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知道耿占春老師，大概是2001年旁聽他的一次課堂講座。雖然已經淡忘講述的具體內容，但當時那種不明覺厲、高山仰止的感覺依然記憶猶新。而閱讀他的著作正是從那次講座之后開始的，如《隱喻》《話語和回憶之鄉(xiāng)》《觀察者的幻象》等。到張寧老師開設文學批評課，以耿占春2002年新出的《敘事美學——探索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小說》為重點討論文本，則是為我們打開了他文化詩學思想的大門。由于耿占春不僅從事文學評論、文化詩學研究，更是創(chuàng)作有多部詩歌和哲理散文，這使得他無論哪種文體的寫作都富有一種隱喻特質，總是彰顯著他對語言、修辭、敘事和社會生活關系的哲思?！稊⑹旅缹W》作為耿占春專門研究文學敘事的首部作品，可以說是集中展現了他對文化工業(yè)勃興以來敘事轉進的深度思考和由此進行的文化詩學理論建構。這部著作于我而言，時隔廿載之后再讀，依然收獲頗豐。

20世紀初期，因現代印刷和電影、攝影、廣播等現代媒介藝術迅速發(fā)展而勃興的文化工業(yè)，直接導致廉價文學藝術作品充斥市場，從而出現“媚世”（kitsch）的審美現象。究其根本，是因為現代技術誘發(fā)了文學藝術在創(chuàng)作方式、感性形式、傳播媒介等多維度的新變。正是在藝術產業(yè)化和產業(yè)藝術化發(fā)展道路交互影響的促使下，西方理論界對此很快便從藝術整體認知和文學創(chuàng)作新變兩個主要層面作出了深度回應。就前者來看，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1936年）中對文化工業(yè)生產所導致的藝術創(chuàng)造轉化進行了美學探析，并提出了著名的“靈韻”問題；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1935—1936）中，訴諸物——作品——真理的解釋學循環(huán)對何謂藝術進行了現象學哲學追問。就后者而言，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1936年）中，指出講故事的人和故事的衰落以及現代小說興起的重要原因在于，現代技術進步引發(fā)社會生存方式變革導致個體的經驗能力缺乏和經驗貶值；盧卡契則是在《敘述與描寫》（1936年）中區(qū)分文學敘述與描寫效果的差異時，指出了細節(jié)的獨立化、全知全能敘述人的消失、情節(jié)進展的現場性等現代小說創(chuàng)作新風格。這兩種理論路向，都表明文學藝術與社會歷史發(fā)展之間具有深層互動性關聯。

顯然，本雅明、盧卡契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的文學敘事轉向論，隨著文化工業(yè)向文化產業(yè)、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的躍變而相應發(fā)生新變?！稊⑹旅缹W》便可謂是基于20世紀末文化產業(yè)蓬勃發(fā)展的社會歷史背景，對敘事轉向演進的“接著講”：從研究問題來看，接續(xù)研究敘事在文化產業(yè)時代中的人文價值，且延續(xù)哲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文化學等多重切入視角，而沒有采用重點討論言語、語義、結構、敘述策略等敘事要素的理論范式；從研究方法來看，所采用的辯證模式和歷史轉義論方法，具有鮮明的文藝社會學特質，即通過建構文體及文體形式變化與其所處社會歷史語境之間的關聯，發(fā)掘并呈現虛構敘事的演進規(guī)律。據此，《敘事美學》得以聚焦于文學敘事從經典現實主義小說向“百科全書式”小說的演進，并在呈現文學敘事往昔與當下的過程中提出了建構“個體的神話詩學”的理論設想。

在耿占春看來，敘事形態(tài)與“社會—歷史”結構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即“社會—歷史”結構的變革必然相應引發(fā)敘事結構的變革。20世紀中葉之后，科技進步對社會生存結構的重構重塑效應日趨凸顯，富有時代性的生存悖論的審美超越自然要求訴諸新的文學藝術形態(tài)與內容。誠如耿占春所言，虛構敘事的小說儼然被報紙副刊、電影、電視劇等文化產業(yè)形態(tài)所取代：“古老的敘事藝術和講故事的能力在認真嚴肅的小說敘事領域沒落了，卻成了一本萬利的文化工業(yè)?！毕鄳?，虛構敘事追求真實的功能也為新聞、信息等所取代?，F代小說相較于傳統(tǒng)神話、史詩、現實主義小說等，主人公行動能力的喪失致使內容出現“向內轉”，人物心理自然成為敘事的重點所在：“現代小說更為關注的是一個喪失了行動能力和行動意義以及行動的可能性的激烈的內心過程和病理性的內心經驗?！?/p>

