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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文回溯|鄉(xiāng)村社會主體性的雙重結構及其動力機制——以一個環(huán)保公益組織的實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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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飛宇

北京大學

社會學系

教授


張雨欣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明學院

東亞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

鄉(xiāng)村社會主體性的雙重結構及其動力機制

——以一個環(huán)保公益組織的實踐為例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4年第1期

作者 | 孫飛宇、張雨欣

責任編輯 | 徐宗陽

本文基于質性研究材料,采用現象學社會學的理論視角以及過程—事件的研究方法,以一個環(huán)保公益組織的“社區(qū)互助金”項目的實踐遭遇為研究對象,試圖從生活世界的角度來理解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的主體性。本文發(fā)現當地富有歷史內涵的家庭、家族和作為整體的村莊是鄉(xiāng)村社會主體性的主要承載形式,其特點是在社會空間維度上的結構性彌散和在社會時間—歷史維度上的承續(xù)性,其動力則來自鄉(xiāng)村社會中的倫理關系與道德習俗所激發(fā)出的情理。

一、問題提出與研究的展開

(一)鄉(xiāng)村振興與主體性研究的現象學社會學切入點

在中國社會學界,關于鄉(xiāng)村振興與農民、農村主體性關系的思考在黨的十九大之后有了豐富的發(fā)展(王春光,2018;吳重慶、張慧鵬,2018;龔麗蘭、鄭永君,2019;麻國慶,2019;毛一敬、劉建平,2021)。學者們注意到,盡管中央一貫強調農民的主體性地位,但農民主體性地位缺失的問題依然存在,這一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就會影響鄉(xiāng)村振興目標的實現(王春光,2018)。而增強農民主體性的核心是要“還權賦能”,或者培育鄉(xiāng)村內生發(fā)展的動力(王春光,2018;吳重慶、張慧鵬,2018)。黨的二十大進一步提出“全面推進鄉(xiāng)村振興”,并且要“扎實推動鄉(xiāng)村產業(yè)、人才、文化、生態(tài)、組織振興……增強脫貧地區(qū)和脫貧群眾內生發(fā)展動力”(習近平,2022:30-31)。在這一前提下,如何理解鄉(xiāng)村社會主體性已經成為一個重要問題。

“外來激發(fā)”是中國學界思考這一問題的重要面向。所謂“激發(fā)者”通常有政府和社會兩種類型。這方面的理論與實踐曾引發(fā)關于“國家—社會”關系理論的諸多討論(高丙中、夏循祥,2015;趙小平、王樂實,2013;周飛舟,2009,2018)。不過,無論是政府的力量還是社會的力量,在介入鄉(xiāng)村振興的過程中都必須要面臨作為一種外來力量如何與當地農民和農村社會打交道,以激發(fā)地方社會的內生動力并由此建設主體性的重要問題。目前學界的工作或者集中在主體性建設中的地方經濟和產業(yè)發(fā)展面向上,或者以外來的教育、醫(yī)療以及環(huán)保等資源對地方社會的激發(fā)為主題(李斌,2011;沈洪成,2014;孫飛宇等,2016),從不同側面對鄉(xiāng)村社會主體性展開了有益的豐富思考。

學者們強調,鄉(xiāng)村振興的前提是對鄉(xiāng)村社會的主體性有所認識,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內生式發(fā)展(田毅鵬,2022)。周飛舟在其“家國一體”的研究中發(fā)現,在中國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之中,“家”是中國農民主體性的主要承載形式(周飛舟,2021)。這一類工作豐富了關于“社會底蘊”的研究(楊善華、孫飛宇,2015),同時也承接了中國社會學歷史上的重要傳統(tǒng):在由晏陽初、梁漱溟和費孝通等先生們所展開的形態(tài)豐富的鄉(xiāng)村建設運動以及與之相關的學界爭鳴中,何為農民主體性、該主體性與傳統(tǒng)倫理之間的勾連以及如何建設新鄉(xiāng)村主體性等問題早已浮出水面(趙旭東,2008;張浩,2019)。而潘光旦先生在“中和位育”理論中所隱藏著的對于中國人作為“整個的人”的理解(潘光旦,2000)和林耀華先生對于中國人的“社會生命”的研究(林耀華,2015;渠敬東,2019)也都不斷提醒著我們對于這一主體性的理解方向。

在這一研究傳統(tǒng)的基礎上,本文希望借助現象學社會學的經典理論,基于對經驗案例的分析,為該領域的思考提供新的有益嘗試。舒茨(Alfred Schütz)的現象學社會學通過對意義的討論,尤其是將時間引入對行動概念的理解,從原因動機(because of motive)和目的動機(in order to motive)兩個方面分析行動的意義脈絡(meaning context),為我們理解行動者的主體性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他發(fā)展出的生活世界理論,強調了個體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與經驗脈絡(context of experience)對于行動者當下的意義建構的重要性,并且通過社會空間和時間這兩個維度的分析,揭示出個體的存在超越了個人身體,具備了社會性(Schütz,1982,1989)。

在社會學的發(fā)展史中,舒茨的這一理論框架為關于現代社會的自我認同和主體性的諸多討論提供了有益線索。本文亦希望能夠借助該理論來討論在“激發(fā)”過程中所出現的生活世界的時間與空間維度,嘗試“觀看”中國鄉(xiāng)村社會主體性的深層結構與動力機制。

(二)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我們選取了一個呈現為環(huán)保議題的案例,使用質性研究的材料來展開研究、完成敘述和論證。選取這一案例的原因在于,相對于產業(yè)及經濟發(fā)展而言,環(huán)保理念的接受與實踐對于地方社會來說往往更具有“外來性”,因而更需要當地主體性的激發(fā),也更易于為我們提供有關地方社會主體性的理解。不過,這一“內生”的主體性如何激發(fā)?這一激發(fā)起來的主體性又存在何種內在結構?對于這些問題的思考需要同時面對介入者、地方社會、經濟和環(huán)境等多重因素。在這一思考背景下,本課題組在少郎山流域對一個化名為Y組織的環(huán)保社會公益組織展開了調研。

少郎山流域位于中國西南部,是該地區(qū)非常重要的生態(tài)區(qū)域。當地村莊受地形所限,經濟發(fā)展水平較低。該地區(qū)林地面積較大,然而近三十年來,濫砍濫伐、盜砍盜伐導致原始森林的破壞和水土流失,而山高溝深、地廣人稀的自然地理條件又使得護林員制度的執(zhí)行困難重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急劇惡化帶來了泥石流和山體滑坡等地質災害,嚴重威脅著整片地區(qū)的生態(tài)安全和地方居民正常的生產生活。

從2009年開始,F老師帶領Y組織在該地區(qū)開展“社區(qū)可持續(xù)發(fā)展與生態(tài)保護”活動,主要通過一項名為“社區(qū)互助金”的小額信貸項目來展開社區(qū)主體性建設,并在此基礎上實施區(qū)域環(huán)境保護。

作為一個小型公益組織,Y組織穩(wěn)定的核心工作人員只有9人,常年招募志愿者,以正式工作人員培訓和帶領志愿者的方式進行工作。Y組織的核心工作成員要么長期居住在當地,要么是本地人,對于當地社會和文化較為熟悉。換言之,該組織是以一種“精耕細作”的方式在當地長期展開工作,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切入點。

