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運動是中國近代工人運動的高潮，也標志著大革命高潮的到來。經典工運史研究較多關注近代中國工人的生活與工作、組織與運動，論證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過程；新工運史則結合社會科學視角，辨析工人運動的主體，關注工人與資本家、政黨的互動，展現(xiàn)復雜的社會因素對工運的影響。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工運史研究回歸黨史與革命史的敘事框架，從中共的組織、策略等方向展開討論。但革命史的書寫或重在事件的起因、“三罷”斗爭的過程及其影響，或著重考察中共的動員、宣傳與組織特征，較少分析工運的具體斗爭方法。五卅運動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1925年春至次年秋上海工運此起彼伏。根據(jù)形勢變化選取合適的斗爭方法，是中共對工運早期探索的重要實踐。正如鄧中夏所言，上海日本紗廠罷工起初是“在萬分危急的當中，竭心盡力運用種種戰(zhàn)術”才取得的勝利，“這些戰(zhàn)術是很可寶貴的經驗”。

五卅運動

國際工運史存在同盟罷工（strike）和同盟怠工（sabotage）兩種斗爭方式。同盟怠工因其隱蔽性與模糊性，常被認為缺少政治性與斗爭性，“曠工、偷竊、怠工或毀壞機器等小打小鬧”不足以反映政治效果與影響，容易被學界忽視。實際上，有組織的同盟怠工并非“小打小鬧”，而是革命時期具有理論性、組織性與影響力的斗爭方法?！巴说」ぁ痹?9世紀末由法國總工會領袖普熱（Emile Pouget）提出，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初，怠工斗爭被廣泛運用于法國工人運動，傳入美國后成為工團主義組織的標志性斗爭手段，并于一戰(zhàn)后傳入日本和中國。

五四時期，關心勞工問題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認識到怠工“比罷工還兇”。早期共產黨人陳望道、李達等都曾引介過同盟怠工的斗爭方法。這一概念的傳入，使以往被忽視的怠工行為進入輿論視野，也為此后工人運動發(fā)掘斗爭手段提供了新的契機。20世紀20年代中期，上海迎來持續(xù)的工運高潮，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中共黨員聚集上海，這些都為同盟怠工在中國的實踐與探索創(chuàng)造了合適條件。但是，由于工團主義理論缺陷、專有名詞泛化等原因，“怠工”與“罷工”的區(qū)別很少在我國的工運理論與工運史料中體現(xiàn)出來，相關研究也有所缺憾。本文以五卅前后上海工人同盟怠工為例，展現(xiàn)中共早期工運斗爭方法的探索過程，也是將中國工運史研究放回到國際工運史大背景下進行觀察的一種嘗試。

同盟怠工的最初嘗試

中共創(chuàng)建之初十分重視工人運動，特別是對產業(yè)發(fā)達的上海地區(qū)工人的宣傳與組織工作。滬西小沙渡集中了日本內外棉紡織株式會社的十多家紗廠，1924年中共在此成立滬西工友俱樂部，由李立三、鄧中夏、孫良惠、劉華等負責。滬西工友俱樂部給工人普及文化教育，講述身邊故事與家國大事，向工人宣傳階級團結與斗爭意識，取得了良好效果。1925年2月2月，上海日商內外棉八廠發(fā)生了日本領班打人事件，工人不服、進行交涉，廠方強行開除50余名工人，借機替換為更聽話的“養(yǎng)成工”。工友俱樂部非常重視這一事件，經過上海黨組織的研討與批準，確定“反對東洋人打人”的口號，于9日舉行全市日本紗廠的同盟大罷工，內外棉紡織株式會社的12家工廠參加罷工，并波及日華、大康、豐田、裕豐、同興等其他日商紗廠。26日，資方接受協(xié)議條件，各廠工人陸續(xù)復工。這是五卅運動前的第一個工運小高潮，史稱“二月罷工”。從這次罷工到五卅運動爆發(fā)的3個月是上海工運的低潮過渡期，也是同盟怠工與罷工交錯配合的探索期。

