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正值西安事變25周年之際，周總理邀請了國內外的一眾知名人士，來參加紀念活動。其中就包括楊虎城之子楊拯民。

或許是因為一直有心事，所以楊拯民當天多喝了兩杯，最后竟然還當眾哭了起來。

他淚眼婆娑地對周總理說，有件事放在他心里很久了，他一直很不甘心，不知道偷偷哭過多少回了。而這件事也只有周總理能幫他解決。

究竟是什么事，能讓他如此耿耿于懷？面對他的請求，周總理又是如何答復的？

從被迷惑到覺醒

中原大戰(zhàn)中，老蔣以絕對優(yōu)勢碾壓馮玉祥、閻錫山以及李宗仁部隊，取得了最后的勝利。

而一直坐山觀虎斗的張學良則審時度勢，也立即通電全國，宣布擁蔣。

老蔣頗為滿意。相比于讓他傷筋動骨的其他地方軍隊，他對主動歸順的張學良則更為信任。

于是不久后，他便電令張學良，讓他率領東北軍入關，幫他駐守北平、天津等一系列重要城市。

張學良感到非常為難。彼時距離張作霖被日軍暗殺沒多久，日軍還在東北邊境虎視眈眈，就想著如何侵占東三省。

但他又想到，或許這次是獲取老蔣信任的最佳機會，不能錯過。

于是沒做多少思考，他便將大量的東北軍都調到了關內。

豈料，他剛離開沒多久，日軍便趁著東北兵力空虛，一舉攻占了東三省。

張學良急不可耐，連忙請示老蔣，想讓他批準自己回東北抗日。

然而，老蔣則搬出一套“安內攘外”的荒謬言論，讓他相信“只有打完內戰(zhàn)，才能安心抗日”。

張學良不出意外地被迷惑了。之后，他便開始急切地與我軍尋求對決，既是為了停止內戰(zhàn)，也是為了能早日抗日。

但他很快就察覺到了不對勁。

在每次與我軍對戰(zhàn)時，他總是能沿路看到我軍張貼的抗日標語。每次遇到我軍攻城時，也總是能聽到對方拿著大喇叭進行呼吁，同胞們要一起團結抗日。

漸漸地，張學良以及一眾東北軍們開始心生觸動。他們意識到，我軍很有可能并不是抗日的“阻礙”，而是他們的助力。

后來，在陜北經(jīng)歷了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后，東北軍傷亡慘重，再也不敢輕易冒犯我軍。

