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上海，街頭如常喧囂，在法租界的一家川菜小館內(nèi)，一位衣著樸素的年輕人悄然推門而入。

他神色倉惶，身上帶著些許塵土，手中只握著一封字跡潦草的介紹信。

信的收信人，是此地女老板董竹君。

她接過信，一眼看完，竟未多問一句，便從抽屜里拿出一沓鈔票塞給他：

“快走，外頭不太平?！?/strong>

這一幕，或許誰都未曾在意，但誰能想到，20年后，這位當(dāng)年踽踽獨行的青年，已經(jīng)是威名赫赫的兵團司令。

而那個在風(fēng)雨中默默行善的女子，依舊穩(wěn)坐錦江飯店的掌門之位。

那個青年是誰？那又是怎樣一段善緣？

逃離青樓的女子

1900年的上海洋涇浜，河水渾濁，臭氣熏天。

就在這片魚龍混雜的灘口邊，一個女嬰啼哭著誕生。

父親是拉黃包車的苦力，母親是大戶人家的雜役。

這家人沒有田地，也無正業(yè)，日子過得如同浮萍，但父母卻堅信，只要能讓孩子讀書識字，或許就能脫離貧賤命。

小名阿媛的董竹君，自幼聰慧伶俐，可惜命不好。

不到十歲，她就目睹弟弟妹妹們相繼餓死于破敗小屋。

生活從未給過她片刻寬待，十三歲那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風(fēng)寒奪去了父親的力氣，家中斷糧三日。

走投無路的母親，拽著她的手，一次次徘徊在“長三堂子”門口，淚眼婆娑地說：

“熬三年，我們就來接你。”

阿媛進青樓那天，她穿著洗得發(fā)白的棉布衣裳，被老鴇牽著手帶進雕梁畫棟的戲樓，像一只誤入籠中的小雀。

那年她尚未長成，卻生得眉眼清秀，聲音如銀鈴。

老鴇看她第一眼就笑彎了腰：“這娃兒，將來肯定是個角兒?！?/strong>

“清倌人”，這個帶著粉飾色彩的名號，給了她三年賣唱的緩沖。

但阿媛很快發(fā)現(xiàn)，所謂不賣身，不過是個待價而沽的借口。

她在燈紅酒綠中輾轉(zhuǎn)登臺，唱的是梨園舊曲，聽的是風(fēng)月廟堂之音。

臺下人目光像狼，打量著她未來的價值。

但阿媛不是尋常青樓女子，她白日學(xué)戲，夜晚偷讀進步刊物，有空便向來訪的文人墨客請教字句音律。

她始終相信，哪怕身陷泥沼，也要想法子掙脫。

她學(xué)會了如何周旋、如何藏鋒、如何在不動聲色中保護自己。

這一切直到一個男人的出現(xiàn)才有了變化。

夏之時，革命黨人，借青樓掩人耳目，他只在燈下陪她翻書、背詩、議天下時局。

阿媛第一次覺得，自己不只是個“唱戲的”，也是可以被當(dāng)作平等之人對待的女子。

夏之時曾幾次試圖為她贖身，但阿媛卻拒絕了。

他驚訝問：“難道你不想離開這里？”

她抬頭望他，眼神像一潭深水：“我不想你買我，我要自己走出去?！?/strong>

夜幕如墨，天殺的命也要反天而行，阿媛決定賭一把。

那晚，她裝作染了風(fēng)寒，臥床不語，她一邊喝酒一邊啃著鹵雞腿，故意發(fā)出胡言亂語，唬得看守以為她瘋了。

接著，她遞出銀票，央求他幫忙買藥買粥，趁他一走，她便迅速脫去一身綾羅綢緞，只穿素衣，用自己的積蓄整整一小包放在桌角，留下一張紙條：

“債已還，愿此生不復(fù)相見?！?/strong>

接著她奔出后門，鉆進巷子里一輛預(yù)備好的黃包車中。

青樓的狗腿們很快追了出來，沿街大喊抓人。

車夫拼命奔逃，她坐在車內(nèi)緊抓車板，穿越租界邊界線的那一刻，車子險些翻倒，她摔進夏之時懷里，渾身戰(zhàn)栗。

那年她不過十五歲，卻有了重生的感覺。

隨后不久，她與夏之時在日本東京登記結(jié)婚，過了一場簡樸的婚禮。

彼時的她已褪去“清倌人”的身份，帶上了“董竹君”這個新名字。

竹子堅韌挺拔，君子之風(fēng)，這是老師贈予她的名字，也是她自我重生后的新生象征。

董竹君的逃離，不是逃避，而是一場有謀略、有膽識的反抗。

從此，她不再是那個青樓里的阿媛，而是走上實野、走向歷史的董竹君。

一紙婚書不安穩(wěn)

