園林始終是人類對理想棲居地的探索。從古典到當代，從東方到西方，園林不僅是物理空間的營造，更是文化基因與時代精神的體現(xiàn)。蘇州園林作為中國古典園林的杰出代表，以其獨特的造園藝術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吸引著無數(shù)游客前來探尋。如今，一場別開生面的展覽——“從拙政園到莫奈花園”，在蘇州博物館西館盛大開幕，將東西方園林之美匯聚一堂。

東方園林追求的是山水環(huán)繞、草木蔥郁、云霧繚繞的自然秘境，要么是高聳入云的昆侖，要么是遠在大海的蓬萊，看起來都是山山水水的。而西方理想的秘境則剛好相反，無論是從《圣經(jīng)》的“伊甸園”到中世紀的“天國”都是規(guī)整的花園、對稱的果園、相對而流的泉水，里面的一切都有著“完美的秩序”。也就是說，東方園林是“畫家”的園林，是一幅立體的山水畫，講究寫意與神韻；西方園林是“建筑師”的園林，是一座露天的宮殿，講究比例與秩序。

中國園林里，人是自然的“參與者”。古人講究“天人合一”，不把人與自然對立，而是追求“融入”。我們游覽園林常說在“畫中游”，我們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而在西方園林，人是自然的“掌控者”。從古希臘的“柱廊園”到凡爾賽宮的園林，都是用軸線來“規(guī)劃”自然，讓樹木、水流、草坪都服從人的意志。中世紀的修道院園林，規(guī)則化布局是為了劃分種植區(qū)（草藥、蔬菜），同時用圍墻隔絕外界，更像“實用菜園+精神庇護所”，功能性很局限。文藝復興到巴洛克時期的貴族園林，大軸線、規(guī)則化布局更多彰顯權力和財富。

究其原因，東西方園林的造園主體不同是造成兩種不同風格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國，造園的主流是獨有的“文人士大夫”階層。中國的文人園林，并不是為了炫富或權力展示，而是把園林當成“精神自留地”，是“文人士大夫”退隱后的歸宿。甚至到了明清，皇家園林也開始吸收文人園林的審美，比如頤和園的諧趣園仿無錫寄暢園、避暑山莊的文園獅子林模仿蘇州獅子林等等。

中世紀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在游記中提到過中國園林，但夾雜著不少傳說。1599年，來華傳教士利瑪竇參觀南京瞻園時，認為“無論是園中漫步、讀書，還是宴請賓客都十分愜意”。進入17世紀，歐洲掀起一股崇尚中國文化的熱潮，中國園林受到高度關注。到了18世紀，中西方園林在“順應自然”的理念上出現(xiàn)了部分交匯，中國園林藝術傳入歐洲，其“自然天成”的趣味猛烈沖擊了西方古典主義園林，這種影響并非簡單的形式復制，而是一種理念的注入，即打破嚴格對稱、擁抱自然曲折、追求詩情畫意的浪漫感覺。自然式的湖泊、蜿蜒的小溪取代了幾何形的噴泉和水池，大量出現(xiàn)具有東方情調(diào)的點景建筑，如寶塔、亭閣、茶室、拱橋，植物采用自然式種植，模仿樹林、草地，而非修剪整齊的刺繡花壇，這些都是東方審美在西方結出的果實。

（英國倫敦邱園寶塔）

英國邱園正是東方審美在西方的重要實踐之一。邱園的設計師威廉·錢伯斯爵士年輕時曾在瑞典東印度公司工作，多次到訪中國廣州，并實地考察了中國建筑和園林，著有《東方造園論》，極力推崇中國園林藝術。錢伯斯在邱園中設計建造了一座十層、約50米高的中國寶塔（1762年完工），這是歐洲最著名、最忠實的中國建筑模仿品之一（盡管顏色等細節(jié)有出入）。寶塔作為制高點和視覺焦點，其作用類似于中國園林中的塔或樓閣，用于登高望遠，俯瞰整個園景，這本身就是中國園林的常見手法。錢伯斯旨在通過寶塔、孔廟、中式亭閣等建筑，在邱園內(nèi)創(chuàng)造一個整體的“中國體驗”，將東方情調(diào)融入風景式園林的布局中。

（小特里亞農(nóng)宮）

18世紀70年代，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在凡爾賽宮苑內(nèi)的小特里亞農(nóng)宮建造了一座屬于自己的私密花園。這座花園完全摒棄了凡爾賽主宮那種恢宏的巴洛克式幾何布局，而是采用了當時最新的“英中式”風格（由于這種中國式的花園最初是從英國傳入法國，所以法國人稱其為“英中式花園”）。園內(nèi)充滿了蜿蜒的小路、起伏的草地、自然式的湖泊（湖心設有愛神廟）、仿制的鄉(xiāng)村農(nóng)舍和一座小巧的中國式亭臺。這座亭子裝飾著中式的人物和圖案，是王后品茶休閑的場所。

不過從內(nèi)涵上看，中西園林依舊差異很明顯。中國園林的“自然”是“精神化的自然”，我們更喜歡用山水來隱喻人生哲思，寄托文人品格，所以中國園林的層次很多，既能直接欣賞美景，也能品味其中的深意。而西方園林的“自然”是“生活化的自然”，雖然增加了很多功能，比如林間步道供散步聊天、草坪供家庭野餐、湖泊供泛舟嬉水，但這些都是“改善生活品質(zhì)的場景”，功能指向更偏向“世俗化的快樂”。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陳品

編輯/陳品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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