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之爭”，顧名思義，就是朱老總與毛主席之間的爭執(zhí)與分歧；“陳毅主義”則由此衍生而來。

毛主席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為取得革命勝利，中國共產(chǎn)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中共領導人自然不可能在一團和氣中從井岡山走進北京。

這其中有分歧，有痛苦，有迷惘，甚至還有背叛。在失敗與成功的迭代中，共產(chǎn)黨人也從幼稚走向成熟，毛主席、朱老總等人也從普通革命者成為世紀偉人?！爸烀疇帯焙汀瓣愐阒髁x”，就是這個過程中出現(xiàn)的。

一、“朱毛之爭”產(chǎn)生的根源

1928年4月井岡山會師后，紅軍改編為工農(nóng)紅軍第四軍，即人們常說的紅四軍。

成立初期，紅四軍有六個團：28團、29團、30團、31團、32團、33團，共一萬余人。六個團由三部分隊伍組成：

一部分是朱德、陳毅領導的南昌起義余部，被編為28團。

一部分是毛主席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和在上井岡山過程中收編的農(nóng)民軍。其中湖南宜章農(nóng)軍編為29團，秋收起義部隊編為31團，湘南起義農(nóng)軍編為30團和33團。

再就是王佐、袁文才的農(nóng)民自衛(wèi)軍，被編入32團。

紅四軍成立不久，由于井岡山經(jīng)濟困難，補給不足，30團和33團返回湘南，其余4個團繼續(xù)留在井岡山。

1928年12月1日，彭德懷率領平江起義部隊來到了井岡山，同朱毛紅軍會合，這是另一支隊伍。

對此時的紅軍來說，薪餉是頭等大事，尤其是紅四軍組成復雜，這個問題尤為突出，一度成為產(chǎn)生內(nèi)部矛盾的主要癥結之一。

六個團由于組成不同，戰(zhàn)斗力、經(jīng)濟狀況極不均衡。

其中，朱德、陳毅帶來的南昌起義余部有葉挺獨立團的老底子，是受過嚴格軍事訓練的正規(guī)部隊，武器好，戰(zhàn)斗力強，會師前的薪餉為每人每月12塊大洋。

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每人每月只有3塊大洋。

待遇差別大，難免有人提意見，鬧情緒，導致矛盾頻發(fā)。

為緩和矛盾，毛主席在沒有更多經(jīng)濟來源的情況下，干脆來了個“一刀切”：官兵一律平等，每人每日發(fā)菜金5分，每月1.5元；每月再另發(fā)補貼2元，合計3.5元。

但待遇可以一樣，戰(zhàn)斗力卻無法均衡。

六個團中，以28團戰(zhàn)斗力最強，29團次之。每次有作戰(zhàn)任務，都是這兩個團沖到最前面；剩下兩個團，31團打輔助，32團留下來看家。

這樣一來，28團、29團貢獻大，收獲大，犧牲也最大，卻要和其他兩個團平分戰(zhàn)利品，讓兩團官兵極為不滿。他們看不起31團和32團，認為他們不會打仗，只撿現(xiàn)成的；31團和32團則說28團、29團有匪氣，沒有紅軍樣。

矛盾不斷激化的結果是：28團、29團人多槍好，不愿再把武器拿給31團、32團；31團、32團團在井岡山人地兩熟，籌款籌糧有優(yōu)勢，也不甘心資助28團、29團。

內(nèi)部的不和睦和物資的短缺，讓29團打起了退堂鼓，他們本是湖南宜章農(nóng)軍，老想著打回老家。有人負氣說，要餓肚子也回家里餓去。

軍內(nèi)的不團結讓毛主席很生氣，對前兩團提出嚴厲批評。朱德、陳毅作為兩團的直接領導者，夾在中間非常為難。團與團之間的矛盾，讓各團官兵也不待見別團的領導。

對這種情況，毛、朱、陳幾位領導自然心知肚明。當時的情況是：毛主席輕易不到28團講話；31團官兵也不太歡迎朱德。

在這種情況下，4個團磕磕絆絆地過了兩個月。

任紅四軍代表時的毛主席

二、八月失敗

1928年6月30日，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jīng)帶著省委兩封信來到井岡山，要求紅四軍向湘南發(fā)展。

毛主席不同意，認為敵強我弱，現(xiàn)在出擊時機不成熟，讓省委再慎重考慮此事。

恰在此時，湘軍兩個師向井岡山發(fā)動攻擊，朱德、陳毅率28團、29團下山阻擊。結果打退了湘軍，29團卻不愿回井岡山了。

朱老總自然不同意，強令29團回師；杜修經(jīng)則趁機讓兩團進軍湘南，團黨代表龔楚也附和杜的主張。

老總見大家意見不一，只好同意進行民主表決。結果是多數(shù)人主張去湘南，老總只好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

