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6日中午，諸位先生，簡稱到底留不留？”周恩來舉杯輕聲一問，圓桌旁瞬間安靜。座上二十多位辛亥元老與民主黨派領(lǐng)袖面面相覷，誰都明白，飯局之外，這是一道必須拍板的歷史題。

窗外秋陽正盛，勤政殿前的銀杏已微黃。黃炎培率先放下筷子，他指著桌上的飯菜說，百姓對“中華民國”已經(jīng)習慣，驟然不用，會不會“吃不下這口飯”？何香凝附和，稱此四字凝結(jié)了孫中山與無數(shù)志士的鮮血。話音方落，周致祥輕推眼鏡，“群眾對舊號早沒感情，新國號才能配得上兩場革命的深淺不同。”幾句來回，氣氛漸熱，眾人卻仍各執(zhí)一詞。

這場午宴之所以顯得分量不凡，得從一年前說起。1948年秋，遼沈戰(zhàn)役炮聲未歇，解放的腳步已逼近天津、北平。為了順利籌建新政權(quán)，中共中央秘密組織七批船次，把三百五十名民主人士與七百余位文化名流從香港送回內(nèi)地。那條被稱作“蜈蚣航線”的隱秘航道，頂著臺風與封鎖，硬生生拆掉了國民黨對城市知識群體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線。

1949年6月，新政協(xié)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六個工作小組分頭上馬。第三組埋頭打磨《共同綱領(lǐng)》，第四組琢磨政府架構(gòu)，第六組忙著畫五星旗、挑國歌。那些日子，中南海的燈幾乎徹夜不滅，熱水瓶的蓋子常被燙得變形。就在同月的某次小組討論里，清華教授張奚若提出：“與其叫‘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不如去掉‘民主’，中華人民共和國足矣。”周恩來點頭，理由簡單——“民主”與“共和”意思重疊，贅字不用也罷。

國名定了，可《共同綱領(lǐng)》草稿里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后括上“中華民國”四字，標注“簡稱”。寫慣了公文的秘書們覺得，舊號在民間流傳近四十年，一刀刪掉，恐致混亂；更現(xiàn)實的是，金庫印章、公函格式都還沿用舊稱。于是，留與不留，成了臨門一腳的難題。

午宴上反對保留的聲音逐漸增多，卻遲遲缺少決定性的說服力。這時，坐在角落里的司徒美堂緩緩站起。老人身形消瘦，聲音卻擲地有聲：“諸位，我二十歲便在舊金山街頭募集抗清資金，同窗之人倒在黃花崗的不在少數(shù)。若今天勝利了還要偷偷摸摸把舊招牌釘在新門楣上，叫天下百姓如何懂得我們翻篇的決心？”他兩次抬手重擊桌面，茶水微濺。寥寥數(shù)語，把保留簡稱的理由一并擊碎。

有意思的是，這位八十三歲的華僑領(lǐng)袖向來寡言，那日卻詞鋒如刃。馬寅初拉著他的袖口小聲說：“老司徒，這可是現(xiàn)場投票啊?！彼就矫捞没匾痪?，“投就投，天地良心。”十來個字，讓在場的老人頻頻點頭。沈鈞儒接過話頭，從法律角度補充：新舊國號并列，等于承認兩個政權(quán)并存，外交公文將無從落款?！胺刹荒軆芍荒_踩兩條船?！彼纳虾？谝舨患膊恍?，卻把問題說得再清楚不過。

周恩來環(huán)視全桌，見眾人已無異議，爽快合掌：“既如此，下午我向主席團匯報，簡稱一事作罷?！倍潭桃痪?，塵埃落定。

三天后，9月30日晚，政協(xié)全會閉幕。會場外的霓虹燈第一次用“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拼出了英文全稱，城區(qū)孩子圍著電燈柱跳個不停。10月1日午后兩點，中南海再次傳來禮炮練習聲。毛澤東整整衣襟，踏上天安門城樓。三十五萬群眾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喊成海嘯般的音浪，連遠處西山都回了聲。毛澤東側(cè)身，沖司徒美堂揮手致意；老人眼眶發(fā)紅，卻笑得像個孩子。

從香港暗夜駛出的輪船，到天安門廣場升起的五星紅旗，再到一句“簡稱取消”，短短一年，大國新生的脈絡(luò)被逐條縫合。數(shù)十年后，人們讀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七個字，往往忘了它差點被括號拖住腳步。所幸，歷史在那天午餐桌前做出了干脆的選擇，一勞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