二月罷工過后，日商醞釀反制措施。罷工爆發(fā)時紗價低落，棉價奇漲，日商紗廠因害怕罷工耽誤賺錢而同意復工。但到了四五月間，市場價格平復，日商紗廠決定暫時關廠歇業(yè)，并趁機打擊工會勢力，開除工運活躍分子，對于已商定的復工協(xié)議也借口推脫，不給工人發(fā)工資。工人對此非常不滿，開始自發(fā)進行小范圍的罷工。據(jù)租界警務處觀察，內外棉四廠、五廠、七廠、八廠、十二廠和十五廠的工人都“處于騷動之中”。

由于分散的小范圍的罷工效果并不好，滬西工友俱樂部決定引導工人的反抗斗爭。5月1日，劉華在俱樂部大會上主張先派代表與廠方談判，以再次罷工警告之，工人方面則“放下工具，但人仍留在廠內直到達成協(xié)議為止”。劉華說：“目前棉貴紗賤，日本資本家正想用關廠的辦法來對付我們。如果我們罷工，正中他們的詭計，對工人不利。我們現(xiàn)在應該采用怠工和輪流罷工的方式來進行斗爭?！惫と舜硪怖斫膺@個靈活行動的策略，表示“它要關廠，我們就來個堅決上工；它要開工，我們就跟它磨洋工！”

從5月4日起，內外棉三廠、四廠、八廠、十二廠、十五廠以及同興一廠、日華四廠等工廠工人都參加了怠工行動。7日，同盟行動達到高潮，工友俱樂部嘗試和廠方談判，但未能成功，于是勸工人復工，以免局面不受控制，10日左右基本復工。但從11日開始，日華紗廠、內外棉十五廠相繼開除工人，工人又繼續(xù)怠工。由于當時日本國內工人運動頻發(fā)，有著類似經驗的日商很快就識別出上海工人同盟怠工的行動特征。上海日本商業(yè)會議所的報告和報紙都記錄了這個過程，稱4日至9日日商紗廠工人表面有序進出工廠，實際消極怠工，有中共黨員暗中聯(lián)絡組織，這次行動是“彌漫滬西紗廠之怠業(yè)風潮”。

這期間，工友俱樂部一面勸說各廠代表，避免工人態(tài)度過于強硬，一面向廠方提出調解條件與建議。鄧中夏、劉華在工會干部會議上表示，目前棉紗市場不利于罷工，待到八九月份新棉上市經營順利時，廠方自然會想辦法求工人上工，“這一時期的斗爭只宜采取怠工等方式，如做得慢、做得壞、損壞機器、損壞貨物等”。為避免引起資本家的政治壓迫與經濟恐慌，中共上海地委也肯定了這一做法，并設想如果日本資本家專攻一個廠，工人仍要克制，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繼續(xù)完善工人組織，最后“擴大全般之怠工可以抵制之”。此時上海黨組織采取了同盟怠工這一克制性抵抗方法，但只是初步嘗試，尚未達到理論自覺。

這次同盟怠工讓租界當局措手不及。巡捕房接到消息后派包探去彈壓工運，卻發(fā)現(xiàn)工廠“秩序尚佳”，“一、二日內恐不易解決”。這種非暴力、有秩序的怠工行動，讓警方無從干涉。日商在總結經驗時也承認“工人之罷工，亦漸巧妙”，日后須靈活應對。怠工斗爭迫使廠主只能采取清退、關廠等措施，而工人也就有了合理合法的上工要求。

但是，顧正紅慘案打破了工人怠工防守的局面。15日，內外棉七廠資本家稱，因其他廠怠工而無法供應原材料，停工兩天，不準工人進廠。中共黨員、工運積極分子顧正紅帶領工人沖進廠區(qū)要求上工，在沖突中被打成重傷。事發(fā)突然，工友俱樂部第一時間告訴工人繼續(xù)怠工，“務必克制自己，切勿報復，切勿毆打日本人”，并向廠方提出查辦、賠償與恢復原條件的解決方案，“宗旨以不擴大罷工為要”。

幾天后，顧正紅去世的消息傳來，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工友俱樂部舉行追悼活動，并散發(fā)傳單、組織游行和發(fā)表演說，上海學生聯(lián)合會也積極加入到運動中來。30日，英國巡捕槍擊學生和市民的五卅慘案震驚各界，以工人、學生與小商人為主體的大規(guī)模民眾運動爆發(fā)。31日，上?？偣_成立，號召全體工人舉行同盟罷工，提出懲兇、賠償與爭取多項工人權利的要求，并向國內外工人組織開展宣傳工作。罷工、罷課、罷商在6月達到了高潮。

