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6日傍晚，北京的冬夜帶著微微寒意，中南海懷仁堂卻暖流涌動。毛主席七十一歲生日的慶祝宴剛剛開席，嘉賓中有軍隊將領，也有科研戰(zhàn)線的骨干。錢學森被安排在主席身側(cè)，座位顯眼，卻并非虛禮。斗大的燈光下，他曬得黝黑的面龐顯得格外突出。周總理輕聲打趣：“戈壁風大，咱們的火箭王讓沙塵給‘鍍’了層銅。”眾人笑，這時毛主席夾起一塊紅燒肉，放進錢學森碗里：“你啊，在荒漠里又餓又累，我給你補養(yǎng)補養(yǎng)?！币痪錁闼仃P懷，瞬間讓氣氛更顯親切。

短短幾秒鐘的互動，背后是八年艱辛的縮影。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導彈系統(tǒng)的配套和發(fā)射計算離不開“工程控制論”的理論推演。一般人只看到熱烈的蘑菇云，卻很少想到系統(tǒng)論、空氣動力學乃至燃料配比的千絲萬縷。錢學森日夜扎在西北靶場，用最原始的測量架、手搖計算尺和自行改裝的攝影設備記錄數(shù)據(jù)，人瘦了十斤，臉也被烈日炙得發(fā)痛。宴會上那塊紅燒肉，實在算得上是一份遲到的慰藉。

把鏡頭往前撥動。1955年9月17日，太平洋彼岸的“克里夫蘭總統(tǒng)號”緩緩靠港，錢學森與家人踏上香港九龍碼頭。五角大樓前后“拖”了他整整五年，甚至動用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監(jiān)視，卻終歸留不住一顆回國心。彼時他的年薪已接近美軍將官水準，擁有最高等級安全證件，可他帶回家的行李只裝了幾本科研手稿與幾件舊西裝。有人替他惋惜，他搖頭：“算盤不能只打在個人小賬上?！睓C場檢疫員聽不懂英語，只看見這位瘦高個科學家一再強調(diào)：“回家，回家。”

回家之后沒有鮮花地毯，也沒有特供專家樓。中國科學院統(tǒng)一安排的樓房是筒子樓結(jié)構，廚房公共，洗澡要排隊。蔣英后來回憶，第一月津貼發(fā)到家里，錢學森全買成了膠卷，月底才發(fā)現(xiàn)連買菜錢都短缺。組織上想再給補貼，他婉拒：“科研經(jīng)費要花在刀刃，不在個人餐桌?！迸笥迅锌遑殻麉s覺得自在。

1956年1月，北京寒風凜冽。政協(xié)會議期間，毛主席批了一張?zhí)貏e請柬，把錢學森的名牌從普通桌劃掉，改放到主桌。毛主席當面握手：“你這一身本事，我們中國火箭不等你還要等誰？”那一次簡短交流，直接促成國防部五院的建立。僅用三年，五院就把最初的草圖變成可以升空的“東風一號”原型。有人問五院科研人員：“中國人自己造導彈行嗎？”錢學森的回答鏗鏘：“外國人能，我們一定能。”

然而真正動手時才知“窮”字有多重。蘇聯(lián)撤專家、帶走圖紙、切斷供應，一度把燃料和材料卡得死死的。1960年盛夏，基地高溫四十五攝氏度，科研人員仍穿厚厚的防護衣調(diào)配新型推進劑，汗水浸透棉布。試驗前夜，錢學森把自己反鎖在宿舍，小黑板上列滿公式。第二天，導彈準確擊中靶標，靶場上爆發(fā)出壓抑已久的歡呼。國內(nèi)外不少情報人員判斷：中國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的技術路線。

毛主席對這條“不同路線”異常關注。1959年，他在菊香書屋專門聽錢學森匯報。報告厚達十余萬字，旁人覺著晦澀難懂，毛主席偏要逐頁批注。打完一個多小時電話，他開玩笑：“這是天書，我也要啃?！彪S后一句指示，“自力更生，敢闖無人區(qū)”，成了中國航天早期的行動總綱。

有人好奇，錢學森為何如此看淡個人待遇？原因不外乎三條：第一，他深知國家底子薄，凡事要分輕重；第二，早年留學歐美，他見過科研經(jīng)費堆積如山卻效率低下的窘境；第三，科學本無國界，科學家卻有國籍。稍帶感情色彩地說，他在美國從事的項目隨時可能落在別國頭頂，而在中國，成果只會護佑自己的同胞。

1962年前后，全國經(jīng)濟正處在最艱苦的時候。他把兩本技術專著的稿費全部捐掉，理由簡單：“買設備更急?！蓖滦ΨQ他“姓錢不愛錢”，其實張衡、祖沖之哪位古人又眷戀過銀兩？科研加速度靠的是信念。不久后，西北靶場迎來第一臺國產(chǎn)大型風洞測試系統(tǒng)，經(jīng)費差三萬元，還是錢學森低調(diào)補上的。

再回到1964年的生日宴。幾道家?；洸耍煌雺勖?，再加上那塊帶著少許肥油的紅燒肉，見證著科學家與領袖之間的彼此成全。宴會散場時，毛主席叮囑：“你們放心搞，國家再困難，也要讓衛(wèi)星上天?！卞X學森輕聲答：“火箭一定飛得更高。”六年后，“東方紅一號”把《東方紅》旋律帶向太空，兌現(xiàn)了那張并未白紙黑字的“軍令狀”。

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大人選名單遞到毛主席案頭，他沒看姓名，先說一句：“把錢學森加上?！边@個細節(jié)被記錄在檔案里。領導人晚年視力已衰，卻依舊牢記那位“火箭王”的名字，對技術骨干的倚重，可見一斑。

錢學森此后繼續(xù)低調(diào)。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獎、霍英東終身成就獎，兩筆獎金他悉數(shù)捐給治沙工程。晚年常有人拿著照片求題詞，一概婉拒：“對社會的貢獻，不在墨跡。”2009年10月31日，他在北京去世，追悼會上，沒有排場，只有一束白花與那枚沉甸甸的“兩彈一星功勛章”。

把故事寫到這里，那塊紅燒肉的溫度似乎仍在。它不是簡單的體貼，更像國家對科技工作者的一種敬意——在艱苦歲月里，人才比軍隊更珍貴。錢學森和無數(shù)工程師用行動證明：缺資金、缺儀器，可以克服；唯獨缺決心，前途寸步難行。而決心，往往誕生于一次握手、一聲“補養(yǎng)補養(yǎng)”的關懷、一句擲地有聲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