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萬歷年間，社會彌漫著縱欲享樂之風(fēng)。李贄、袁宏道等思想家鼓吹“好貨好色”乃人之本性，文人名流沉溺于精舍美婢、宴飲歌舞，甚至以談房事為樂。

市面熱鬧起來，人手里錢多了，吃穿不缺，書房燈火長，規(guī)矩松了，身子卻一天天虛著走，讀書人臉色淡白，耳里嗡響，眼前發(fā)花，天天抓著補藥，越補越弱，老方子下去沒起色，北地駐守過的張景岳，從邊上回了紹興，走進(jìn)老街老巷的醫(yī)館，翻書查案，提出一句“陽非有余，真陰不足”，他看當(dāng)下這批人的底子，和張仲景年頭那會不一樣了，那時饑饉，身子是缺火力的底子，現(xiàn)在桌上是盛宴，耗的不是一處兩處，治，就得守住根，先把命門托住再談別的。

張仲景的法子，六經(jīng)辨出來，對的是外頭寒氣侵入，藥往外驅(qū)，麻黃湯、桂枝湯抬出來就是散，明代東南這邊的醫(yī)家用下去，面前的那些弱體子不大受得住，有話留在書里，“服之而愈者才一二，不愈而變重者嘗八九”，張景岳看病人的氣色、舌脈、起居，斷在南人筋骨細(xì)，情事消耗，藥再猛就像倒油滅火，拘在仲景的成法里不肯轉(zhuǎn)，和“ 大廈將傾而大肆裝修 ”一類，外頭看著忙，里頭梁柱撐不住，他就把火力收回來，主張溫補，講“善補陽者，必于陰中求陽”，先把真陰滋著，陽才能站穩(wěn)，左歸丸、右歸丸里頭，熟地黃、人參、杜仲、山萸肉，一味一味搭著，就是這個路子。

紹興這一帶，濕溫氣重，街巷里流行起來的外感，多是溫病的形態(tài)，不是關(guān)中那樣的寒氣入里，病人底子先被掏空，他早年在京里遇見瘟疫，手里用的是“大溫大補兼散之劑”，散一口氣，補一口根，門口的擔(dān)架進(jìn)來轉(zhuǎn)頭就出門走路，回鄉(xiāng)后他把這個思路細(xì)化，碰見七十來歲的老者，得傷寒，汗出不來，脈里虛軟，爐子里火滅了那種勁頭，方中重用熟地黃，人參托氣，附子把火點著，汗從背上起了星點，再到通體微微潤，人也清亮了，這件事記下來，拿給后學(xué)看，補法在傷寒里也能拿穩(wěn)分寸，“傷寒無補法”的規(guī)矩，被他松開了個口子。

議論跟著來，清代醫(yī)家里頭，鄭欽安提筆指出他把仲景的心思帶偏了，陽虛的時候，四逆湯那類峻劑頂上去，藥性直行，哪里講“陰中求陽”的慢補，爭點不在字面，在用藥的手感，臨床上有人把溫補當(dāng)擋箭牌，一撮人行路急，見誰都投參附，成了“藏拙之術(shù)”，藥房里溫補的味道鋪天，張景岳這一派法門在清季傳得開，讀的人多，抄的人多，做主流的位子坐不上，留下一筆單行的史注。

往回看，兩個名字被擺在對面，其實是醫(yī)者看天時看地氣的一個轉(zhuǎn)身，張仲景見的是兵荒馬亂，寒邪直入，救人先把邪氣趕出去，張景岳站在晚明，城里宴席不散，身上油燈日夜不滅，人的耗在里頭，重心自然落在扶正這根線上，他寫下的“逆襲良方”，不只是書頁上的新講法，也是在那個講享用的年代里，給人一個提醒，繁華熱鬧在前，根基要護(hù)在后，手按住命脈，氣才能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