耿占春認為，傳統(tǒng)經典小說的敘事模式已無法描述現代復雜的歷史生存境況，虛構敘事沒落的原因主要在于：歷史、個人生活喪失崇高感、從悲劇轉變?yōu)橄矂?；時間價值觀念和空間感知體驗的深度變革導致個體生存經驗貶值甚至變質；“現在時”的長度變短、速度變快、重復變多，使得自身喪失了故事空間和敘事性；人文個人主義和經濟個人主義，則是加劇了經典敘事的危機。盡管經典敘事的沒落具有時代必然性，但這并不意味著虛構敘事失去了存在的價值，而是充分表明它在演進中需要調整和重建。

至于虛構敘事的發(fā)展走向，《敘事美學》提出了“百科全書式的小說”的論斷?，F代社會生存的偶然性、多義性、碎片化，致使小說敘事出現了主題多元化、敘事破碎化、意識觀念多中心、敘事主體和敘事角度多元化，從而最終促發(fā)以“百科全書”作為敘事方法的小說的出現。百科全書式小說，因大量引用已有文本而呈現出結構的未完成性、內容的開放性、敘事的探索性、主題的多樣性等鮮明特質。如果從敘事本身的演進歷程來看，百科全書式敘事是現實主義小說敘事高峰之后，文學創(chuàng)作基于現代乃至后現代生存人類狀況和敘述方式之間的關聯性作出的一種積極探索。依據《敘事美學》的相關論述可知，福樓拜的《布瓦爾與佩居謝》、卡爾維諾的《未來千年備忘錄》、帕維奇的《哈扎爾辭典》、?？频摹睹倒宓拿帧泛图{吉布·馬哈福茲《杰巴拉維的孩子們》等，都是屬于探索新虛構敘事方式的“百科全書式”小說。

在解析小說敘事如何走向“百科全書式”的過程中，《敘事美學》從文藝社會學立場出發(fā)，重點討論了如下問題：敘事與歷史之間的模仿關系，提出“不是敘事模仿了歷史現實，而是歷史或人類社會模仿了故事”；文學敘事與歷史敘事的交織，認為歷史敘事的情節(jié)化彰顯出了歷史的虛構性；敘事中的“元語言”與“方言”，強調“方言”承載著不同于“元語言”的“世界觀”“評價體系”和“價值體系”；敘事是否是故事判斷依據，主要包括故事的內涵、講故事的人和講故事的功能三個方面，且敘事無論以神話、史詩還是以歷史形式呈現都承載著知識建構傳播功能；相較于線形時間及其所蘊含的進步史觀，圓形時間及其循環(huán)往復的時間觀對敘事影響更深，但現代社會占據主導地位的“商人時間”觀念對節(jié)日時間、儀式時間、神話學時間、宗教時間等形成了解構；敘事時間是附加在自然時間、歷史時間之上的想象時間，時間的色彩與形態(tài)、事件敘述節(jié)奏、情節(jié)構成了敘事時間的尺度。通過從社會學、哲學、文化學、歷史學等視角切入闡釋敘事的當代轉進，《敘事美學》不僅為深度理解生活、歷史、文化等提供了新路徑，而且展現出對西學觀念的反思和對新文化史觀的建構。如關于史詩、神話型敘事關于族群“起源”的追溯敘事，他指出：“把世俗權威和世俗權力誕生的基礎追溯到創(chuàng)世和初始時間，把某個統(tǒng)治集團或家族世系追溯到上界，把家族的譜系追溯到諸神的譜系，以確保世俗權威的神圣性與合法性。這是古代社會論證權力合法性的方式?！焙翢o疑問，這從根本上言明了古代政權更迭后新王朝統(tǒng)治者建構族群歷史敘事的目的。再如，關于啟蒙史觀中的“進步”觀念，耿占春強調：“進步只是一個更大的輪回之圓環(huán)上的一個極短的直線時段，是一段有限的時期內的編年史的觀念?；蛘咧皇菑目臻g中的某個懸點向其對跖點的重復擺動?！边@就對重識重估歷史演進中的“非同一性”“復古性”內容，提供了理論依據。