本研究遵循與現象學社會學理論視角較為契合的“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方法(孫立平,2000),注重從過程角度來理解研究對象,通過突出諸多事件的動態(tài)特征和時間、歷史的維度,發(fā)掘出鄉(xiāng)村社會主體性復雜微妙的結構。在這一方法視角下,從2015年至2021年,筆者所在的研究團隊參與了對Y組織的跟蹤研究,對于該組織的成員和項目參與者相繼進行了多次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包括個人生命史、組織理念、項目工作以及相關的案例事件,等等。研究團隊數度跟隨Y組織進入項目所在山區(qū),在河頭村和黎明村參與觀察了與社區(qū)互助金等項目有關的工作,并在2022年就有關問題進行了回訪。

二、組織理念與項目設計:一個生平情境的視角

(一)從環(huán)境保護到內生式發(fā)展:F老師的生平情境及其理念

Y組織將自己定位為一個社會公益組織,致力于通過建設鄉(xiāng)村社會主體性、激發(fā)內生動力以促進社區(qū)可持續(xù)發(fā)展,改善鄉(xiāng)村環(huán)境狀況。在一份《生態(tài)文明建設項目書》中,該組織如此自我介紹:

通過“內生式”社區(qū)項目服務理念,促進區(qū)域中人—社區(qū)—社會的變化與整合……探索公共資源進入鄉(xiāng)村的綜合效益最優(yōu)化的途徑,從而化解該區(qū)域“保護與發(fā)展”之間的內在沖突,促進區(qū)域可持續(xù)發(fā)展,最終實現現代化轉型時期下的新鄉(xiāng)村建設和區(qū)域生態(tài)文明建設。

這一界定來自組織創(chuàng)始人和負責人F老師。F老師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參加環(huán)境保護工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Y組織的行動理念是他多年來“試錯嘗試”之后的經驗總結。他將自己三十余年來的環(huán)保實踐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他剛參加工作的十年。這一階段被他稱為“野蠻保護”階段,因為其中存在大量“與當地農民的沖突”。沖突主要來自他在認知和利益層面與地方農民的不同視角和立場。

那個時候主要執(zhí)行的是《環(huán)保條例(試行)》,其他的有《森林法》《野生動植物保護條例》等。我們的視角很單一。那個時候,我們的社會認知是對上級負責。而農民會問,“這是我的土地啊,你們玩什么玩?”(訪談材料20200815FY)

根據F老師的自述,這段時間里他參與的保護工作與地方農民之間的沖突非常激烈。他說:

我們每次保護黑頸鶴的時候都要和農民發(fā)生沖突……我們是經常要打架的。農民打我們保護區(qū)工作人員,一來就是幾百人,拿著成千上萬個拳頭大的石頭投過來,有點像電影上萬箭齊發(fā)的場景,“呼”一下都是石頭飛過來。我們只能背過背、蒙著頭,躲避石頭。我們也經常被農民打傷住進醫(yī)院。(訪談材料20200815FY)

這里的敘述也許稍顯夸張,但正是在這樣的保護實踐中,F老師認識到外來組織高高舉起的環(huán)保大旗和農民的生計目標相沖突,而這些在地的農民本該是長期環(huán)保工作最直接的受益者。他逐漸認識到環(huán)保工作存在著主體錯位的問題,“人民的訴求與我們拍著腦袋的假設完全不是一回事兒”(訪談材料20200815FY)。在訪談中,他提起了多年前在一次西部地區(qū)舉辦的國際會議上環(huán)保專家和當地農民之間觀點發(fā)生沖突的故事。

(當時)專家們都說“金絲猴是金飯碗”,政府也這么說,但是老百姓說“金絲猴不是金飯碗”……金絲猴的這個金飯碗是你的金飯碗,你寫了論文成了國際專家,然而金絲猴帶來的利益和老百姓不接軌啊,所以是你的金飯碗,不是農民的金飯碗。(訪談材料20200819FY)

F老師因此意識到需要讓農民加入到環(huán)保工作中,并借鑒了國際環(huán)保組織通行的“參與式保護”做法,即讓農民參與到保護區(qū)的建設與維護工作之中。在F老師實踐環(huán)境保護理念的第二階段,這種讓農民參與環(huán)保工作的方式短時間內帶來了一定的保護效果,但是他在后來發(fā)現,農民的參與是有限的,保護的效果也無法維持。此類經驗促使他開始重視保護區(qū)地方農民的利益和態(tài)度,也開始認識到環(huán)保應該完全轉化為一種系統(tǒng)的、整體性的行為,主張結合當地具體情況行動,從保護特定物種和區(qū)域轉為調節(jié)人地關系?!啊匀槐Wo區(qū)’是不夠的,要建立‘社區(qū)保護地’,要凸顯本地居民在整個社區(qū)—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主體性地位”(訪談材料20200819FY)。這就意味著環(huán)保工作必須要以當地居民廣泛、長期的參與作為最重要的基礎。這是其理念發(fā)展的第三階段。這一理念的結果是Y組織積極推動有利于地方村民生計的項目建設,而實施項目的前提則是要求他們通過集體討論,自行擬定并且監(jiān)督執(zhí)行與環(huán)保相關的制度?!吧鐓^(qū)能產生自我管理的制度,并且其制度是可執(zhí)行的”(訪談材料20181111FY)。

Y組織非常重視“公共討論后的多數同意”與“社區(qū)參與”這兩條基本原則。前者指的是“要不要做事情、怎么做,都是由村民討論商量,由村民自己制定……要開設項目的話,需要有達到社區(qū)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同意參加,以實現多數人受益”;后者則是指村民出資出力,“我們認為這點是非常關鍵的,只有社區(qū)實際去做了投入,才有可能珍惜項目”(訪談材料20160831GDA)。

“公共討論后的多數同意”強調的是將決策和行動自主權完全交還給村民,這是Y組織所理解的“內生”?!八^‘內生式發(fā)展’就是當地人全權做主,當地人要做什么事,我們就幫他們,別拿什么生態(tài)學的知識教人家……我們工作團隊經常處于‘吃瓜群眾’的角色。在項目里邊無論開會也好、決策也好,我們就是坐在旁邊的一個小幫工,社區(qū)讓我們記會議討論內容,我們就記,不讓我們記我們就不記”(訪談材料20200815FY)。

F老師認為,唯有親身參與到制定“契約”的討論中,當地居民才會創(chuàng)造出某種與自己的生活牢固地結合在一起的環(huán)保方式,也才會做到出資出力?!耙豁椘跫s如果是當地人未參與討論,也就是被約束的對象不參與討論就立定契約的話,那么它將是無用的、無效的”(訪談材料20200815FY)。

在這一考量下,Y組織環(huán)保實踐的重心就轉移到以社區(qū)互助金為代表的項目建設上,以激發(fā)社區(qū)的自組織與制度建設。這是Y組織所理解的主體性和內生動力建設的重要路徑。

(二)主體性激發(fā)的項目設計:社區(qū)互助金

社區(qū)互助金項目是由村民自愿參與的低息小額信貸項目。由于當地大部分人在每年10月份賣掉田地收成之前手頭都缺少現金,所以這一項目比較好地契合了村民的借貸需求,很有吸引力。村民小組參與該項目的條件是集體制定保護環(huán)境的方案并互相監(jiān)督執(zhí)行。如果村民在借貸期間違反了這一條件,Y組織就會撤資。Y組織設計了三項措施來實施該項目。