婚姻，于董竹君而言，不是歸宿，更像考驗。

1915年，在那個硝煙彌漫的年代，15歲的她隨27歲的丈夫夏之時遠赴日本。

在課堂上，她比誰都認真，因為這知識，是她將來唯一可以憑借自立的武器。

夏之時對她的求學(xué)表面支持，背地里卻安排了四弟暗中監(jiān)視她的行蹤，甚至留下過一句足以令人心寒的“遺言”：

“若做出不軌之事，可用此槍了斷。”

那是一把黑漆發(fā)亮的左輪，沉沉壓在書桌一角，也壓在她心頭。

他不信任她，他愛她，卻把她當(dāng)作自己的附屬物，一個“被救”的人，而不是一個與他并肩同行的靈魂。

只是當(dāng)時她尚年輕，仍幻想婚姻可以在時間中被修復(fù)。

1917年，學(xué)成歸國的她被召回成都，夏之時已官拜四川都督，成了“坐鎮(zhèn)一方”的大員。

她本以為二人可以重新攜手，但現(xiàn)實很快就撕碎了這點美好。

夏之時每日沉浸于權(quán)謀交際，回到家不是沉默不語，就是將煩躁發(fā)泄于她與孩子身上。

他吸煙、酗酒、打麻將，夜不歸宿已成常態(tài)，而她則獨自一人撐起家中大小事務(wù)，病中照料女兒，身心俱疲。

最讓她無法忍受的，是夏之時的暴力冷漠。

有一次，僅僅因為她替大女兒回了一封鋼琴老師的信，夏之時便勃然大怒。

他喝得爛醉，腳步踉蹌，進門便將董竹君一腳踹倒，狠狠一掌將她打得耳鳴眼花。

隨后，他掄起一個沉重的衣箱，朝她頭頂砸去。

她倉皇躲進廚房，夏之時竟持菜刀緊隨其后，一步步將她逼進死角。那

晚，若不是他的侄子將他死死抱住，她恐怕已血濺當(dāng)場。

所謂“良人”，早已消失在權(quán)力的毒癮中，她所謂的婚姻，不過是披著體面外殼的囚籠。

可即便如此，她仍未立即離開。

一方面，她心中仍殘存一絲對舊情的眷戀，另一方面，她更放心不下幾個孩子。

夏之時視女兒如草芥，動輒怒斥，甚至試圖中斷她們的學(xué)業(yè)。

但董竹君卻不同，她堅持讓每個孩子都接受教育，這世上真正能改變命運的，只有知識。

一紙婚書，成了她最無聲的枷鎖。

她曾想過再忍一忍，也許時局平穩(wěn)后，一切都會好起來，但歲月并沒有為她開恩，反而一次次加重她的負擔(dān)。

1929年，董竹君做出了那個令整個上海灘側(cè)目的決定。

她悄悄收拾好行李，帶上四個女兒，告別了那個讓她飽受屈辱的宅邸。

兒子被夏之時強行留在家中，她痛哭三夜，終究還是割舍，為的是逃出生天。

此后，上海《申報》上登出一則新聞：“女娜拉離家，夏之時家中難都督?！?/strong>

董竹君的名字，第一次與“獨立”“抗?fàn)帯本o緊相連。

她與夏之時約定五年分居，五年后她依然堅持離婚。

離婚協(xié)議遞交法庭那一刻，不是倉皇逃離，而是蓄謀已久的覺醒。

一個女人，帶著四個女兒，兩位老人，手頭僅剩幾件變賣家產(chǎn)后的首飾和一腔尚未熄滅的志氣，在那個男權(quán)社會的上海灘，她開始了真正的搏命生活。

她帶著女兒們在破舊租界里摸索前行。

她沒有“等男人來救”，她是那種從不等待救援的女人，這世上所有對女性的低估，都被她的選擇一一反駁。

飯館之中的忠義

1930年代的上海，洋場燈紅酒綠、幫派盤踞、政局動蕩。

在這個風(fēng)雨如晦的亂世之城，董竹君用雙手打下一方天地，她的飯館表面是座飄香四溢的餐廳，暗地里卻是一個默默運轉(zhuǎn)的抗?fàn)幈尽?/strong>