《敘事美學》最為重要的一個理論貢獻，莫過于“個體的神話詩學”的提出與建構。所謂“個體的神話詩學”，是以“個人”神話作為創(chuàng)始，采用“儀典—神話”敘事方式，呈現循環(huán)特質的圓形時間，在集體意識、集體經驗、人類歷史背景下講述個體生存，揭示現代社會歷史的存在秩序?！皞€體的神話詩學”類型的小說，是在近現代“社會—歷史”觀念變革下隨著社會結構重組進行的小說結構重構，和“寫在羊皮紙上的歷史”小說一樣，是“百科全書式”小說的一個重要類型。顧名思義，“個體的”是與神話、史詩、傳統(tǒng)小說等的集體作者創(chuàng)作相對立的，表明了“作者”的變化；但“個體”又不是脫離集體、脫離社會的“個體”，而是富有社會生存經驗、集體意識、集體經驗的“個體”。正如耿占春所強調的：“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小說所要做的是建立一種個體的批判的神話詩學是對集體經驗和集體記憶的重新‘引用’?！笨梢哉f，“個體的神話詩學”充分呈現了敘事演進中的矛盾性、復雜性與多元性特質。

通覽《敘事美學》可知，耿占春的文化詩學理論不僅注重研究敘事元問題，而且富有鮮明的人文主義色彩。這不僅僅體現在他對敘事演進轉化過程中“人文主義個人”的關注，更表現在關涉作品文化來源的豐富性、歷史觀念的復雜性和哲學觀念的多元性。雖然《敘事美學》是以研究小說虛構敘事為主線，但敘事本身關涉著文學、歷史、哲學等，敘事結構因“社會—歷史”結構變革而發(fā)生的變革同樣存在于多個學科?！靶≌f寫作和整個人文學科一樣，是復現、轉述、闡釋他人話語的一種方式?！闭纭皞€體的神話詩學”彰顯的人文主義目標所表明的，他的文化詩學最終旨在呈現個體與共同體的復雜關聯，展現生存方式的多元一體。以關于“連續(xù)性”的論述為例，從情節(jié)的連續(xù)性到時間的連續(xù)性再到歷史的連續(xù)性的宏大敘述，實則是以“起源論”為根基、隱藏著“發(fā)展”“進步”“解放”等價值判斷。所以，《敘事美學》強調了“非情節(jié)化”敘事的價值，發(fā)掘出那些散亂的、異質的、斷裂的、破碎的內容和共時性、非同一性的成分。“個體的神話詩學”便能將“情節(jié)化”與“非情節(jié)化”融為一體，形成一種敘事張力，展現出多元開放的人文內容與價值。

尤為需要述及的是，《敘事美學》本身呈現出了鮮明的“百科全書式”寫作特征。耿占春沒有運用通常的論證言說方式，而是采用講述、轉述、引述等方式來剖析敘事的現代轉進。他貌似在轉述講解本雅明、盧卡契、巴赫金、利奧塔、福柯等人的思想，實則將自己觀點暗藏其中，以隱在方式呈現出來。這部著作雖然沒有實現他創(chuàng)作虛構敘事作品的愿望，實際上卻以理論話語的方式呈現了“百科全書”敘事方法的魅力，依托觀點轉引在“互文性”中凸顯出文化詩學建構的理論縱深。

在虛擬影像、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日新月異和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蓬勃發(fā)展的當下，重讀《敘事美學》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人類真實生存經驗與虛擬世界之間關聯性如何建構敘述問題的復雜性。特別是在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講好故事”凸顯“敘事”重要性的時代背景下，文學藝術的敘事演進更加復雜多變?；蛟S可以說，在真實生存世界與賽博虛幻世界之間開辟敘述空間的“百科全書式”敘事，正在彰顯魅力的路上。

歌不應該與小說散文區(qū)分，成為越來越邊緣化的文體

“從八十年代初首次發(fā)表詩歌評論，不知不覺已經過去了四十年?！彪m然中間有職業(yè)上的變動，也有不同時期寫作上的階段性興趣，但一直保留了對現代詩的閱讀，耿占春把讀詩視為個人思想靈感的源泉，激活感受力與理解力的途徑，讓語言處在某種開端狀態(tài)和語義生成狀態(tài)的方法，換言之，也是防止語義固化和語言腐敗的方式。