而這時，我軍開始積極與他們接觸，宣傳抗日政策。

張學良無疑是高興的，若是能與我軍合作，他既不用再白白浪費兵力，又能盡快抗日，何樂而不為呢？

當時與他一起駐守西安的楊虎城將軍，也非常贊同這個想法。于是兩人一拍即合，與我軍達成了互不侵犯，聯(lián)合抗日的約定。

然而，等他們將這件事告訴老蔣時，等到的不是表揚，而是一通斥責。

見兩人似乎已經(jīng)不愿再圍攻紅軍，老蔣便直飛西安，威脅他們繼續(xù)進攻我軍，否則就撤他們的職，將他們調走。

張、楊二人只覺得不可思議，現(xiàn)在明明有抗日的條件，為何非要打內戰(zhàn)呢？

為了勸動老蔣，他們繼續(xù)向老蔣進言，最后雙方竟然爆發(fā)了激烈的爭吵。

彼時胡宗南大軍也開始慢慢逼近陜北，我軍見張學良始終未勸動老蔣，于是便傳遞消息說，陜北已經(jīng)危險，我軍將在不久后離開這里。

張、楊二人非常著急。他們也知道若是再失去這個機會，恐怕抗日只會遙遙無期。

于是情急之下，兩人發(fā)動了“西安事變”。

消息一出，瞬間驚動了全國。我軍收到消息后，立即派了周總理過去調解，避免事態(tài)朝著不可控的方向發(fā)展。

最后，在周總理等人的斡旋下，事變被和平解決。老蔣答應了團結抗日后，也被安全送回了南京。

然而，事情并未結束。老蔣之后的所作所為則更讓人神共憤。

西安事變之后

老蔣被釋放后，最擔心兩個事。一個是如何解決威脅自己的兩個人，一個是如何挽回自己的顏面。

第一個問題很快就解決了。

張、楊二人肯定不能直接殺，畢竟自己的性命并未受到傷害，若是自己直接下手，肯定于輿論無利。況且兩人的背景實力一個比一個厲害，他不能引起眾怒。

于是，他先是軟禁了張學良，然后又隨便找了個理由將楊虎城攆出了國外，打算讓他一輩子不回國。

解決完這件事后，老蔣便又立即開始解決第二個問題。

這個問題可不像第一個這么簡單。

若是讓世人知道，張、楊二人是為了逼他抗日才發(fā)動的兵變，那他半生樹立起來的“高潔”形象可就全都毀于一旦了。

況且，當時他被抓的場景也十分狼狽，羞于言齒。

當時東北軍闖進華清池時，老蔣連假牙都來不及戴，就跳窗逃跑了。后來他在后山狂奔時，還不慎摔壞了腰，這才不得已躲在一處假山后。

東北軍進入他的臥室后，一摸他的被窩還是熱的，于是立即開始搜山。直到凌晨，才在假山后面發(fā)現(xiàn)了正凍得瑟瑟發(fā)抖的他。

當時在場的人數(shù)不勝數(shù)，這要是被傳揚出去，還不得被人笑掉大牙？

老蔣左思右想后，還是決定盡快在風波未平息之前，搶占話語權，大造輿論，修飾自己的形象。

于是，在1937年下半年，他前往奉化溪口治療自己的尾椎骨時，便將自己的“御用筆桿子”陳布雷也帶上了。

陳布雷這個人才高八斗，號稱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只供老蔣一人驅使。

他為老蔣寫過上萬篇演講稿、對外宣言。甚至老蔣連普通會議要講的話都需要他代筆。

而老蔣這次找他來，也是為了讓他替自己寫一篇“自述”形式的文章，將西安事變的經(jīng)過全都記錄下來。

陳布雷當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在張學良被送上軍事法庭時，陳布雷便看過老蔣給他的判決書。上面所寫的內容基本是黑白顛倒，胡言亂語。

正文中只提到張學良要求老蔣改組政府，卻將他的抗日主張漏掉了；并且張學良主動送老蔣回來，也被說成了是老蔣耐心勸慰，張“幡然悔悟”；

最重要的一點是，周總理在這件事中大力斡旋，促成事件和平解放，他們竟然一字未提。

這還只是給國民黨內部不知情人士編造的謊言，現(xiàn)在老蔣讓他寫“自傳”，無疑是要將這種謊言傳播于世間。

陳布雷心中雖然不愿，但他早就淪為了老蔣的宣傳工具，一言一行都已經(jīng)不受自己控制。

之后，在老蔣的指使下，他寫出了一篇由謊言組成的《西安半月記》。

里面將張、楊二人塑造成了“佞臣”，又美化老蔣在混亂中鎮(zhèn)定自若的行為。

而這篇文章也確實引起了非常大的轟動，當時很多不知情的民眾，全都開始指責張、楊二人背信棄義。

反而執(zhí)筆的陳布雷本人則日日不能安寢，他曾在日記中寫下，“軀殼和靈魂已經(jīng)與他人淪為一體”、“我的言論和主張，不能自作主張”等懊悔之語。

心有不甘

正是因為有老蔣的刻意操縱，導致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大家都不明白真相。

真正知道內情的人，只有國民黨某些人員、我黨人員，以及張、楊二人的親信家屬。

而楊虎城的長子楊拯民就是其中一個。

其實在西安事變之前，他便已經(jīng)明白了父親的抗日思想，并且對老蔣極度失望了。

后來，楊虎城被派往國外后，楊拯民便升起了去延安投靠我黨的想法。

只是當時考慮到父親身邊還有老蔣的眼線，為了父親的安全，他并未實現(xiàn)心中的想法。

直到“七七事變”后，楊虎城救國心切，不顧一切回到國內，卻遭到了老蔣的扣押。楊拯民這才下定了前往延安的決心。

從此，在我黨的教導下，他成長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戰(zhàn)士。

但到了1949年，國民黨開始敗逃后，他以為自己終于能與父親重聚時，卻收到了父親已經(jīng)被老蔣暗殺的消息。

他悲痛不已。更讓他傷心的，還有世人對父親的誤解。他們聽信了國軍散布的謠言，將父親這位愛國將領誤會成了亂臣賊子。

因此，每到父親的忌日，或是西安事變紀念日時，他總要偷偷痛哭一番。

1961年，在事變二十五周年之際，他終于壓抑不住內心的傷心，向周總理訴說了自己的心事：“我有件事一直不甘心……”

之后，他便請求總理，希望他能找到當初的經(jīng)事人，整理出真實資料，將真相大白于天下，讓父親能早日安息。

周總理也被他說得動容。他作為當年的親歷者之一，自然知道兩位將軍受了多大委屈。

于是他當即答應了他的請求。

不久后，周總理便專門成立了調查小組，開始尋找當年的真相。

在中央的多年努力以及群眾們自發(fā)的支持下，西安事變的真相終于浮出水面，楊虎城將軍的形象也得到了挽救。

張、楊二人都是我國的愛國將領，他們對國家的功勞也會永遠被人民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