綜上，從二月罷工到五卅運動，看似是一個由前奏到高潮的漸強過程，實則其中隱含著工運的低潮危機。二月罷工取得勝利后，勝利果實遲遲沒有到來，資方不履行協(xié)議，拖延發(fā)放工人工資，并清除異己，這不僅引發(fā)工人不滿，也使工友俱樂部處于被動危險狀態(tài)。但經歷二月罷工勝利的工人仍保持著斗爭積極性與組織聯(lián)絡，于是工友俱樂部決定引導工人的反抗斗爭，采用同盟怠工的方法，用理性與克制堅守，以待時變。上海的日資紗廠和租界當局對于同盟怠工并無有效反制手段。在這場較量中，工會和資方實際上是在比拼耐力和控制力，手握暴力武器的日資紗廠和租界當局反而更難掌握尺度，很快就發(fā)生了顧正紅慘案與五卅慘案。中共立即轉變策略，發(fā)起宣傳動員攻勢，五卅運動在民眾怒潮中轟轟烈烈地發(fā)動起來了。

同盟怠工的專門部署

五卅運動高潮過后，商界逐漸退出斗爭，7月只有工人仍在堅持罷工，8月初上?？偣紤]復工談判，八九月份工人陸續(xù)復工。既有秩序恢復后，工會工作也回歸日常，但資方不肯善罷甘休。因為上?？偣闪⒑缶统蔀橹泄差I導工運的標志性組織，所以在遭到資方反攻時首當其沖。外商勢力一面派幫會分子在工會內部搞破壞，一面借官方勢力從政治上向工會施壓。9月18日晚，淞滬警備司令部派軍警查封上?？偣⒋犊偣殕T，限令其百余分會自行取消。其實，中共上海區(qū)委對于這次封禁早有準備，并且一直在商討對策，怠工就是討論的主要對策之一。

9月12日，上海區(qū)委提前獲知總工會即將被封禁的消息后召開緊急會議，提出4種應對方案供討論。一是封禁后組織無定期罷工，并恢復總工會；二是組織有定期的罷工，一兩天即可；三是采取怠工方法；四是不罷工不暴動。經過討論，會議決定采取“退守政策，以保守儲蓄既得的勢力與陣線，同時積極努力干基本的秘密組織工作，待時而動”，但具體方案仍無法確定，罷工有風險，怠工有待再商議。對于怠工，會議認為：“怠工完全無用，適足以資工廠開除活動分子，并且在幼稚的程度，無極好之訓練，亦辦不到。怠工能做固比罷工厲害，但很難做”。換言之，在主觀條件上，怠工對組織者和參與者的要求很高，但在客觀條件上，怠工符合當時的退守政策。

18日，上海區(qū)委召開主任會議，經中共中央批準，在考慮客觀條件后決定在上述4種方案中選擇采用怠工斗爭方法，“罷工是不可能，只有怠工之一法以對付之”。此時上海工運形勢較為嚴峻。一是五卅運動后資方開始采取反制手段，如毀約、大規(guī)模開除工運活躍分子、利用工賊流氓搗亂，以及通緝、逮捕上海總工會多位負責人；二是因為大罷工剛剛告一段落，復工條件已基本滿足工人所提要求，包括上?？偣趦鹊恼{停各方在短期內沒有理由再次組織罷工；三是從全國政治形勢來看，各方關注點都在關稅會議上，安福系政客與奉系軍閥企圖借壓迫工人獻媚帝國主義以期在關稅會議中獲利，另有奉系軍閥欲重開江浙戰(zhàn)事并先鎮(zhèn)壓工運的傳言，不利于開展工人運動。因此，上海區(qū)委決定進行弱勢反抗，以資本家不履行“不許開除工人”的約定為由實施怠工。