消息傳回井岡山，毛主席又驚又怒。此時井岡山空虛，國民黨軍乘機圍攻，沒有了戰(zhàn)斗力最強的28、29團，井岡山岌岌可危。

主席立即寫信下山，要求兩團立刻返回，但為時已晚。

說要打回宜章老家的29團，在攻占郴州搶了國民黨大批物資后，一哄而散，除了副營長蕭克強行收攏的200多人外，其他人多在回鄉(xiāng)途中被國民黨軍截殺。

紛亂之時，28團二營長袁崇全叛變，拉走了6個連隊。袁的同鄉(xiāng)好友、紅四軍參謀長兼28團團長王爾琢，信心滿滿地趕去勸阻，反被袁崇全冷血槍殺，令大家心痛不已。

關鍵時刻，28團一營長林彪率軍包圍了叛軍，將大部分人帶回井岡山，但袁崇全卻逃走了。林彪因此事立功，回去后被擢升為28團團長。

這就是著名的“八月失敗”。紅四軍因此元氣大傷，被迫于1929年1月離開井岡山，轉(zhuǎn)戰(zhàn)贛南。

“八月失敗”暴露出的問題是：在大家意見不一的緊急情況下，是執(zhí)行最高指揮官的命令，還是實行民主，聽從多數(shù)人的意見？

轉(zhuǎn)移中，為減少敵人的注意力，紅四軍曾考慮過分兵計劃，毛主席以前委書記的身份，強烈反對分兵，并于1929年2月10日以優(yōu)勢兵力取得大柏地戰(zhàn)斗的勝利，鞏固了局面，增強了官兵信心，也加強了紅四軍內(nèi)部的團結。

此戰(zhàn)被陳毅稱為“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的戰(zhàn)斗”，也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持槍上戰(zhàn)場的戰(zhàn)斗。

在當時來看，紅四軍組成復雜，內(nèi)部各有山頭，根本算不上正規(guī)部隊。要把上萬人的近乎“烏合之眾”的一支部隊打造成真正的革命隊伍，就要解決磨合期產(chǎn)生的許多矛盾，其過程之艱難遠非我們所能想象。

大柏地戰(zhàn)斗之后，軍內(nèi)矛盾逐漸顯露出來，這些矛盾，主要集中在軍隊建設上。

早在1928年4月，主席就制定了所有人必須遵守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來增加到八項注意），就要求軍隊“一切行動聽指揮”。

另外強調(diào)實行民主集中制，特別強調(diào)實行“由上而下的民主”，即：軍隊決策權歸黨的一把手，避免再產(chǎn)生像朱德那樣只片面講民主，在關鍵時刻卻說了不算的情況；還有就是建立各級地方黨組織，由黨組織推動地方行政工作。

當時紅四軍的直接領導機構有三個：一是紅四軍軍委，二是湘贛邊界特委，三是中共湖南省委前委。

而毛主席一人身兼多職，既是湘贛邊界特委書記，又是紅四軍軍委書記（后由陳毅接任），也是湖南省委前委書記。

按級別排序的話，由高至低分別是：湖南省委、湖南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

毛主席一人身兼前委、特委和軍委書記，那么按照他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思想，軍隊的決策權就都主席手中，這難免不讓其他人產(chǎn)生想法。

1928年，毛主席還只有35歲，血氣方剛，有時為貫徹自己的想法可能會“專斷”些，偶爾也會發(fā)脾氣批評人。雖然朱德、陳毅、彭德懷等將領對主席的意見基本持積極支持和擁護的態(tài)度，但對有些問題還是有看法的。

比如：

“黨的絕對領導”是不是就是“黨管理一切”？

“從上而下的民主”不是等同于“家長制”了嗎？

軍隊是打仗為主，還是建設根據(jù)地為主？

黨內(nèi)軍內(nèi)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實現(xiàn)？

在分歧得不到解決，意見無法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就產(chǎn)生了“朱毛之爭”。