第一,要求村民自行決定參與項目的抵押物。例如,多個村組在經過討論后決定抵押林權證。

第二,實行等額配套資金制度。這要求參與項目的村民首先自行討論集資額度并完成集資,而后Y組織再根據集資總額以1∶1的比例給予資金配套。例如,某村組有30戶村民加入項目,每戶愿意出資1000元,那么在全小組共計集資3萬元的前提下,Y組織就會為該小組配套3萬元。如此一來,該小組的“銀行”就可以獲得共計6萬元的可供借貸資金。Y組織并不索取每年借貸產生的利息,而是建議由村組集體決定利息的用途。

第三,實行三分之一成員借貸規(guī)則。即所有參與項目的村戶抽簽分成三組,每年只有其中一組獲得貸款資格。接續(xù)上例,村組內的30戶抽簽分為3組,每組10戶。這3組分別對應著3個借貸年,也就是1組村戶在第1年借貸,2組在第2年借貸,3組則在第3年借貸。在每一個借貸年份中,該小組的10戶共計借貸6萬元的資金總額,平均每戶可以借到6000元。到了第二年同一時間,所有借貸村戶返還借款和利息,以供下一組村戶借貸使用。如此三年為一個循環(huán)。

設置三分之一借貸規(guī)則既可以增加村民單次借貸的金額,從而提高其參與項目的積極性,也可以建立起互相監(jiān)督的機制防控風險。在這一規(guī)則下,每次借貸后有三分之二的村民會監(jiān)督資金與利息的返還,以保證下一輪的借貸。

這一項目在形式上類似于中國傳統(tǒng)的賑災互助組織“社倉”。社倉以糧食實物作為借貸對象,通過作為外部力量的官方與作為當地力量的士紳合作,貯糧集糧、有償借貸,以緩解農民青黃不接的困難(劉宗志,2018)。然而,相比之下,社倉與Y組織所實踐的社區(qū)互助金項目在理論上還是有著核心的差別。在朱子創(chuàng)立的社倉系統(tǒng)之中,作為地方精英的士紳扮演著核心作用,是行動的主體(吳四伍,2018;楊乙丹、喬沁,2021)。換言之,社倉所調動和激發(fā)的是以地方士紳為核心的主體性。而Y組織設計的社區(qū)互助金項目則要求多數社區(qū)成員的參與。在訪談中,F老師說他在近年來讀到了諾貝爾獎獲得者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的著作(Ostrom,1990,2000),雖然在設計項目之初尚不了解這位學者及其工作,但是在閱讀了奧斯特羅姆的作品之后,F老師完全贊成其關于集體行動的理論主張,“奧斯特羅姆的理論觀點是可行的”(訪談材料20221105FY)。認同奧斯特羅姆之理念的F老師,更希望讓大多數社區(qū)成員參與到項目全過程中來。

所以,這套規(guī)則設計表面上的功能是將金融互助體系、村民的發(fā)展需求和環(huán)境保護意識聯(lián)系起來,實際上其前提要求是在村莊內部形成共同議事的氛圍,以激發(fā)村民作為個體的權利意識和契約精神,建設社區(qū)的公共精神和在這個意義上的主體性。所以,Y組織關注村莊里的每一個個體。

我們經常會參加同行會議、看論文,大家的很多討論是產生了什么樣的制度。而我更關注的是在什么地方,簽署什么條例,簽署條例的過程中是不是每個人都做了承諾。(訪談材料20221105FY)

同時,他們也關注村民是否意識到了自己的權利并且能夠遵守規(guī)定。

我們不管錢他們用不用、怎么用,很多人一年了錢也沒有用,就放在家里,沒有去發(fā)展去致富,到了還款時間自己還搭著利息還回來了。有人會覺得他們非常傻,但是我覺得這恰恰是最重要的,他們能通過這個(指社區(qū)互助金項目)有權利意識。(訪談材料20181111FY)

由此可見,Y組織在建設地方社會主體性方面的目標就是促使每個村民都關心自己在項目中的權利,強化他們的契約精神和內部監(jiān)督機制,提高他們在公共事務方面的自覺意識與行動能力。

上述實施原則和意義訴求也廣泛存在于Y組織所支持的各種直接或間接有利于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的項目中。為了實現“激發(fā)”,F老師還曾經多次組織帶領各個村組的項目負責人前往國內發(fā)達省份、香港地區(qū)以及印度“考察學習”,以促進他們的“成長”。總之,Y組織這一未來取向的行動力求推動地方社會的村民以自己的生計和利益為起點,通過項目的實施激發(fā)起責任和權利意識,也激發(fā)起他們對于環(huán)保等公共事務的關注。

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此種理念在不同的村莊發(fā)展出了不同的實踐邏輯,表達出了復雜的理論問題。我們發(fā)現Y組織所激發(fā)出的鄉(xiāng)村社會的主體性內容所包括的村民在行動中所依賴的鄉(xiāng)村社會既有倫理秩序與社會結構、歷史傳統(tǒng)與風俗習慣等,可以借用現象學社會學中的生活世界理論來加以概括。

三、主體性的社會空間與歷史維度

在現象學社會學的視角中,行動者會借助既有經驗脈絡理解新經驗并逐漸將其納入既有的經驗圖式之中。然而新經驗所激發(fā)出的“反省”(reflection)態(tài)度無法觸及經驗脈絡中的所有部分,因為存在一些“反省無法觸及的底層”(舒茨,2012:98),例如既有經驗脈絡的秩序等方面。這一理論觀點在Y組織為開展項目和地方村民打交道的案例中得到了清晰的呈現。

(一)意義脈絡中的空間性與彌散:“亂一下”的結構

Y組織實施社區(qū)互助金的第一個村組是河頭村新屋組。2010年,Y組織工作人員自行找到了新屋組組長劉玉坤家,向其介紹了社區(qū)互助金的項目。劉玉坤先被1∶1的資金配套所吸引,但轉念就產生了懷疑,“哪有白給錢的,從來都沒有這樣的。我就想肯定是要來套什么東西”(訪談材料20171112CXF)。劉玉坤在半信半疑之間找組里其他人商量,一次非正式的村民小組會議就此召開,而這次較為隨意的會議只是隨后漫長討論過程的開始。

對村民來說,該項目的吸引力在于有資金配套,但自己投入的資金也面臨一定風險。Y組織不是由村長介紹來的,而是直接進入村組談合作,要求村民自行討論并做出決定,且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同意才能開展項目。這必然會增加村民的擔心和疑慮——沒有政府作保,村民小組需要自己承擔決策的責任,這讓他們極力要去弄清楚整個運行制度。根據Y組織的記錄,該組村民在幾個月內開了多次會議,為是否要和這個沒聽說過的外來組織合作而爭吵不休。最終結果是“嘗試派”和“激進派”共同壓倒了“保守派”,第一個社區(qū)互助金項目就這樣在河頭村建立了起來。

Y組織的工作人員根據記錄,告訴了我們2014年由劉玉坤組織的一次討論會的鮮活場景。

劉玉坤說,“好!我們先亂一下,討論一下”。然后大家開始七嘴八舌,議論紛紛。過了好一會兒,亂得差不多了,他們告訴我現在要用林權證和惠農卡作抵押,并采用利滾利的方式滾動下去。于是,我?guī)退麄冏鑫臅涗浵聛?,大家紛紛前來簽字按手印以表示通過該修正協(xié)議。亂一下,很有意思的說法哦。(訪談材料20171112GDA)