由于上海區(qū)委已經意識到如果不仔細安排怠工而只“在幼稚的程度”則達不到效果，所以專門發(fā)布《關于怠工行動的宣傳大綱》，要求下級組織“在工人群眾中作有系統(tǒng)之宣傳”，“須得全體工人明了而一致”。首先，要向工人解釋，組織怠工行動的原因是資方不顧信用而開除工人，破壞五卅運動所達成的復工條件；其次，要明確此次怠工斗爭只是要求資本家信守承諾，“恢復已開除的工人之工作，并答應此后不能再開除參加此次罷工的工人”；最后，此次斗爭不采用激烈的罷工形式，“只用消極的手段達到我們的目的，這消極的手段就是怠工”。

《宣傳大綱》還特別說明了怠工與罷工的不同，即“怠工更加要工人齊心一致，怠工是無形的罷工，怠工對于資本家的損失也是無形的。故怠工比罷工更難做，須得應用巧妙的方法：一方面工人須能齊心一致；他方面須使資本家明知之，而找不著工人的過錯”。怠工可以采用兩種方法：一種是“有形怠工，是停車，各部工人仍站在原位不走開”，這種方法容易遭到資本家的破壞，更難實現(xiàn)，因而要指導工人量力而行；另一種是“無形的怠工，是損壞機件，耗費原料，減少出品及重要部分工人托故請假等等”。同時，《宣傳大綱》對工運組織者和工人也提出了要求。“因怠工比罷工難做，故準備怠工須得比較準備罷工時還要嚴密，務使指揮者能夠如意指揮，指揮者發(fā)出怠工暗號時，工人即須齊心一致才行；指揮者發(fā)出停止怠工暗號時，工人亦須齊心一致遵守”；“最重要的是工人能夠大多數(shù)了解此次怠工的意義，能夠齊心一致，實行能有把握，才能決定實行”。此外，工會還要根據(jù)各廠情形特別擬定計劃。由此可見，上海區(qū)委十分重視此次怠工行動，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和部署。

不出所料，18日晚上海總工會果然遭到封禁，怠工方案進入實施階段?？偣环矫姘才琶孛芙M織工作，另一方面“采用怠工政策，以抵制廠主之開除工人的手段”。上海區(qū)委21日開會討論如何啟封總工會，23日重申“目前的政治時機不利于工人暴動，同盟罷工亦成強弩之末，難于指揮如意”，決定兼采“消極反抗”與“積極反抗”兩種策略。除怠工之外，總工會還組織工人代表請愿、工人聯(lián)合簽名發(fā)表宣言、各團體發(fā)表通電宣言，以及計劃組織小規(guī)模的罷工。但是，和預料的結果一樣，積極的罷工行動很快遭到鎮(zhèn)壓，只有各廠的怠工和各團體的請愿、宣傳活動堅持下來了。內外棉七廠、四廠、十二廠以及日華紗廠、同興紗廠、東亞麻袋廠等都參與了同盟怠工，一個月內“各廠怠工之次數(shù)，約均在一次至五次，所得的結果亦均甚為完滿，如已能使廠主不再開除工人，發(fā)補助金，增加十分之一的工資等”。此次同盟怠工斗爭配合工人請愿、發(fā)表宣言等行動，用怠工的方式表達工人節(jié)制有度的反抗態(tài)度，一直堅持到上?？偣_恢復辦公；同時為工人爭取到一定的保障和福利，延續(xù)了五卅運動后工人的斗爭積極性，抑制了資方的進一步反攻。

五卅運動時上海街頭抵制洋貨的標語

怠工的經驗總結與再實踐

1926年，中共內部對五卅運動進行總結，其中涉及對于怠工的判斷與分析。蔡和森向共產國際報告五卅運動情況時提及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怠工行動。他認為，雖然上海日資紗廠的二月罷工是經濟斗爭，卻取得了政治斗爭的成果，使用怠工方法是中共引導工人繼續(xù)斗爭的關鍵因素之一。他說，復工后“玩弄招數(shù)的廠主非常猛烈地向工人進攻”，經濟斗爭的成果未能實現(xiàn)，工人因不滿而自發(fā)舉行小規(guī)模罷工，但效果不好，“因此，我們黨作出決定，工人不應采用罷工方法，而應用怠工方法進行活動。當時，廠主為了對付怠工，開始關閉工廠。工人拒絕離廠，與警方發(fā)生沖突，在這場沖突中工人顧正紅遭到殺害”，由此引發(fā)五卅慘案與大罷工斗爭。