耿占春談到，在我們的傳統(tǒng)中，詩屬于六經之一，而這里有一個深刻的區(qū)別，其它經書如禮樂屬于一個時期社會性的規(guī)范性知識，而唯有詩屬于非規(guī)范性的描述性知識，也就是說，它描述經驗、思想、感受，而不是企圖規(guī)約它們，詩讓我們保持思想、感知和語言的活力。故而有十八世紀的思想家章學誠所說，自漢以后，對后世著述家影響越來越深遠的是詩，而非其它制度性的知識體系。

“在此意義上，詩不應僅被理解為與小說、散文、評論區(qū)分開來的一種文體，而且越來越邊緣化的文體，夫子的教誨仍然具有當代意義：不學詩無以言。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發(fā)生過從詩歌轉向思想的時刻，這種轉換在每個有抱負的時期都可能再次發(fā)生。因此，詩歌不只是詩歌批評家的專業(yè)，而理應成為當代人文思想的一種共享資源?！?/p>

紅星新聞：你已是獲獎無數，而這次摘得星星年度評論家獎，對你來說有什么不同的意義？談一談你對這一獎項的認識？

耿占春：獲獎不是從事自己喜歡做的工作的初衷，不過獲得星星詩刊這樣無需個人申報也不知情的獎，還是愉快的，它意味著來自同行的一種認可。

紅星新聞：作為當代文學的觀察者，你最關注的是哪些方面？

耿占春：我其實更關注文學的一些功能，比如：語言、敘事、修辭。因為這不僅具有文學的意義，在很多領域都是很重要，比如敘事，在新聞調查、司法調查等很多領域都是需要的。之所以考慮語言、修辭、敘事這樣的問題，是為了觀察這些文學性的要素，在這個社會生活中的一種運用和擴展，由此，也可以觀察給語言、修辭、敘事帶來變化的外部環(huán)境。比如打個比方，就像現代小說的多人稱敘述，多角度敘述，而不是一個全知全能的敘述人，這種重大變化，我覺得更多來自于社會生活中的敘事變化，比如說司法調查，或者說新聞調查都會不只有一個敘述人和一個角度的敘述。一定是多元的話語，多角度的敘述，多人稱的敘述，因為每個人都是某個事件的不完整的見證人，不完整的敘述者，所以他采用了更多人稱的敘述。所以，我會關注語言、敘事、修辭和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

紅星新聞：做一名優(yōu)秀的文學評論家，最需要具備什么品質？

耿占春：作為一個批評家，肯定首先是一個很好的讀者，當然這個閱讀，它既包含了對文學作品、藝術的解讀闡釋能力，也包含著對這個文學文本和社會歷史語境之間關系的解讀和闡釋。

紅星新聞：如今大部分文學批評家，沒了批評，只剩吹捧，你認為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說法，而我們應該如何去做，才能成為做到不被束縛，敢于批評？

耿占春：現在確實如你說的，這個現象是存在的，批評家所寫的文章，對作品的肯定有些是多余的，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的社會時代人際環(huán)境的因素。另一種，就是批評家力圖向讀者推薦比較好的作品，而有一些可能比較差的東西，他就不一定去寫評論，所以就給人的感覺，可能是批評家所從事的工作，贊揚贊賞多于批評。其實，這也是給批評家的一個批評，就是批評家還是要更多通過對作品的闡釋，對作品的問題提出相應的一個批評性的判斷，不能把批評變成一種現在大家都不滿意的這種狀況。

紅星新聞：創(chuàng)作需要肆意，而批評卻是挑剔的。你是評論家也是詩人，這兩者是否會給你帶來矛盾？

耿占春：批評和寫作寫詩之間應該也沒有那么大的矛盾，像我們的前輩詩人里邊有不少的詩人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學批評，比如聞一多，作為一個學者，他同樣能夠寫出很好的詩歌，這二者的協(xié)調是可能的，當然我力爭能做的更好一些，能夠有他們這些詩人、批評家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紅星新聞：你覺得當代詩壇，有哪些現象是我們需要警醒的？

耿占春：這個問題，其實是很難一下談得清楚的，尤其在現在的這樣一個語境里邊。通常我們希望作家，詩人關注社會現實，關注歷史，但實際上，我們經常會在這種倡導下，又恰恰躲開了。因為這個時代的詩人和作家，肯定是要在自己時代的經驗中去思考、表達，所以，可能這個問題，仍然還是關注如何處理文學與現實之間的這種關系。

原載《大觀·東京文學》2025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