根據Y組織的說法,類似的討論幾乎在Y組織介入的每一個村組都存在。那么這個“亂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充分參與了討論?討論有沒有內在的結構?在2015年針對參加該項目的105戶村民的調查中,我們發(fā)現,和Y組織的說法存在差異的是,16%的參與者對于該項目的規(guī)則完全不知情,46%的參與者僅僅了解一點規(guī)則。這表明大多數村民盡管參與了討論,甚至參加了項目,卻并不怎么了解項目的規(guī)則。我們在訪談中發(fā)現,各個村組“亂一下”的內容可能不盡相同,其討論結構和決策機制卻大同小異,即村莊既有的社會結構和倫理關系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這也就解釋了該調查的數據結果。

首先,該調查針對的是個人,然而由于項目是以村戶為單位參與的,所以各家各戶在討論中并不需要人人都發(fā)言,也不需要人人都了解項目——只需要“家里主事的”了解即可。其次,在更大范圍的家族中,往往也只需要一兩個家族領袖了解項目規(guī)則,就能形成主導性意見。我們在調查中也發(fā)現,在現場討論中,主動發(fā)言者、帶頭發(fā)言者和最后形成決定性意見的發(fā)言者與其在家庭、家族與村莊里的社會性角色和地位有著直接的關系。許多人并不了解該項目,但是這并不妨礙他們相信并參加該項目,這通常是因為其與組織者或參與者有親戚關系。正如一位村民說,“剛開始老實不知道這是個啥,但是XX是我親戚嘛,我不參加也不太好,還是要支持他的工作嘛,這點面子還是得給”(訪談材料20150101FX)。由此可見,在這一“公共討論”,也即這個“亂一下”之中存在著基于倫理秩序與權力關系的結構。不僅一家之中的發(fā)言有其代表,而且當組織者是村組長而村組長又是家族中的某位親戚時,就會出現“這點面子還是得給”的情況。從現象學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村民可以調用以往的經驗來理解該項目,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卻必然存在著一些無法被反省到的經驗層面,也即“亂一下”的社會結構。

這一結構還體現在各個村組所制定的關于違反環(huán)保規(guī)定的懲罰措施及其行動邏輯之中,即針對不同人群的懲罰呈現了“內外有別”的特征。

所謂“內外有別”,指的是在村民們制定的規(guī)則中,針對不同身份的違規(guī)者設置了不同的懲罰措施。因為組內村民是規(guī)則的知情者,所以一些村民小組主張對“自己人”的懲罰應該比對“外來人”更嚴格。然而在另一些村組的村民看來,“自己人”終究是“自己人”,“外來人”跑到這里來砍樹則是“欺負人”的表現,應該予以最嚴厲的懲罰,最好能讓他們口口相傳,再也不敢來。

兩種懲罰措施表面上并不相同,但都一致遵循“內外有別”這一區(qū)分邏輯。這也是當地村民非常普遍和有效的思考方式。這方面更為顯著的表現是,在各個村組所制定的規(guī)定中,比較常見、也被認為最有效的懲罰措施是與“紅白喜事”有關的內容。例如,新屋組經過激烈討論后一致決定禁用農藥,制定了《村組農藥禁用制度》,其中規(guī)定“對于違反農藥禁用制度的村民,全村其他村民將不參加該戶的紅白喜事”。不參加紅白喜事的規(guī)定顯然來自其歷史經驗,是“內外有別”思考方式的體現。在地方社會中,這被認為是最嚴厲的懲罰方式。因為這意味著在社會關系的層面上對該村民以“外人”視之,并將其排斥在社會運行體系之外。正如劉玉坤所說,“農村最根本的自治機制就是人們之間的禮尚往來、互幫互助的體系……一家人死了人,幫爸媽抬死人的人都不來,有喜事,幫忙的人都沒有,很悲哀的,這是農村的弱點”(訪談材料20171112LYK)。

這些來自鄉(xiāng)土社會歷史經驗的規(guī)則顯然是差序格局理論的體現,同時也意味著在一個地方社會的意義結構之中,社會空間的維度,也即親疏遠近、內外有別是行動者在思考公共議題時的基本維度之一,亦是我們理解鄉(xiāng)村社會主體性的社會空間維度的第一個方面。

基于其理念,Y組織除了提供咨詢服務外,在其他方面都保持著一種尊重地方社會的態(tài)度,既不干涉規(guī)則的制定,也不要求村民登記借貸資金的使用去向,對如何使用這筆資金不加過問。我們在訪談中發(fā)現后面這種態(tài)度來自組織工作人員在和當地村民打交道過程中的“學習”。

從2010年至2015年,在該項目運行的最初五年時間里,Y組織曾要求村民登記資金使用去向。在2015年,該組織的志愿者還對當時參加項目的5個村組共132家農戶做了調查。當時的調查結果表明,村民的資金使用去向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類別:61%的貸款家庭將貸款用于種植和養(yǎng)殖等生產性領域,在2014年平均為每戶增加的收益為3182.98元;8%的貸款家庭將貸款用于“生意買賣”,2014年平均為每戶增加的收益為5290元;20%的貸款家庭將資金用于補貼生活開支或者建設,如修繕房屋等方面;9%的貸款家庭將其用于教育開支。調查還發(fā)現,確實有一位村民在獲得貸款后把資金放在家里一整年,到期后補貼利息把錢交了回去。這個調查的內容和數據看起來都比較清晰明了,似乎為Y組織理解農民生計提供了很好的幫助。然而我們發(fā)現,在2015年之后,Y組織不再要求登記資金使用去向,也沒有再做過調查。在2022年的追訪中,當我們問到這一轉變的原因時,工作人員D做了如下回答。

村民對于資金的使用非?,嵥椋圆环奖愕怯浐驼{查。以前做的調查中,很多說不清楚,零零散散用出去了。那些說出來的,經常也會出現忘記或者說錯的情況,甚至在現場現編也屬于常見。(訪談材料20171113DPJ)

也就是說,Y組織在項目實施的過程中逐漸學習到,農民對于資金的實際使用情況并不像2015年的調查數據所顯示的那樣清晰明了。伴隨著這一更加深入的理解,Y組織的工作方法也發(fā)生了變化。

Y組織最初要求村民“登記資金用途”本身意味著一種對于未來某項工作的清晰計劃。然而他們發(fā)現,當農民以“家戶”為單位來申請借貸的時候,因為資金使用的決定大多不是單獨做出的,所以其中往往充滿著各種各樣無法預計的情況,難以對未來有清晰的規(guī)劃。而在回顧資金使用情況時,他們也難以回憶起每一筆錢的具體用途,這是因為資金的使用大多和他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關,彌散在日常生活中人與人的關系和生產生活的具體情境里,難以使用數字和表格來清晰記錄和表達。這種彌散性構成了我們理解鄉(xiāng)村社會主體性的社會空間維度的第二個方面。

以上兩個方面表明,社區(qū)居民的主體性并非基于個體,而是以一種差序格局式的結構,彌散在其家庭、家族與更廣泛的人與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中,其邊界是模糊而動態(tài)的。