一磚一瓦筑起來的“錦江川菜館”，不只是她東山再起的起點，更成為上海地下黨人最安全的聯(lián)絡(luò)據(jù)點之一。

那時的她，剛剛在離婚后重新回到上海灘。

沒有靠山、沒有資本，她將昔日在青樓與軍閥府邸里學(xué)來的待人接物之道、用人技巧、審美布局，全數(shù)傾注在一家小小的餐館中。

“錦江小餐”落地那一刻，董竹君身上那種歷盡風(fēng)霜而不失鋒芒的風(fēng)采，仿佛也一同融進了這座餐館的磚縫木檐之中。

短短幾個月內(nèi)，飯館生意日漸紅火。上海灘的權(quán)貴富商、文人墨客、軍閥舊部都慕名而來，甚至連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這樣的三大亨也成了座上賓。

誰都知道這位女掌柜出身不凡，可無論傳言如何，她的飯菜真香，接人待物真誠，便沒有人不服她。

但外人看不見的是，這家飯館真正的核心，不在菜譜，而在那間被稱為“西廂”的雅間。

西廂門口掛著一幅寫意山水畫，看起來與別處無異，卻是地下黨人最依賴的“安全屋”。

每當(dāng)敵情緊急，錦江川菜館便以酒宴為幌子，把追捕名單上的人悄悄藏進西廂。

董竹君的幾個老員工，早已心照不宣，客人進門若是用左手拎包，便是“自己人”，若是一邊喝茶一邊敲窗沿，則是“有事相求”。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信仰是一張口不能說的船票。

董竹君的這間小飯館，便成了無數(shù)人奔赴彼岸的臨時渡口。

那一年，一位身穿灰布長衫、鞋跟磨損嚴(yán)重的青年，低頭走進錦江川菜館。

他看上去不過二十出頭，手中只緊握著一封寫滿字的信。

那是他的朋友寫給董竹君的求助信，信中寥寥幾句：

“此人可托，望姐施以援手。今日之恩，改日必報?！?/strong>

他正是彼時剛從牢中出來，身無分文、被通緝的地下黨員宋時輪。

他在門口躊躇片刻才推門而入，試圖裝作一位來吃晚飯的路人。

但董竹君一眼便看出了他的窘迫，她沒有多問，接過信，只輕輕掃了一眼，便走回柜臺，從抽屜里拿出一摞現(xiàn)金，平穩(wěn)地遞到他掌心。

宋時輪微微一愣，臉上浮現(xiàn)出難以掩飾的震動。

他沒想到這位素未謀面的女商人竟如此信任他，甚至沒有問他的來歷姓名。

手中鈔票帶著余溫，他幾度想開口自我介紹，卻最終只是深鞠一躬。

董竹君只是笑了笑，說：“小心些，夜里別走大街。”

那一刻，她仍未知道眼前這個年輕人，將來會在戰(zhàn)火中崛起，成為共和國的開國上將。

而她不過是為陌生的青年雪中送炭，卻種下了一顆未來二十年后開花的善因。

宋時輪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

她在飯館之外，還悄悄與進步文人鄭沙梅合辦雜志《戲劇與音樂》，借舞臺劇為掩護，傳播革命思想。

她又設(shè)法資助貧寒子弟，為共產(chǎn)黨籌集印刷經(jīng)費，哪怕那時錦江飯店還未盈余，她仍會咬牙從飯館利潤中“撥款”，甚至不惜變賣首飾換現(xiàn)。

多少人說她是女強人、是商界奇才、是上海灘最有魄力的女人，她都一笑置之。

她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不是被人銘記，而是做一個不動聲色的“靠山”。

這世上忠義有多貴，就看她藏得有多深。

終被銘記

1950年的上海，街頭的霓虹重新亮起，取代了曾經(jīng)的槍聲。

錦江飯店在解放后的第一年，被政府指定為重要接待單位。

那一日，董竹君正帶領(lǐng)服務(wù)員布置晚宴，她并不知道，那位她二十年前在危難中扶過一把的青年，正要在這個夜晚，再次踏入她的世界。

那天的宴會，是為新中國的軍政將領(lǐng)和外賓設(shè)的歡迎酒會。

宴會開始后，賓客陸續(xù)入席，廳堂內(nèi)的氣氛莊重卻不失溫暖。

董竹君立在遠處，一個身著軍裝的男子突然從人群中走來，他在距離她三步處停下，帶著克制不住的激動。

“董先生，還記得我嗎？”

她認出了，這是那個衣衫襤褸、眼神倔強的青年，那個她遞錢讓他逃生的身影。

只是此刻，他已不是那個被追捕的落難者，而是共和國的開國將領(lǐng)、第三野戰(zhàn)軍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

二人敘舊許久，隔著歲月和身份的距離，竟有一種惺惺相惜的默契。

往后的歲月里，宋時輪多次來錦江飯店看望她，還贈送她一把繳獲的日本軍刀。

其實他們都是一樣的人，無論時代多么動蕩，總有人要挺身為他人點亮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