前面說過，紅四軍的直接領導機構有三個，這種疊床架屋的組織形式對工作的開展很不利。

為解決這個問題，在1929年2月的羅福嶂會議上，通過了改紅四軍軍委為政治部、行動由前委統(tǒng)一指揮的決議。

改完后，軍部與政治部平級，均接受前委領導。政治部主任仍由毛主席兼任。

不過這樣一來，主席集黨、政、軍、地、財權于一身，權力更大了。搞得朱、毛、陳以及下面的干部對他有看法，說他“喜歡攬權”，搞“家長制”。

三、二月來信

當年4月3日，主席收到了周恩來根據(jù)共產(chǎn)國際的意見、代表中共中央發(fā)來的“二月來信”。

“二月來信”是我黨歷史上比較著名的一封信，主要內(nèi)容是對紅四軍的前景比較悲觀，要求紅四軍分散成小股游擊隊，轉(zhuǎn)入民間，以避開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同時讓毛主席和朱德要“毅然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二月來信”引起了大家的強烈抵觸。

主席認為這是要把部隊葬送掉：“我不離開，拿轎子抬我也不走！”

朱老總也深感不滿，彭德懷則是反對最激烈的一位。

兩天后，毛主席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給中央復信，批評“二月來信”太過悲觀，不切實際。

不過，毛主席和朱德對自己的職務和去留問題比較克制，表示服從中央安排，同時建議如果朱、毛離開，由劉伯承和惲代英接替。

作為下級黨組織如此不客氣地批評中央是不多見的。朱德雖然對中央來信表示不滿，但他從軍人服從命令的角度，認為主席對待“二月來信”的態(tài)度也有些過分。

看到多數(shù)人對“二月來信”持反對態(tài)度，毛主席干脆把中央來信和紅四軍前委的復信一起交給各支部討論：朱、毛該不該走？走一個還是兩個都走？誰來接替？等等。

四、劉安恭引發(fā)前委、軍委之爭

1929年5月初，劉安恭從蘇聯(lián)回國，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帶著中共六大文件來到紅四軍。

劉安恭是四川永川縣人，曾留學德國，參加過南昌起義，在蘇聯(lián)學過軍事。因有“托派”嫌疑，被蘇方遣返，中共中央也因其“托派”嫌疑，把他送到蘇區(qū)。蘇區(qū)消息閉塞，認為他是中央派來的大員，所以當時紅軍討論問題，都想取得他的支持。

劉安恭留過洋，又學過軍事，講起國際國內(nèi)局勢口若懸河，讓大家很是佩服。一時間，他的意見在紅四軍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劉安恭和朱德、陳毅都是四川人，他從蘇聯(lián)帶來的“一長制”——軍事首長負責制與朱德的觀點比較接近，所以劉、朱二人走得比較近。

陳毅則認為劉安恭下車伊始，就對紅軍內(nèi)部分歧問題亂發(fā)表意見，有欠妥當，提醒他應注意團結。但劉安恭不聽他的。

此時，毛主席已感覺到大家對他身兼多職有意見，而且他確實也忙不過來，就在前委會議上主動提出，由劉安恭接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

這樣一來，劉就位于朱、毛之下，陳毅之上。

這個意見在前委擴大會議上得到通過，但陳毅和林彪投了反對票。

劉安恭就任政治部主任以后，提出成立紅四軍的最高黨部，即恢復紅四軍軍委。

紅四軍政治部本來就是由紅四軍軍委改組成的，如今再次恢復，顯然是劉安恭想擴大自己的權力。

毛主席作為前委和特委書記，不便對劉安恭的提議表示反對，但是陳毅林彪?yún)s堅決反對。

即便如此，會議還是決定成立紅四軍臨時軍委，由劉安恭任書記。

5月23日，朱德、劉安恭聯(lián)名給中央發(fā)去《紅軍第四軍報告》，沒有讓軍黨代表毛主席署名。

劉安恭就任軍委書記以后，再次提出將臨時軍委變?yōu)檎杰娢?，并決定仿照蘇聯(lián)的做法，前委只討論紅四軍軍事行動，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情。

劉安恭的這個決定，實際上是讓軍委脫離前委領導，是下級黨委擅自作出限制上級黨委職權的決定，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

同時，劉安恭還在軍內(nèi)散布一種觀點，即：

紅四軍中有派別，朱德是擁護和執(zhí)行中央指示的；毛澤東喜歡自創(chuàng)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

毛主席本來準備在成立軍委問題上繼續(xù)讓步和妥協(xié)，但劉安恭得寸進尺的做法，讓他產(chǎn)生了“槍要指揮黨”的危機感。

毛主席決定起而抗爭——共產(chǎn)黨不要爭個人的兵權，要爭黨的兵權。

就是說，黨一定要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

在5月底的前委會議上，毛主席與朱老總二人產(chǎn)生了直接分歧。

主席認為，由于戰(zhàn)斗頻繁，部隊經(jīng)常轉(zhuǎn)移，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部隊，更有利于作戰(zhàn)，因此不必在前委之下、特委之上非要成立軍委，這樣做，實際上是“分權主義”。