Y組織從一開始就與作為整體的村民小組建立了看似平等的合作關系,因而在這種“自愿參與”的前提下,雙方關于對方的想象構成了一個有趣的對照。在Y組織看來,社區(qū)互助金項目更像是以“公共品提供”的形式構建起來的共同體議事機制。這一機制將環(huán)保與各家私利聯(lián)系在一起,“保護方式變化了,以前按照制度來,誰也不會干,現在錢進去了,就是每個人的了,不再是村長和護林員的事了”(訪談材料20171112XC)。項目的運行過程正是鄉(xiāng)村社會主體性建設的過程。這一觀點也得到受F老師影響的個別當地政治精英的認可。例如,組長劉玉坤后來也說,“社區(qū)互助金其實不是一個錢的問題,是訓練公共管理的一種工具”(訪談材料20181109LYK)。然而在地方社會內部,當“亂一下”真正展開的時候,這一項目所激發(fā)出來的經驗脈絡與相應的外在社會秩序,即這一“公共討論”所依循的結構,卻是地方社會的傳統(tǒng)社會秩序和經驗秩序的呈現。在這里,有效的討論并非以個人為基礎,而是沿著既有的倫理關系展開的,村民們對于這一項目意義的理解及其行動也都有賴于既有的地方性知識、社會結構與倫理關系。在該項目的具體實踐中,這一點更為清晰地展現了出來。

(二)意義脈絡中的時間—歷史性:“亂一下”的內容

Y組織的原則是不參與、不干涉具體的討論過程,由村組自行討論和決定環(huán)境保護的內容、區(qū)域、針對砍伐的懲罰措施等一系列村規(guī)民約——也就是他們所說的“契約”。這一機制所激發(fā)出來的制度帶有強烈的地方歷史和經驗色彩,在認知上給了Y組織很大的沖擊。

這一沖擊首先體現在對環(huán)保內容的不同理解上。在這方面,Y組織的多位工作人員在訪談中多次將前述當地人對金絲猴的態(tài)度與對另外一種生物的態(tài)度加以對比。這一對比頗為有趣。

2018年,項目擴展到某小組……他們規(guī)定禁止捕青蛙。我問村民為什么要禁止捕青蛙。村民說,青蛙與他們當地農業(yè)種植是有關系的。他們發(fā)現,農業(yè)種植看二十四節(jié)氣或者靠經驗都不可靠,因為山區(qū)每年的雨季、溫度差異都很大。他們主要靠聽青蛙的叫聲來種玉米……隨著氣溫的逐漸提高,青蛙會連著叫,等青蛙連著叫三聲的時候,就適合種玉米了。等青蛙連著叫六聲的時候,如果還沒種玉米,那么今年也就沒有收成。所以青蛙對他們來說很關鍵。(訪談材料20181111GDA)

在2020年的訪談中,F老師也提到,“對有些村民來說,保護青蛙則是非常應該的事情。他們反而會疑惑外來的人為什么不保護青蛙呢?隨著環(huán)境的惡化,青蛙滅絕了,他們也就沒法子種莊稼了”(訪談材料20201105FY)。從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村落,Y組織的激發(fā)所調動起來的地方性知識,包括了村民對村落地理文化環(huán)境的理解、村民的日常生活與勞作形態(tài)以及相關的文化傳統(tǒng),等等。這些來自日常生活的歷史性經驗都會成為村民思考環(huán)保的內容。這就意味著,在一個村莊里有效的措施并不一定會在另一個村莊里有效——在地廣人稀的山地地區(qū),兩個村民小組對同一個問題的認知都可能完全是相反的。

就是一個要不要在保護區(qū)林木上打洞的事情上,我前兩天剛在前面那個小組幫他們記錄,說不能打洞,因為這樣樹會長不好。我想有道理啊。沒幾天我到另外一個小組,同樣的問題,結果這個小組大多數人的態(tài)度是讓打,怎么能不讓打呢,打了才有蜜蜂筑巢,要打。我說那好吧。(訪談材料20181109GDA)

如此一來,在項目運行過程中,“環(huán)?!边@一外來的觀念最終成為一種極具地方性和歷史性知識的實踐活動。在環(huán)保內容和懲罰規(guī)則的制定方面,Y組織激發(fā)村莊主體性的行動所帶來的是村民們嵌入到地方社會生活世界意義結構之中的行動。Y組織的工作人員也正是在進入各個村莊的過程中養(yǎng)成了適應和學習地方性知識的習慣。

一開始真是不習慣,他們開村規(guī)民約的討論會的時候我就會代入我的法律方面啊、專業(yè)方面的常識,還好心提醒他們比如“林權法不是這么寫的”……后來覺得他們其實也不想知道實際上是怎么樣的,就想把他們自己這片的事情給定了……反正他們自己說的也有自己的理由,他們也比較信。(訪談材料20171110GDA)

他們“自己的理由”指的當然是在地方長期生活的過程中所積累的經驗。由此可見,村莊作為一個社會主體對于Y組織及其項目的體驗,以及由此激發(fā)出來的經驗與行動,在社會空間的維度之外還帶有強烈的歷史性特征。這一歷史性不僅僅針對過去,而且還有著面向未來的時間維度。這一點在村民對項目延續(xù)的態(tài)度上得到了清晰的體現。

根據Y組織的設計,村民獲得內生性動力和主體性的標志是社區(qū)互助金項目的自主持續(xù)運轉。這不僅意味著“還借款”能夠順利完成,而且在整體層面上還取決于村民們是否愿意在三年全部還借款之后繼續(xù)將項目推進到下一輪。在2018年7月,我們參與了黎明村第四小組的一次社區(qū)互助金項目的“還借款儀式”。這一年是該小組實行項目的第三年,意味著三組村民已經全部輪轉一遍,每個村民都已經獲得過借貸機會。理論上,這一年的還借款日將討論該項目是否繼續(xù)。我們注意到這一延續(xù)了三年的儀式已經成為帶有“地方節(jié)日”氣息的聚會。村民們利用這個場合分發(fā)婚禮和孩子百日的喜帖,熟悉的朋友們約著晚上一起喝酒。在還款儀式之后、下一輪的借款發(fā)放之前,第四小組的項目負責人,也是從這個村組出身并擔任村領導的大河組織所有人就兩個問題進行了投票。第一,三年期限到了,是重新抽簽確定借貸次序,還是按照之前的分組順序繼續(xù)進行?第二,這三年收取的所有利息是留在村組內作為專門款項,還是繼續(xù)加在下一輪的借款之中?這兩個問題并不包括是否繼續(xù)開展社區(qū)互助金項目。很明顯,現場的人都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最終的投票結果是重新抽簽確定借貸次序,并且將利息合并在下一輪的借款之中,繼續(xù)發(fā)放給村民。

那么,村民們?yōu)楹卧敢饫^續(xù)該項目呢?2015年的調查表明,項目中100%的農戶同樣愿意繼續(xù)參與,66.7%的村民表示愿意為了項目的繼續(xù)滾動而承擔相應的責任。我們在訪談中發(fā)現,承擔這一責任的原因主要是該項目對自家的生產生活有幫助,然而接著就有接受訪談的村民提出了極具傳統(tǒng)色彩的說法。

如果能一直做下去,錢會越滾越大,也算是給子孫后代留下一攤事兒。(訪談材料20150101XX)