瞿秋白早在1920年就介紹過國外的怠工方法，在總結五卅運動時也談到了上海的兩次同盟怠工。他描述二月罷工后日本資本家“千方百計悔約、壓迫工人，故意挑釁，要想趁勢奪回工人的勝利”，工人仍然承受奴隸一般的壓迫，“所有日本廠里的工人時時刻刻在憤激怠工之中”，結果日本資本家“以武力強迫怠工工人離去工廠”，引發(fā)慘案與后續(xù)的工運升級。瞿秋白還表示，五卅之后上海總工會被封禁、劉華被害，但“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同興、怡和及其他紗廠，漆匠、木匠、車夫、石印工人等的罷工怠工……仍在勇猛斗爭”。這份總結公開發(fā)表在《新青年》上，并沒有說明上海工人怠工斗爭的決策過程，但從內容可以看出，瞿秋白對于上海工人的怠工實踐是有所了解的。

惲代英此前已了解到國外的怠工是工人對資本主義的反抗，而上海紗廠的怠工斗爭令他印象深刻。他在回顧1925年4月上海工運時說：“日本資本家極力想法的破壞以前的條約，隨意開除工人，苛待工人，引起工人的憤怒”，“一般工人以壓迫厲害之不安，又以為前次罷工勝利，可望同樣結果，都要罷工”，但有經驗的同志主張此時“盡可以不罷工”，因為棉紗市場價格變化，4月相比2月不利于工人罷工。惲代英強調廠方的強勢反攻與市場行情密切相關，這是無法改變的不利條件，但也是進行怠工斗爭的好時機。

由此可知，蔡和森、瞿秋白和惲代英等對于組織怠工斗爭有一定的考量，即在敵人強勢反攻、客觀條件于己不利的情況下，中共應有策略地引導工人的斗爭積極性，而怠工不失為明智且現(xiàn)實的選擇。

1926年5月，中共中央調趙世炎任上海區(qū)委組織部部長、上?？偣h團書記。趙世炎在留法勤工儉學期間參與組織華工運動，受到法國工運氛圍熏陶。法國有著悠久的工運傳統(tǒng)，是工團主義同盟怠工的發(fā)源地之一。后來趙世炎又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接受赤色職工國際的指導。1924年，他開始介紹赤色職工國際所討論的工運戰(zhàn)術與戰(zhàn)略問題，指出工運經驗是世界的，應該“從世界各國所有罷工經驗中得出共同的方法或原則”，“推演出來成為一種戰(zhàn)術”，從而提高國內工運斗爭水平。趙世炎對工運的政策、戰(zhàn)略與戰(zhàn)術很感興趣，介紹過罷工的多種類型，如偶然的罷工與有組織的罷工、進攻的罷工與退守自衛(wèi)的罷工、經濟的罷工與政治的罷工，以及地方的罷工、區(qū)域的罷工、產業(yè)的罷工、總同盟的罷工、國際的罷工等。它們各有特點，工會應該根據(jù)形勢變化采用不同的策略，如“經濟的罷工與政治罷工一樣，在階級爭斗中有同一的使命”，又如退守與進攻同樣重要，且“退守的方法是往往較難于進攻的”。這些理論方法對趙世炎等在上海的工運實踐產生了很大影響。

趙世炎在《上海最近的罷工潮》《再論上海的罷工潮》《三論上海的罷工潮》等文章中認為，工人應當了解工運的戰(zhàn)術和“對于資本家走狗及工賊的應付策略”，怠工也是一種戰(zhàn)術，“最近各業(yè)怠工運動的次數(shù)，略少于罷工，但都得了勝利的結果。這事是工人群眾要求利益，表示力量的有效方法之一種。有些工廠的怠工，是因同情于別廠之罷工而起的。怠工亦是‘罷工戰(zhàn)術’之一種，此后各業(yè)工友應聰明的運用”。他強調，工人光有講義氣、講團結的階級覺悟是不夠的，還要懂得“階級斗爭的戰(zhàn)術”。上海區(qū)委書記羅亦農也認為，能否很好地應用策略是工運成敗的主要原因，“每個策略的決定是就當時當?shù)氐那樾味鴽Q定”。雖然上海區(qū)委主觀上更加重視斗爭的策略與方法，但上海的工運形勢卻在不斷惡化之中。

