒有讀過外國詩，也沒有讀過中國詩，他根本不懂什么是詩。他滿腦子只有中國詩好，外國詩不好，除了這個印象，他什么都沒有。否則他不可能說出如此混蛋的話來。

我們應(yīng)該承認(rèn)，有一種“文化”，叫“沒文化”；思想界之外，還有“不思想界”，這個保安就是。

我們也該承認(rèn)，“不思想界”是很苦悶的，他們拼命想尋求答案，可是第一沒人有耐心去解答，第二有人解答，他也會“嚴(yán)詞拒絕”。于是只剩下吵架。

比如保安大哥口口聲聲說“中國詩”，詩經(jīng)、楚辭是中國詩，漢樂府是中國詩，唐詩宋詞元曲是中國詩。戴望舒的《雨巷》，舒婷的《致橡樹》也是中國詩，可是這中國詩，卻受了西方詩的絕大影響；更早的，冰心的《繁星》《春水》就是泰戈爾的衣缽。

按照他的邏輯，魯迅翻譯果戈里、郭沫若翻譯歌德、朱光潛翻譯黑格爾、汝龍翻譯契訶夫、梁實秋翻譯莎士比亞，傅雷翻譯巴爾扎克，這些人、這些書，統(tǒng)統(tǒng)都要打翻在地。

按照他這種邏輯，所有的外國文學(xué)、外國哲學(xué)、外國傳來的科學(xué)理論，都要統(tǒng)統(tǒng)打翻在地。別看什么高等數(shù)學(xué)了，都去讀《天工開物》！

上海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這樣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城市，竟然出現(xiàn)這種反智言論，魯迅、陳獨秀都長期在上海活動，他們的掃盲已經(jīng)過去一百多年了，竟然還有這樣的“盲”。

1925年，報紙征求“青年必讀書”，魯迅寫了一篇小文。

在推薦欄：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xiàn)在說不出。

在附注欄：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際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尸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然后魯迅受到猛烈攻擊，最大的理由跟今天這位保安大哥是一樣的：你不愛國，你是賣國。

魯迅立即寫文反擊，他說：“宋末，明末，送掉了國家的時候；清朝割臺灣、旅順的等地的時候，我都不在場”，而且那時候“達(dá)爾文的書還未介紹，羅素也還未來華，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輩的著作卻早經(jīng)行世了”。

魯迅這篇小文的結(jié)尾最有意思：“這些聲音，可以嚇洋車夫，但是無力保存國粹的，或者倒反更丟國粹的臉?！?/p>

剛好一百個年頭，魯迅的話再今天仍然適用：口口聲聲把中國的“國粹”掛在嘴邊的話，只能忽悠“洋車夫”那樣的人，反而是給國粹丟臉。

進一步解釋，就是今天所說的“低級紅”。

低級紅是一種現(xiàn)象，除了有人故意冒壞水，絕大多數(shù)人是真的愛國的，但是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愛國，他們所獲得的知識不足以支撐他們的認(rèn)知，所以才會“低級”。

1922年，北大預(yù)科國文考試，題目是為一段《水經(jīng)注》加標(biāo)點?？纪曛?，胡適、錢玄同等人商量一個標(biāo)準(zhǔn)答案。麻煩來了，幾個通讀古書的教授，給出的答案都不一樣！錢玄同，他可是國學(xué)大師章太炎的弟子。幾個人爭論了一番，最后決定采用胡適的答案。

同時期的大師王國維也說，《詩經(jīng)》有一半他讀不懂，這部三千年前的詩歌總集、中國先民的歌唱，歷代汗牛充棟的訓(xùn)詁，卻莫衷一是。

別說保安大哥，中文系科班出身的人，有幾個人讀過《詩經(jīng)》？不要說讀懂，可曾囫圇讀過一遍？

這回我同意魯迅的觀點了，如果不是研究《詩經(jīng)》的人，有那時間，還不如多讀幾部外國小說！

林語堂說得好：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兩腳踏中西文化，但是幼兒園、小學(xué)就接觸外國詩歌外國童話，為什么一個成年人、一個見過世面的保安會如此糊涂？

是誰教給他這種混蛋知識把他的腦袋搞亂的？這個恐怕才是需要問一問的！這個恐怕才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中國發(fā)展的最大障礙，就是這些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