所謂“給子孫后代留下一攤事兒”,顯然是指留下一筆遺產惠贈子孫。這一說法在我們2018年和2021年的訪談中都得到了多數被訪者的驗證。也就是說,該項目之所以能夠長期自主持續(xù)下去,還與他們對于家庭和家族延續(xù)相關的期待與考慮有關。由此可見,這一面向未來的“目的動機”與來自過去的“原因動機”一體兩面,共同構成了當地村民的“主體性意識”中具有承續(xù)性色彩的時間—歷史維度。

最終,Y組織的項目所形成的基本特點就是在總體原則下的一事一議,即不同時間、不同村落的不同人群因地制宜地制定出不同的環(huán)保制度。這一案例表明,在中國的鄉(xiāng)村社會中,社會主體性與作為整體的社會空間以及時間—歷史緊密相關,尤其會深深扎根于地方的環(huán)境與文化傳統(tǒng)之中,體現在那些不易被反省到的生活生產方式、社會結構秩序與倫理行動邏輯上??偨Y而言,該主體性在社會空間上具有結構性和彌散性,在社會時間—歷史維度上具有承續(xù)性。在這兩點特征之外,該項目所遭遇到的“還款危機”事件還更為清晰和深刻地呈現了這一主體性雙重結構的動力機制。

(三)還款危機的解決:雙重結構中的情理動力機制

2021年6月,河頭村水稻田小組遭遇了一次嚴重的還款危機。2020年6月,該組村民阿文計劃買車跑生意,和另外兩位村民協(xié)商借用了他們的指標,又和項目組協(xié)商借取了此前項目累積的利息,總計借款32000元。然而在2021年3月份,阿文卻突然罹患癌癥且到了晚期,很快就病故了。他的妻子也在隨后改嫁。阿文家中留下了兩個年紀尚幼的孩子、已經成家的弟弟阿寶和一位老父親。在還借款日,圍繞如何解決阿文的借款問題,村民們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最后,經由同姓族人爭取,所有人同意免掉阿文借款的利息。隨后阿寶當場取出已經準備好的資金,替哥哥償還了借款。

該村項目負責人阿云在后來的訪談中說,阿文家辦喪事的時候,負責收禮的正是他們項目組的成員?!百~記得很清楚,單是收的禮金就可以償還這個錢了”(訪談材料20231113AY)。所以他們事先曾找過弟弟阿寶并跟他說,“不還錢也是可以的,但是從此之后你家的紅白喜事我們不會來幫忙了”(訪談材料20231113AY)。阿云特別提到,當地還保留著土葬的風俗,而墳地都在山上,抬棺材必須要8個人,因此紅白喜事少了一個人都辦不了。

在還借款日那天,阿寶、阿文的老父親和兩個伯父都在現場。他的父親一直沒有發(fā)言。二伯全程都在幫助阿文發(fā)言,要求減免利息并承諾會幫助想辦法解決問題;而大伯則站在項目組的立場上,一直強調制度不能破壞,這筆錢一定要還。在場村民們后來開始群起沖著這位大伯說怪話,明顯是認為他沒有做到大伯應該有的樣子,討論中蔓延著對阿文的同情。

阿文病故后,阿寶把哥哥留下的兩個小孩帶到了自己家里照顧。加上自己的兩個小孩,一共四個孩子的生活費和上學費用對他來說頗為艱難。村民們都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依然幫助哥哥還款的阿寶是很有擔當的。在還借款儀式結束后,阿寶請求項目主管幫他寫一張哥哥阿文的欠款證明,打算日后找機會交給阿文的前妻。此時村民都留了下來,紛紛幫助阿寶出謀劃策,討論欠款證明的寫法。他們認為,盡管阿文前妻后來改嫁了,但是他們在2020年借款時仍然屬于婚姻狀態(tài),所以應該在還款事情上有一點“表示”。最后,所有項目成員都作為證明人在欠款證明上按了手印,希望能多少幫到阿寶一些。

從這一“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場景中可以看出,村民對于“債務主體”和“契約”的理解是傳統(tǒng)中國家庭式的,是有其傳承關系和社會結構性的,其形式結構正與周雪光將產權理解為“一束關系”(周雪光,2005)類似,深深嵌入在浸潤著倫理關系與道德價值的社會關系之中。阿文的小家庭破裂后,阿寶撫養(yǎng)了哥哥的子女,同時也承擔了其債務。這一“擴展的喪禮”行動得到了全村人的共情和支持。而在更大的范圍內,阿文的債務其實是由來自村民的“禮金”所償還的。在這一集體行動的過程中,喪服制度作為差序格局的具體體現和補充(焦長權,2022),成為我們理解中國人之社會行動的基本想象力。這一主體性從家庭擴展到家族,最終到達了全村。作為承續(xù)債務的行動者,阿寶最終做出的是符合村莊主體性之情理的還款行動。這一還款行動在根本上是由于全村村民在“喪禮”中的支持才得以可能。而在阿寶還款后,村民們又當場進一步回報了支持。在這一系列“禮物的流動”過程中,基于關系的倫理道德以及由此所激發(fā)出的情感正是推動此種主體性行動的動力源泉。

從這個成功處理的還款危機案例中可以看到,真正在危機時刻顯露并發(fā)揮作用、推動危機得以解決的是鄉(xiāng)村社會主體性中所具有的倫理道德力量和由此而來的情感力量。即使是一套設計精妙的制度,在執(zhí)行過程中仍需要深深浸入到地方社會的文化和人際關系網絡中,還需要以某種涂爾干式的“集體良知”為動力才能夠“活化”。因此,無論介入者是誰,無論激發(fā)的路徑為何,這一主體性激發(fā)的基本路徑都應該基于農民與村落自身的文化歷史和社會意義結構,也都應該依循著“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動力機制。

如果說還款危機的處理方式表明了項目得以順利運轉所需要的基本路徑,那么接下來兩個村莊的比較案例將有助于我們理解該項目得以發(fā)展良好的基本條件以及這一鄉(xiāng)村社會主體性更為完整而復雜的面向。

四、河頭村與黎明村:理念“追隨者”與“拒絕者”的比較

當地最早實施Y組織社區(qū)互助金項目的村落是河頭村。該村處于平均海拔2400米到3000米的高寒地區(qū),共有14個村民小組,460多戶人家,共2067人。全村共有耕地4700多畝,主要種植洋芋、玉米、蔓莖和白蕓豆。在2015年之前,河頭村的14個村民小組中有9個參加了項目。而到2021年,只有4個村民小組還在繼續(xù)維持該項目,流失率較高。在這個村中,與社區(qū)互助金項目淵源最深、與F老師以及Y組織關系最密切的是新屋組組長劉玉坤。

劉玉坤是一名高中畢業(yè)生。據他所說,在與F老師及Y組織接觸之前,他就經常會“在大山里思考人生”。在接觸Y組織以后,劉玉坤得知了許多新概念,所以才會對我們說出“禮尚往來……很悲哀的,這是農村的弱點”這樣的話。在2021年所寫的自述材料中,他說,“參與項目的十年,是自我反省的十年,在經濟上雖然沒收獲,但這十年當中,我真正找回了自己,完成大寫‘人’的過程”。這樣的成為“新人”的自我認同在訪談中無處不在。例如,他時常會使用諸如“主體性”等當地農民從不會說的詞語。