1926年6月五卅周年紀念之際，上海發(fā)生多起罷工并引發(fā)沖突事件。27日，淞滬警察廳以調停罷工不力為借口，再次封禁上?？偣?。當天晚上，上海區(qū)委召開主席團特別會議商討對策，決定采用“和平要求上總啟封”的總策略，在宣傳和行動上仍要保持上?？偣脑械匚?，具體方法和第一次啟封運動類似，以啟事、宣言、訴苦、請愿、宣傳為主，繼續(xù)支持正在進行的絲廠罷工。

會議再次因怠工引發(fā)爭論。羅亦農和趙世炎認為，空喊口號是不夠的，要做怠工的準備。趙世炎表示，外商工廠都適合怠工，華商的印刷工廠也可以組織怠工。但林鈞認為工會實力不足，在當時的形勢下沒有必要組織怠工，如果怠工控制不好反而會導致工人被開除和工運失敗。林鈞是上海浦東人，1924年在上海大學學習并加入中共，1925年作為學界代表積極參與五卅運動，成為民眾運動的骨干。雖然羅亦農和趙世炎認識到了怠工有表達政治反抗的重要意義，但還是部分采納了林鈞的觀點，認同要防止小沙渡工人過分暴動。因此，會議決定“怠工問題暫不討論與提出，惟對各部委可先報告，但不準實行”。

從這次討論可以看出，怠工看似溫和，但如果控制不好可能會激起資方更加猛烈的反攻。但羅亦農、趙世炎等更加看重怠工可以展現(xiàn)總工會的反抗決心，對于怠工抱有積極探索的心態(tài)，同時表示即使是試驗性的行動也要有所準備，不希望總工會毫無作為，在政治上表現(xiàn)軟弱。

次日，上海區(qū)委向各部委傳達了“和平啟封”的政策。羅亦農強調：“我們要曉得這次壓迫是有計劃的，我們如只是登廣告等，是失掉群眾的，必要有積極的辦法，嚴重的表示”，要大規(guī)模宣傳啟封，“要準備怠工，目前不即決定，口號不要提出”。趙世炎也提醒說：“上總被封是壓迫的開始，也未可知，不過我們在工作上千萬不要弛緩，要特別緊張與小心”。在總工會被封后的前兩天，上海區(qū)委判斷，這一次封禁背后恐有敵人進一步反攻的危機，準備組織怠工就是為了應對更大的反攻，怠工相較于請愿、發(fā)傳單與報刊宣傳等方法，是一種更加有力的反擊。

三天后，情況有所變化。7月2日，上海區(qū)委再次召開全體委員會議，大家反饋最大的問題不是敵人的反攻而是工人情緒消極。于是區(qū)委建議在楊浦、引翔港等工人情緒特別消沉的地區(qū)發(fā)動罷工特別是經濟斗爭，如“加米貼，很能引起工人同情”。

工運經驗豐富的汪壽華表示贊同怠工。經過與警備司令部的接觸，他判斷軍閥不會有大的反攻，封禁上?？偣皇峭鈬鴦萘Φ脑囂?，“他們這次封上總，在試試看，所以無正式罪狀，先看我們辦法，更進一層就預備封閉其余并上海大學，我們代表去，他們說勸不要動。所以我覺得我們對付方法應再強烈一點，在和平方法中給他麻煩”。所以，汪壽華提議用怠工配合罷工的方法回擊資方的試探，“資本家日本廠主也是消極，你逼了他們厲害就關廠，并無積極進攻形式。我們的辦法，我意除宣傳外，行動上應有表示”，在不同的地方要有不同的安排，引翔港、楊樹浦等無工會組織地區(qū)醞釀罷工，而在工會組織比較好的地方“試辦怠工”，同時組織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自動啟封上?？偣?。

