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4日，老舍以悲劇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這種死是悲壯的，撼人心肺的。這一果敢的舉動給了世人一記警鐘，留給了世人更多的哲學(xué)思考。

毫無疑問，老舍成了那場史無前例的“革命運動”的第一批犧牲品，他企圖以自己的死喚醒世人，昭示給世人；這種以犧牲人性，毀壞文物為代價的所謂“革命運動”是不人道的，因而應(yīng)該徹底禁止的。

老舍那悲壯的舉動包含了多少酸甜苦辣。他以自己特有 的方式反抗著、戰(zhàn)斗著，然而，那場史無前例的“革命運動”還是發(fā)生了，而且愈演愈烈，成千上萬的人也如老舍一般悲壯地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歷程，他們無可奈何只能以這種“自殺”的方式向慘無人道的所謂革命提出強烈的抗議！這也是 一種戰(zhàn)斗，一種最勇敢、最悲壯的心靈之戰(zhàn)。

老舍義無反顧地走了，但倘若他不走，結(jié)局又會怎么樣呢？

很顯然，從那場“革命運動”發(fā)生的必然性來看，老舍自身的悲劇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為在當時那種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瘋狂年月，作為大權(quán)威、大名人、北京市文聯(lián)主席的老舍，面對喪失理智的“革命運動”只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一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走屈原之路；二忍辱負重、臥薪嘗膽、走司馬遷之路。

至于昧心說話，奴顏婢膝，企圖在“革命運動”大風(fēng)暴中，反戈一擊，以立功受賞，茍延殘生，這以老舍當時的名聲，地位來說，革命小將也是不會接納的，因為他們需要老舍這樣的大人物來做靶子。

從老舍本人的品德來說，老舍也絕不會察言觀色順風(fēng)使舵的，更不會不顧內(nèi)心的譴責(zé)，不顧理智的提醒而去干傷 夭害理、禍國殃民的事情。

老舍的悲劇的不可避免性正在于此！他如果不去以“自 殺”的方式抗爭，他就只能或者像胡風(fēng)那樣住牛棚、住監(jiān)獄，忍受一切污蔑不實之詞和對他人格、身心的污辱，甚至于會走上趙樹理的道路，被活活折磨而死，或者他可能會以認罪態(tài)度較好而受到“恩惠”，住牛棚，受教育，每日強裝笑顏，說一些違心的話，熬過寒冬，迎接春天的到來，然而，老舍的性格，品德決定了他都不會選擇這條“茍延殘喘”的道路。

老舍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影響很深，那種以頑強執(zhí)著地追求 人際真理，世上忠實的仁義之道的完善人格，已強烈地滲透到他本人意識的深層。

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庇终f：“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 ·衛(wèi)靈公》）這可以說是中國士大夫階層平靜、勇敢而無所畏懼地面對死亡的人格完善的集中概括。尤其像老舍信奉的完全是“士可殺不可辱”人生哲學(xué)，因而他極強的自尊心就不可能使他面對身心的 污辱而無動于衷。

老舍所崇奉，所追求的完善人格就是這種高風(fēng)亮節(jié)，剛直不阿，寧可死也不去敷衍了事茍延殘喘的精神，這從他創(chuàng)作的小說也可略見端倪。

老舍是享有世界聲譽的天才作家，他一生創(chuàng)作了幾十部 小說，還有不少的話劇，然而，在這些小說中，自殺卻成了他的主題。不論是上層的，還是下層的，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商人、平民，凡是他所摯愛著的“志士仁人”都是在逼得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以“自殺”的方式向世人發(fā)出了振聾發(fā)聵的呼喊，表現(xiàn)了對黑暗勢力強烈的控訴和抗議，這充分體現(xiàn)了老舍的強烈的愛憎和對“士可殺不可辱”精神鍥而不舍的追求。

在《貓城記》里，小蝎的哲學(xué)是“良心大于生命”所以他寧愿去死也不愿去做違背自己良心的事情，大鷹更不堪忍受屬于國人，也屬于自己的恥辱，所以他義無反顧地殺了自己，讓別人把頭割下來懸在街上、以其喚醒群眾，并對眾人的罪孽以有力的控訴。

話劇《張自忠》中的王得勝排長，身負重傷也還要去和敵人做最后的戰(zhàn)斗，但他已是寸步難行，在汗如雨下，痛不可忍的情況下，自知無力再去拼殺，便開槍自殺寧死不做俘虜。

《火葬》中的石隊長，用最后一顆手榴彈炸死了圍在屋外的幾個日本兵，最后為了不讓日本人把他俘虜受污辱，便憤然用火柴點燃了屋內(nèi)的麥秸，火葬在屋內(nèi)。

《四世同堂》的錢太太當她的丈夫被捕，兩個兒子相繼死去之后，她不再哭泣，而用一個普通老太太所能表達的方式做出了她對殘暴敵人的抗議——一頭碰死在大兒子的棺材上。同是這部小說人物的祁天佑，在被日本人穿上白布紅字的坎肩時，他就已經(jīng)在尋找著死亡的歸宿，他不能忍受如此的奇恥大辱，他沒有回家，而是一直走向了護城河，走向了另一個世界。

話劇《茶館》中王老掌柜也由于不堪忍受邪惡勢力的壓迫而憤然自殺，他以他的悲壯的死向世人宣布了他的清白和無辜，這死本身就是一篇討伐罪惡的檄文。

這些悲壯的人物傾注著老舍的人生理想和對他們的深沉摯愛，他們實際就是老舍自身品質(zhì)和人格的表現(xiàn)，決不屈服于任何的邪惡勢力而直面死亡。

所以，當1966年8月，老舍在痛遭一伙無知少年的污辱之后，他便要以死抗爭，以湖水洗凈蒙在面上的污垢，這也就是必然的了。

老舍的悲劇不單單是個人的不幸，而是那整個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劇，是中華民族的悲劇。

在《茶館》里，四爺有一句話：“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呀？”這不正是老舍心聲的表現(xiàn)么？可誰又會真正從這句話中體味出其中的艱辛和甘苦呢？巴金在《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曾四次引用這句話，其痛惜之情可見一斑。

是啊，老舍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輩，正如巴金所評價的那樣：

他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典型”是“最偉大的愛國者”是“寫作最勤奮的勞動模范”是“熱烈歌頌新中國的最大的歌德派”是“最有成績的作家”！

然而，他卻偏偏被自己人給逼死了，這多么令人痛心！

老舍以轟轟烈烈的一生卻悄無聲息地離開了他曾眷戀熱愛著的人間。臨死前，他把他的上衣、眼鏡、手杖和鋼筆整整齊齊地放在岸邊，決不要以為這是個無關(guān)的動作，這是他臨死前的心聲，這是他向中華民族發(fā)出的警告：

“一個把鋼刀架在了自己功臣脖子上的民族，難道還能躋身于世界偉大民族之列從而對得住列祖列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