2013年,劉玉坤自愿參選河頭村的村民委員會副主任一職,希望能夠利用自己的知識與能力來改變鄉(xiāng)村。在競選前,經歷過“思想洗禮”、自視甚高的劉玉坤,沒有去任何村民家里走動,也沒有想要依靠自己本族的人,而是徑直寫了一份“競選綱領”和“改革制度”,張貼在村委會門口。在“競選綱領”的開頭,他提出基層選舉“應該選賢任能,才能讓村莊進步”。這一做法給F老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F老師告訴我們:

他超越了中國傳統(tǒng),沒去走動,跑到村委會去把自己的競選綱領和改革制度貼在那里,最違背中國傳統(tǒng)。哪有農民去看你的競選綱領?農民不會去看的。(訪談材料20171112FY)

劉玉坤的改革制度有多條,其中主要是關于財務制度改革的。在訪談中,他說:

河頭村搞選舉,我就拿出規(guī)則,假如我當上村主任,給你們多少好處就不說了,我干不過你們,但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證:5萬以下的項目和5萬到10萬的項目,村兩委舉手投票表決錢怎么用;10萬以上,村兩委不算,還要通過14個村民小組長。(訪談材料20171112LYK)

這一競選綱領的主要內容與劉玉坤在主持實施社區(qū)互助金項目的過程中所得到的鍛煉有直接關系。甚至可以說,是該項目與Y組織給了劉玉坤相應的眼界、能力和行動的勇氣。F老師敏銳地抓住了劉玉坤在競選中的行動特征,即沒有遵循傳統(tǒng)社會的社區(qū)情理來展開他的選舉行動。因此,盡管他以大公無私的姿態(tài)做出了對村民有益的承諾,但在一個地廣人稀的山區(qū),許多村民的文化水平尚不足以讀懂他所寫的字,更遑論其內容能夠引發(fā)村民的共鳴了。最后,劉玉坤在這次競選的第一輪中即遭淘汰,“選三我排四,就下來了”(訪談資料20171112LYK)。

在這次選舉中,劉玉坤希望能夠超越村莊的家族和村小組成員的身份獲得普遍的支持,然而他最后所獲得的選票,也就是支持他的人,基本都來自他的這種身份,投他票的“基本上都是親戚”(訪談資料20171112LYK)。他的改革理想遭遇了地方社會中基本的信任問題。他自己也比較認可這一點,“他不是我親戚,憑什么相信我?我給他許什么諾,我家窮得叮當響誰相信我?”(訪談資料20171112LYK)

在跟我們復盤的過程中,劉玉坤將自己的落選一方面歸結于村民害怕得罪村主任,另一方面則歸結于村主任推出了多位候選人,以分散選票、控制票數?!埃ù逯魅危┖軈柡Γ茉缇烷_始算計我了,找到人換票,用加減乘除就把我攆出去了”(訪談資料20171112LYK)。

無論在選舉過程中發(fā)生了什么,最終的結果仍是耐人尋味的,劉玉坤的票數沒多也沒少。票數沒多是指盡管他提出了“先進”的執(zhí)政理念,但是并沒有吸引到來自其他村民小組的更多選票。票數沒少是指村民“不得罪人”的態(tài)度與村主任的分化策略也都沒有動搖劉玉坤的基本票倉——親屬關系。最終投票支持他的六百多票全都來自他任組長的村民小組,該村民小組以劉姓為主體,彼此之間大多都有親屬關系。實際上,當初劉玉坤在推行社區(qū)互助金項目時,項目之所以能夠被村民接受,也與這一特點有關。劉玉坤這位組長在小組中的威望主要來自他的姓氏。在他發(fā)起該項目之后,支持和跟隨他加入項目的人都是同姓族人。與之相應,項目在異姓村民中的推廣就很困難,即“當時不入的都姓嚴”(訪談資料20171112CA)。

而他的競爭對手也有著相同的情況,“多數還是親戚關系(投票),競選的人有家族的”(訪談資料20171112CA)??傊易尻P系在競選過程中表現出了高度的穩(wěn)定性,它既不屈服“權勢”,也不跟從“新政”——選票只為親戚而投。

劉玉坤在競選中的遭遇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何Y組織在河頭村的工作后來受到了挫折。如上所述,Y組織在河頭村是直接進入村民小組、通過村組長來開展工作的。采取此種策略的主要原因在于,當時河頭村的村主任要求對于項目資金的使用有決定權,而這與Y組織的理念相悖。村主任并不反對Y組織直接對接村民小組,但這就對村組長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所以在河頭村的項目運行過程中,嶄露頭角的是“自視甚高”的劉玉坤。然而,他自認受到外來影響并因此而成為“新人”的個體性自我認同使得他既無法獲得地方社會的理解,也難以將自己的影響力推廣到家族以外。他試圖競選村副主任的舉動對村主任構成了挑戰(zhàn)。而村主任對這一挑戰(zhàn)的回應除了體現在競選事件之外,還體現在另一方面:借助國家精準扶貧政策的實施,聲稱在國家項目和Y組織的項目之間只能二選一,成功在本村減少了社區(qū)互助金項目。

在黎明村,Y組織采取了不同的進入策略。黎明村平均海拔2400米,有13個村民小組,包括村民350多戶,共1300多人。該村擁有林地11萬畝,耕地面積5000多畝,主要種植玉米、烤煙和白蕓豆等作物。這個村落中并不存在類似劉玉坤那樣的Y組織追隨者,執(zhí)行社區(qū)互助金項目的主角是當時擔任村主任兼村支書的馮金龍。也就是說,Y組織在進入該村時所依靠的路徑與河頭村并不相同。這一不同的進入路徑使得項目在黎明村的發(fā)展與在河頭村的發(fā)展出現了不同的走向。

與劉玉坤相比,作為村干部與家族領袖的馮金龍明確把自己定位在村莊之中,自稱為“山民”。黎明村是單一姓氏村。這位“山民”在村莊的家族系統(tǒng)中舉足輕重,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在外人看來,他的形象也非常鮮明,“有本村的榮譽感,為了本村利益敢和鄉(xiāng)里說一些讓人不愛聽的話……很會權衡,會耍一些小聰明,保證下面人的利益”(訪談材料20221105DPJ)。

在與Y組織打交道的時候,他也更加強調村莊的利益和獨立性。這一自我定位使他與F老師的關系頗為平等。F老師時常稱呼他為“頭人”,言談之中對其不乏尊重。

這一獨立性表現在多個方面。首先,在環(huán)保理念上,馮金龍強調自己對環(huán)保也有著“山民式”的本土理解。他曾在F老師講述環(huán)保理念的時候,回應說“我做了20年的生態(tài)保護愛好者……環(huán)保是生活的需要”(訪談材料20181110FJL)。他在訪談中表示,環(huán)保是當地居民自己的事情,應該由本地人來做。例如,他會勸村民說,“不要老是指望國家?guī)臀覀儽Wo生態(tài),我們90%的人生活在這里,跑不掉的”(訪談材料20181110FJL)。他強調保護“自己的”環(huán)境,意在強調其環(huán)保理念的自發(fā),而非Y組織的輸入。

