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迎來四十周年院慶。四十載春華秋實，北大光華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浪潮中應運而生，也在這一進程中不斷成長與蛻變，書寫著屬于自己的輝煌篇章。創(chuàng)造管理知識、培養(yǎng)商界領袖、推動社會進步，這四十年，是北大光華不斷邁進的四十年。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光華人留下的教育理念，歷經歲月的沉淀，滋養(yǎng)著一代又一代的光華人。

為慶祝這一重要時刻，學院將圍繞光華40周年推出系列回顧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每一位講述者都將帶領我們回溯光華的過往歲月，重溫那些重要的歷史時刻、關鍵的發(fā)展節(jié)點，以及他們在光華的親身經歷與深刻感悟。他們將分享在學術研究道路上的探索與突破，講述如何以智慧和汗水為光華的學術大廈添磚加瓦；他們也會暢談在人才培養(yǎng)過程中的點滴故事，展現光華如何為社會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優(yōu)秀的學術人才及商界領袖……

讓我們跟隨他們的筆觸，走進光華的四十年，感受學院深厚的底蘊、蓬勃的活力與不變的初心。在這個特殊的時刻，回顧往昔，展望未來，共同見證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邁向新征程的堅定步伐。

張閆龍：在希望的田野上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組織與戰(zhàn)略管理系副教授

我求學期間學習的是社會學，而田野調查是社會學中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我在讀書時一直跟著老師走南闖北、上山下鄉(xiāng)，見識了各地的風土人情，并在這個過程中學到了很多知識。對我來說，田野調查有一種獨特魅力。它能讓我看到真實的現象，給我的心智能力和理論基礎提出全新的挑戰(zhàn)，更重要的是，它為平日很難聚首的同事們提供互相切磋學習的機會。作為一個商學院，很多人可能認為商學院教授們的工作可能就是從數據到模型，模型到理論，沒時間或者不愿意進行扎實的田野調查。而我這些年的感受并非如此，所以我想以我和同事們出差的經歷為基礎，談談我的一點感受。

2014年，我和姜萬軍老師去西安研究曲江新區(qū)這樣一個歷史文化遺產開發(fā)的新組織形式。因為姜萬軍老師是光華在西安分院的院長，當時西安分院剛剛建成，當地招生和新校區(qū)建設相關的事宜很多，姜萬軍老師在分院建設上投入了大量精力，每周都要在北京和西安之間往返，在不斷的舟車勞頓中熟悉了北京到西安的各種航班細節(jié)，對哪個航班是途經西安，哪個是始發(fā)于西安，哪個經常晚點，哪個通道登機最近這些問題熟悉得讓人心疼。光華老師們的辛苦和敬業(yè)程度由此可見一斑。這次調研后形成的關于曲江文旅商業(yè)模式的案例也在課程上不斷使用，這也離不開姜萬軍老師在西安發(fā)現的線索和奠定的基礎。

2017年姜萬軍老師再次邀請我去西部調研，他告訴我，他在寧夏賀蘭山東麓發(fā)現了一片蓬勃發(fā)展的酒莊葡萄酒產業(yè)聚集區(qū)，應該好好研究一下。我之前曾研究過賀蘭山西側、內蒙古的阿拉善左旗的生態(tài)保護問題，阿拉善SEE公益基金在當地種樹，并且推廣節(jié)水小米，成立了專門的社會企業(yè)。在我的印象中，那個地方是飛沙走石，生態(tài)惡劣的地方，所以我對賀蘭山“戈壁荒漠”中能出現葡萄酒產業(yè)感到非常驚訝。第一次實地調研徹底顛覆我對賀蘭山東麓的印象，回到學校后恰逢學院推出光華思想力的第一期項目，其中一個重要方向是企業(yè)家口述歷史研究，因此我就產生了想要記錄賀蘭山產區(qū)是如何發(fā)展到如今的想法。有一天中午吃飯，在餐廳一號桌我碰到周黎安老師，我跟他講起這次考察經歷，周老師非常感興趣，于是我便邀請他同我和姜萬軍老師一道開展葡萄酒產業(yè)調研。我們在當地的調研十分辛苦，每天上午三個酒莊，下午三個酒莊連軸轉，每天都是早上六點起來一直到晚上11點。酒莊莊主們非常熱情，傾聽他們的奮斗故事，如同跟他們走了一遍創(chuàng)業(yè)路。

第二次再去拍攝口述歷史紀錄片的時候，我們發(fā)現當地的政策方向出現了一些變化，于是訪談活動不能順利進行。對此我感到非常焦慮，一個是怕研究經費超支，另一個是覺得新的政策方向可能會影響小酒莊的持續(xù)發(fā)展。有一天晚上吃飯，我吃不下去，這時候黎安老師點撥我說，雖然我們在田野調查中常常與人共情，但從本質上看，事物如何發(fā)展才算正確這一點尚不明確，需要持續(xù)和冷靜觀察，即使這次訪問收獲有限，我們也不用著急。他說“作為研究者，我們應該找準自己的位置，我們倆應該搬著椅子坐在賀蘭山半山腰，靜看賀蘭山下潮起潮落”。這句話讓我深受啟發(fā)，剛好同桌的莊主讓我為他的酒起名字，我順勢便把“觀潮”這兩個字送給了他。之后我們打開思路，通過多地區(qū)多時期的比較研究，進一步領會了葡萄酒產業(yè)發(fā)展的一般邏輯，此時再看寧夏案例，看到的便是更深層的規(guī)律。