經過討論，會議決定采用怠工與罷工相結合的斗爭方法。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罷工指的是經濟斗爭，是為了調動工會組織不好地區(qū)工人的積極性。針對怠工，趙世炎補充說，“怠工原來我們怕無收拾，現(xiàn)在我們完全消極怠工”，他要求組織者安排工人給警備司令部寫信解釋怠工意義，還囑咐“訓練問題要特別注意，現(xiàn)在召集會不可能，可由上總發(fā)油印品，說明怠工方式及意義給各工會組織員，并招少數(shù)代表談話，黨方面也要對各負責人說明”。7月3日，上海區(qū)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傳達上?？偣⒎膺\動的新安排。一是和平要求啟封上?？偣M力做好宣傳工作；二是準備總同盟怠工，本周就開始動員工人，安排好同盟怠工的任務。

經過一周的動員準備，但小沙渡、曹家渡、引翔港等地的紡織業(yè)工人情緒依舊消沉。10日，上海區(qū)委接到中共中央對怠工方案的批準意見，“上總被封后樞即召集會議，決準備怠工，原因就是為反攻”，決定立即在工會組織比較好的小沙渡工廠發(fā)起反攻，“如果不反攻，黨與工會定要失工人信仰與不服從”，在楊樹浦、曹家渡等工會組織不好的地方也“不妨動一下，失敗與勝利都有好處”。上海區(qū)委各部委、總工會與中央特派員一起討論各廠情況，計劃在總請愿之后舉行總同盟怠工行動，“決定所有各工廠怠工一時，和平而有組織的，要求啟封上總”。

然而，準備多時的總同盟怠工在實施時又生變故。13日，各工會代表聯(lián)合前往淞滬商埠督辦公署請愿之后，上海區(qū)委因擔心實力暴露而將原計劃的總同盟怠工臨時改為各業(yè)工人輪流怠工，因為總同盟怠工“很容易使（敵人）知道我們實力，所以改為分期的，總請愿后每天分部舉行”。17日至20日，工會組織最有力的內外棉各廠舉行同盟怠工，但4天之后資方并未答應工人的經濟要求。19日，印刷業(yè)工人舉行同盟怠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37家工廠加入，除了國民印局遇到小挫折外，印刷業(yè)怠工進展順利。20日，“為楊樹浦怠工，惟老怡和太孤立，又組織不見好，決定只宣傳而不怠工”；21日、22日輪到浦東、引翔港等地工廠怠工，結果引起了沖突。

上海區(qū)委將總同盟怠工改為各業(yè)輪流怠工，大大削弱了同盟怠工的聲勢。從實施情況看，各處怠工效果不同。例如，中華書局工人所提經濟條件都得到了滿足，工人“大喊啟封總工會口號，精神很好，秩序很好”。而在楊樹浦、引翔港等原來就沒有工會力量的地區(qū)，怠工很容易失敗。雖然日資紗廠的工會力量強大，但資方應對工運的手段也越來越多，所以怠工行動很難進行。小沙渡地區(qū)是上海工運的重中之重，上海區(qū)委對此地的日資內外棉廠的關注和研究也最多，但五卅運動后各廠情況日益復雜，“東洋人現(xiàn)政策很厲害”，遇到怠工時“各廠分頭開除領袖，用關車方法來抵抗”，平時就“抓住接近廠方的工會，離間工人”，努力推進“工會黃化”，中共的工運工作越來越困難。

總之，對于此次同盟怠工行動，上海區(qū)委根據(jù)情況變化不斷調整策略，由積極反擊到分散行動，但因多數(shù)廠方有所應對，怠工的總體效果并不顯著，陳獨秀“也覺分散抵抗不行”。7月24日，既定的同盟怠工行動宣告結束。不過，之后的上海區(qū)委仍采用防守策略，但放棄使用怠工方法，重新討論其他方法的可行性。8月中旬，上海發(fā)生日本船員殺害陳阿堂案，上海區(qū)委改用抵制日貨配合大罷工的方法進行斗爭。此后，同盟怠工在中共的工運斗爭中逐漸沉寂下來，直到條件更加艱苦的抗戰(zhàn)時期才再度被廣泛運用。

結語

早期中共黨人是從外國工運文獻中了解到同盟怠工方法的，而五卅前后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鄧中夏、趙世炎和羅亦農等工運領導者在斗爭中認識怠工的適用性與局限性，并對怠工斗爭進行了總結與思考。