在進入村莊的路徑上,馮金龍與Y組織也曾發(fā)生過矛盾。馮金龍2010年和2011年兩次找F老師談話,希望能夠把社區(qū)互助金項目放在黎明村展開。這一訴求有他自己的考慮:借口種植一種新品種土豆,馮金龍希望Y組織可以為他提供一筆資助金。對于這一要求,Y組織回復說可以通過申請項目的方式與其他村民一起申報。馮金龍最終沒有申請項目,也沒有獲得這筆資金。F老師認為,馮金龍的要求顯示了“傳統(tǒng)上公共資源進入農村的一個路徑依賴。村領導是一個中心。但是Y組織的做法把這種傳統(tǒng)打破了……對于農村公共治理的推進是很好的”(訪談材料20221106FY)。而在馮金龍看來,他自己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得非常大度,沒有因此而拒絕Y組織進入本村,他對此的解釋是因為該項目對他的村民有幫助?!坝行┦聦iT去依靠政府解決好像也不完全解決得了,還需要多管齊下、一起推進。因為想從保護自然環(huán)境、提高群眾收入水平開始做起,我就找到當時的Y組織”(訪談材料20181110FJL)。

此外,馮金龍在項目執(zhí)行方面也和F老師存在理念上的不同,體現出“大家長”的風格。作為書記和“頭人”,馮金龍要求在諸多方面參與到項目的執(zhí)行管理中,并將自己的要求加入進去。例如,Y組織認為村民在借款之后可以隨意支配資金,而馮金龍則根據自己的經驗,要在其中立規(guī)矩,要求村民在借款后不能將其用在酗酒、賭博等方面。

與河頭村相比,馮金龍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權威,在各種場合不遺余力地推廣Y組織的項目,這是“亂一下”的內在結構更為典型的表現。他說,“在項目啟動會的時候,只要有村民小組開會的,我都會去,就是看看哪幾戶黨員戶沒參加,沒參加的就理論一番,就按照黨的生態(tài)環(huán)保政策給你對照分析”(訪談材料20200818FJL)。這一“理論”的內容包括:

結合我村實際,與大家分析、討論一些問題,比如樹砍光了,水源枯了,你不喝水能活得了幾天,你們村水枯了,你們想搬去哪里生活?你有本事搬,別人的地盤會讓你住嗎?你把垃圾往河里亂丟,你喝一口水試試?……用這些方法還挺管用的,而不是天天喊一些高大上的口號,嚇唬一下大家。(訪談材料20200818FJL)

總之,雖然在各方面都存在著理念差異,馮金龍還是憑借自己的“頭人”和村支書的身份推廣了Y組織的項目。因此他后來很驕傲地跟我們說,“黎明村有70%以上的農戶,98%的黨員戶都參加了項目,自覺融入到我村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行動中”(訪談材料20200818FJL)。基于這一系列的出色工作,黎明村作為在生態(tài)保護方面最有“自主性”的村莊,最終也成為運行社區(qū)互助金項目最成功的村莊。在2018年,黎明村成功加入了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署下設的社區(qū)保護地全球監(jiān)測系統(tǒng)(ICCA),兩次登上《人民日報》,成為當地遠近聞名的明星村。Y組織的項目也因此而成為地方政府的知名政績。

馮金龍在2016年退休。2018年,他的女兒擔任了黎明村的黨總支副書記?!斑@攤事兒”落在了下一代身上??梢灶A見,這一項目也將在該村長期穩(wěn)定地繼續(xù)發(fā)展下去。

兩個村莊不同的項目實踐結果背后的邏輯不難理解。鄉(xiāng)村社會主體性的結構和動力機制在這兩個案例的比較之中得到了清晰體現。在河頭村,F老師找到了劉玉坤這樣的追隨者,并且希望通過社區(qū)互助金項目來塑造新人和新的“公共意識”。而在黎明村,馮金龍作為一名“大家長”和村支書,有著更加自主的態(tài)度,卻使得F老師的項目與環(huán)保工作都取得了成功。

在對于項目的自覺程度上,馮金龍主持項目的方式更接近朱子社倉的傳統(tǒng),也就是由地方精英組織領導的、以既有家族關系網絡和相應的倫理情感為主體和動力機制的民眾互助實踐。而Y組織的項目在黎明村成功實施的前提同樣也是在和馮金龍打交道的過程中充分顯示了“適應性”,即更加側重于服務和輔助性的定位,尊重村莊既有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tǒng)。

五、總結與討論

Y組織的工作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截至2021年底,共有1033戶村民參與其中,建立了18308公頃的社區(qū)保護地。在環(huán)保實踐中,當地村民們還將環(huán)境保護的范疇從簡單的禁止濫砍濫伐擴展到化肥使用、休漁時間以及林下資源(菌類)保護等方面的規(guī)定,這大大超出了Y組織的預期。鑒于其良好的運行與保護效果,Y組織獲得了國際國內的多個獎項,也得到了當地政府的認可,許多項目所在村的村委會也紛紛投入了1萬元至數萬元不等的配額,以幫助項目更好地發(fā)展。

這一來自F老師自身環(huán)保經歷的模式以實際的生計利益吸引村民加入,重視村莊與農民的內生力量,尊重其傳統(tǒng)與習俗,把鄉(xiāng)村生活視為一個整體。通過社區(qū)互助金等項目,Y組織有效實現了環(huán)保的目標,在當地植入了環(huán)保的觀念,也培養(yǎng)了保護生態(tài)的習慣。這一經驗表明,環(huán)保并非一個獨立的、外在于整個社會的目標,環(huán)境與地方村莊、村民的整體生活是互相嵌入、互相生成的。為了實現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需要通過一種地方社會內生的、訴諸“社會底蘊”(楊善華、孫飛宇,2015)的合宜性策略。這一實例也表明村莊并非封閉的、一成不變的,而是有著豐富的可能性。通過尊重地方社會的制度設計,村莊能夠吸納并完成一個外來的目標。

這一“外來激發(fā)”的行動過程同時也是Y組織逐漸認識鄉(xiāng)村社會主體性的過程。這一主體性通過“內外有別”和家族承續(xù)的方式,在社會空間和歷史維度兩個層面上呈現出來。在這一過程中,為Y組織的項目提供核心力量的是凝結在這一雙重結構之中的社會倫理和道德力量所激發(fā)的情理動力。正是這些凝結于具體社會關系之上的情理,構成了社會群體意義上主體性行動的核心力量。

在理論層面,雖然Y組織的項目設計理念類似于奧斯特羅姆的理論,但是在實際運行中,成功的案例卻更加接近于中國歷史上朱子的社倉實踐。究其原因,一方面,奧斯特羅姆對制度的關心超過了對制度所嵌入的社會關系和文化的關心,也低估了在一個具體社會中既有的社會關系以及人們浸潤其中的倫理道德對于公共事務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另一方面,從現象學社會學的角度出發(fā),正如費孝通先生晚年的文化自覺倡議與其文明比較的思考息息相關(李榮山,2022)一樣,我們可以在本案例中看到,在外來激發(fā)的背景下,農民思考和行動之主體性所自覺出現的形式,是富有歷史內涵的家庭、家族和作為整體的村莊。

總結而言,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的主體性并不是基于個體性的,而是彌散在群體里面、承續(xù)于歷史之中的。社會主體性可以從社會空間和時間—歷史承續(xù)的雙重結構來加以理解。這一雙重結構以地方社會中倫理關系與道德習俗中所具有的情理性作為其基本動力。這是我們在理解和思考黨和國家政策文件中所提出的“鄉(xiāng)村振興”和“內生發(fā)展動力”等問題時必須要去面對的“事實本身”,也是中國經驗為推進現象學社會學所提供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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