在我和周老師以及姜老師的田野調查過程中，我學習到的非常重要的點是他們能夠將看到的現象的本質看得更清楚、分析得更透徹。但我不知道他們怎么做到的，于是我特別注意他們的工作方式。在我們前往福建三明對沙縣小吃進行調研的過程中我特別留心觀察，我發(fā)現調研過程中兩位前輩都有著非常強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愿意把自己當作小學生，向不同類型的實踐者躬身請教。更重要的是他們有很強的學習總結和反思的能力。例如，在返程的飛機上，周老師不顧顛簸，快速將調研過程中自己思考的問題和答案寫在一本厚厚的紙質筆記本上，下飛機后他就已經完全消化了調研得來的材料和細節(jié)，開始進行規(guī)律總結，將沙縣故事的講述從兩個問題入手——第一個是“沙縣，為什么是小吃”,也即沙縣人為什么在眾多產業(yè)中選擇了小吃產業(yè)，這涉及沙縣發(fā)展的歷史；第二是“小吃，為什么是沙縣”,也即全國各地那么多小吃，為什么沙縣殺出重圍，這涉及沙縣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的橫向比較。周黎安老師發(fā)現問題、分析問題和提煉問題的能力讓我非常嘆服，這也是光華老師們從田野中向實求真的一種精神體現。

在工作期間，我也有幸和兩位院領導同行，一起進行調研。2016年我與蔡洪濱院長去韓國開會，臨行前有一天時間我們可以安排調研，蔡老師選擇了前往了朝韓分界線附近，我們之前只是聽說兩國之間的張力對國民心態(tài)的影響，但是缺乏直接感受，而這次我們親身體驗了北方通往南方的地下隧道，從而了解韓國人身上隱性的不安全感從何而來。2018年我與劉俏院長去日本參加BEST會議，也是在會后的活動時間，安排了一次對日本索尼公司前CEO出井伸之的拜訪。盡管出井伸之已經不再擔任CEO，但他仍在經營自己的工作室，積極認真地為不同的企業(yè)進行參謀。中國的著名企業(yè)京東方也請過出井伸之擔任高管教練，學習日本的經營精髓。在我們與出井先生的訪談中，我向出井先生請教他對中國企業(yè)家和創(chuàng)業(yè)者的建議或忠告，因為當時的中國處于高速發(fā)展的時代紅利中，創(chuàng)業(yè)者對創(chuàng)業(yè)持高度樂觀態(tài)度，從而忽視了潛在的競爭。出井先生真誠地說希望中國企業(yè)家務必保持戒驕戒躁、謙虛謹慎的作風。因為日本經濟也經歷過繁榮與下行，深刻體會過盲目冒進給企業(yè)帶來的損失。對于出井先生的忠告，我深有感觸。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變化，企業(yè)家能夠更加謙虛謹慎，回歸商業(yè)本質，踏實做產品、做創(chuàng)新，這才是企業(yè)非常重要的落腳點。后來我們又探訪了日本一家百年老店——龍角散，其傳承人為我們分享他的經營理念——細水長流，即不追求短期的體量增長或產品升級，而是在客群分層上下功夫，保持客群的產品滿意度。這一點我認為也是中國企業(yè)在經濟發(fā)展好時追求消費升級，而在經濟不太好時無力應對消費降級所應該吸取的經驗，即真正服務精準客群，回歸商業(yè)本質，不盲目追求企業(yè)利潤或回報。

回顧這些年和老師們一起的同行經歷，令我最感動的是光華學者向實求真的精神，以及強烈的人文關懷。光華學者們走進田野，不是簡單地帶著卡尺去測量，也不是機械地去記錄事實，而是懷著對實踐者的尊重和對現象中蘊含的復雜性的敬畏，在溝通中去理解實踐者面臨的機遇和挑戰(zhàn)、成功與失敗、痛苦和喜悅。而這也是我深深認同的治學態(tài)度。

張閆龍，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組織與戰(zhàn)略管理學系副教授，MBA項目執(zhí)行主任。2002年和2005年分別獲得北京大學社會學學士、碩士學位；2012年獲得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研究領域主要包括組織理論、社會網絡、企業(yè)社會責任、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制度擴散。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Social Networks等國內外管理學和社會學期刊上發(fā)表學術論文二十余篇。2016年獲得北京大學教學優(yōu)秀獎；同年獲得教育部英語授課品牌獎。2018年獲北京大學青年教師教學比賽一等獎。2020年獲嘉里集團郭氏基金樹人獎教金。2021年獲得北京市高校首屆教學創(chuàng)新比賽一等獎，第十五屆“厲以寧科研獎”。

來源 | 光華40周年史冊編寫組

排版 | 李珅

編輯 | 王小雅

審閱 | 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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