首先，怠工是工運低潮時為數(shù)不多的可行方法之一。鄧中夏曾分析怠工的運用場景，即每次大罷工勝利后，工會不得不面對一段敵人反撲的艱難時期。外國資本家組織完備、資本雄厚，又有政治外交等多種后援手段，復工后他們會想盡辦法撕毀協(xié)議、破壞工會，而工人在高壓之下的抵抗方法十分有限。此外，在反復的工潮中資本家也逐漸“懂得戰(zhàn)術，巧于用策略應付工人”，比如先答應復工條件，然后再收買部分工人和開除積極分子等。這時不僅工人利益受損，而且工會很容易遭到破壞，工運組織者也處于被動危險的狀態(tài)。而怠工行動突出工人的主體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隱藏工運的組織性，客觀上保護了工運的指揮部，使罷工斗爭得以持續(xù)。

嚴峻的斗爭環(huán)境是工運領導者選擇怠工的重要原因。正如鄧中夏所說：“工人領袖當此時只好‘背城借一’，只好‘死里求生’，只好在萬分危急的當中，竭心盡力運用種種戰(zhàn)術，以求萬一的補救”；“工會在此時唯一的方略，便是怠工。大家都入廠，只是不作工；表面上雖然機器開著，實際上沒有半點出貨。資本家也無法，終于不能不履行條約。這也是這次大罷工開工后對付資本家毀約的一個有效的手段”。上?？偣环夂螅虾^(qū)委選擇怠工而非罷工作為應對策略，也是有意避開敵人鋒芒，希望通過弱勢抵抗化解資方的進攻。

其次，怠工行動相對隱蔽，形式較為溫和，容易麻痹敵人，即使失敗也不會引起資方嚴厲的反制，如果成功則會獲得經濟補償，更容易被工人接受。鄧中夏、趙世炎和羅亦農等工運領導者根據(jù)五卅時期的上海工運經驗，將怠工看作罷工以外的重要戰(zhàn)術，認為怠工更容易擴大斗爭的影響范圍。據(jù)上?？偣y(tǒng)計，1925年6月至1926年6月“各工區(qū)工廠工人之罷工及怠工事件，迄無停息之時”，“在此時期內罷工者六廠，工人一萬三千九百余人；得到勝利者四廠，工人一萬一千六百余人，占全數(shù)百分之十五；怠工者共二十七廠，工人六萬余人”，一年中參與怠工行動的上海工人總數(shù)是罷工人數(shù)的四五倍之多。

當然，不斷深入的怠工斗爭也暴露出其局限性，即怠工的時機不容易掌握，怠工斗爭也無法決定工運的形勢。上海工人的前兩次怠工行動都處于大罷工勝利后工人情緒高漲的階段，組織者適時引導工人的斗爭積極性，同盟怠工就可以表現(xiàn)出弱勢抵抗的力量，資方則從第一次面對同盟怠工時的不知所措到第二次的折中妥協(xié)，不斷積累應對經驗。1926年上?？偣诙伪环夂?，上海區(qū)委決定再次組織同盟怠工，從決策到實施都非常謹慎，根據(jù)情況變化不斷調整對策，但怠工的時機轉瞬即逝。隨著工人情緒的逐漸消沉，分散的怠工被資方各個擊破，有經驗的日資紗廠控制了局面，大多數(shù)工廠怠工沒有取得預期成果，同盟怠工只持續(xù)兩周就草草收場。這說明怠工斗爭要求的主客觀條件都比較高，能否成功要依賴于整體的斗爭形勢，單憑怠工不足以改變消沉的工運局面。

此后，雖然中共的工運領導者不再組織同盟怠工，但積累了工運低潮時的斗爭經驗。直到抗戰(zhàn)時期，怠工幾乎成為淪陷區(qū)工人唯一可行的斗爭手段，中共再度運用同盟怠工方法，適時提出“工資打六六折，生活（工作）打三三折”的口號，這與19世紀末法國工運口號“報酬既少，唯少工作（For Bad Pay，Bad Work）”如出一轍。對怠工的實踐嘗試，反映了中共在革命策略與戰(zhàn)術方法上的探索與成長。

（本文首刊于《中共黨史研究》2025年第2期，作者蔣凌楠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澎湃新聞經授權發(fā)布，原文注釋從略。）

來源：蔣凌楠（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