朱老總等人認為，既然是紅四軍，就要有軍委。他指責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之嫌。

雙方爭執(zhí)不下，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這種情況下，主席認為自己作為前委書記已無法繼續(xù)工作，要求辭去前委書記職務。

6月8日，紅四軍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繼續(xù)討論是否成立正式軍委的問題。

最終，在彭德懷、陳毅、林彪等人的反對下，會議表決結果是不成立正式軍委。

但劉安恭會后仍對主席“黨管理一切”的主張大加抨擊，并提出各級負責同志要進行選舉，限期更換，等等。他的這個提議，實際上還是要剝奪毛主席前委、特委書記的職務。

主席非常氣憤，寫信要求辭職，前委擴大會議也竟然同意了，并任命“中立派”陳毅擔任代理書記。

五、紅四軍內(nèi)部大討論

此后很長一段時間，紅軍上下展開了“黨應不應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領導一切還是指導一切”等問題的大討論。

毛主席、朱老總、劉安恭也分別寫文章發(fā)表在《前委通訊》上，陳述各自的意見。

毛主席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是“最大的組織原則”，“一顆子彈不問過黨，都不能分配”。

主席還提出要在連隊建黨支部，由支部領導一切，黨員個人自由要受限制，等等。

朱老總對在連隊建立支部表示擁護，也不反對集權在前委，但主張“自下而上的民主”，反對“由上而下的家長制”，等等。

現(xiàn)在來看，主席的主張是正確的，但過于絕對化。朱老總所爭的，則是他作為前委集體領導下的一名軍長應有的獨立工作的職權，反對黨包辦一切。從軍事指揮意義上來說，他的意見是合理的。

但他堅持在前委的基礎上再成立軍委，導致軍隊領導權分散，就引起了與毛主席的激烈交鋒。

隨著革命的發(fā)展 ，毛主席的“黨管理一切”的主張，逐步完善為“以黨的領導為核心”，“一切工作歸支部”，則深化為“黨委領導下的首長負責制”。這樣，既堅持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黨政工作也有明確職責，就容易被人接受了。

在當時，共產(chǎn)黨領導的紅軍與軍閥部隊的一大區(qū)別，就是實行民主集中制，這也是共產(chǎn)黨人引以為傲的地方。所以，像朱老總這樣在軍閥部隊待過的將領，才會主張軍隊要實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遇事要交由下級自由討論，而不是長官一個人說了算。

但老總顯然未能充分認識到，戰(zhàn)爭年代的軍隊必須集權，必須按級服從；遇到大事應該由領導層討論決定，必須征求下級意見時，也要先由領導集體討論擬定了方案后，再拿給下級討論執(zhí)行。而不是先由下級討論，由下級決定最終方案。

八月失敗的教訓之一，就是先讓下級討論，導致朱老總、陳老總等黨政領導人無法控制和掌握住部隊。

這種認識上的分歧，加上主席當時血氣方剛，工作態(tài)度和方法上難免有不為人接受的地方，就引起雙方的爭辯。

至于劉安恭等人攻擊主席不服從中央指示和調(diào)動，顯然是沒有認識到主席為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的過人的英明和堅定。

以后主席頑強地頂住共產(chǎn)國際的錯誤指示，也同樣反映了主席這一最優(yōu)秀的政治品質(zhì)和膽識魄力。

這場論戰(zhàn)，雙方囿于當時的認識水平，自然沒有是非結論。然而，通過這個筆墨之戰(zhàn)，我們看到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光明磊落，看到了老一輩革命家不是為此爭個人名利，而是探索戰(zhàn)爭年代革命軍隊的建設問題。

當然，隨著革命的發(fā)展和個人的成長，朱老總也認識到了自己的局限性。

1962年，老總再上井岡山時，對陪同視察的毛澤民遺孀朱旦華說：

“我一直在想，當年井岡山會師才幾千人，主席就提出‘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士兵委員會；紅軍的任務不僅僅是作戰(zhàn)，同時要做宣傳隊、工作隊，要建立地方政權；摸索出‘十六字’作戰(zhàn)方針等等。現(xiàn)在回想起來，每一條都很深遠吶。”

老總說，在井岡山和轉(zhuǎn)戰(zhàn)贛南、閩西時，開始我并不信服主席，認為他沒有學過軍事，可是我已帶兵打仗多年。但實踐證明，主席是正確的，他看得想得比我深遠。得到這個“證明”，我黨我軍付出了很大代價，流了很多血，用了比較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