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12日，甘肅天水公安處通過電報向通渭縣公安局下達緊急指示：據(jù)可靠線索，通渭縣城關鎮(zhèn)東街23號居民魏光，系“吊伐同盟委員會”反革命集團首犯，需立即對其住所進行搜查，核實犯罪證據(jù)后依法處置。時任通渭縣公安局長的蘇朋，于3月13日上午9時接到電報后，未按《公安機關辦理反革命案件暫行規(guī)定》要求，組織警力對線索進行初步核實，也未制定包含搜查范圍、人員分工、證據(jù)保全等內容的周密計劃，僅在辦公室召集3名民警簡單交代：“魏光可能跑了，先把他侄子抓來，逼他說出魏光的下落，順便挖一挖這個反革命集團的底細?！?/p>

當日下午2時許，蘇朋親自帶領民警前往通渭縣城關鎮(zhèn)東街，發(fā)現(xiàn)魏光家中僅有其22歲的侄子魏小寶（農民，當日因幫魏光照看門戶留在家中），遂以“涉嫌包庇反革命首犯”為由，將魏小寶強行扣押，帶回通渭縣公安局第一審訊室。從3月13日晚8時起，蘇朋親自坐鎮(zhèn)審訊，打破“審訊時長不超過8小時”的規(guī)定，對魏小寶實施連續(xù)10小時的輪番訊問。起初，魏小寶反復表示“不知道叔叔魏光的去向，也從沒聽過‘吊伐同盟委員會’這個組織”，蘇朋見狀失去耐心，當場默許民警使用麻繩將魏小寶捆綁在審訊椅上，并用竹板抽打其背部，威脅道：“再不說實話，就把你當成反革命同伙一起抓起來，讓你這輩子都出不了監(jiān)獄！”

在肉體與心理的雙重壓迫下，魏小寶于3月14日凌晨6時被迫作出不實供述，謊稱“魏光曾在1951年2月10日晚，召集15人在自家院子里開會，成立了‘吊伐同盟委員會’，計劃在3月底襲擊通渭縣公安局”，并隨口說出了15個自己認識的、與魏光有過往來的人的名字。蘇朋未對這份口供的真實性進行任何核實，也未前往魏光家中搜查所謂的“反革命證據(jù)”，便在3月15日上午10時簽發(fā)逮捕令，下令逮捕這15名人員。

他們被陸續(xù)關押進通渭縣公安局看守所后，蘇朋進一步升級違法審訊手段，于3月16日至3月25日期間，指示民警對被捕者實施逼供，最終這些人都承認了所謂的罪行。

1951年4月20日，通渭縣人民法院在縣城人民廣場舉行公開宣判大會，在缺乏物證、書證等有效證據(jù)的情況下，依據(jù)蘇朋等人非法獲取的口供，對被捕者作出判決。

1951年1月5日上午，通渭縣公安局收發(fā)室收到一封匿名舉報信，舉報人稱“通渭縣平襄鎮(zhèn)村民劉某，組織了名為‘中立軍’的反革命組織，成員約20人，計劃在春節(jié)期間發(fā)動叛亂”。舉報信未提供任何具體證據(jù)，僅留下“劉某曾在1950年10月與多名陌生人秘密會面”的模糊描述。當日下午，蘇朋看到舉報信后，未按規(guī)定對舉報人的身份、舉報內容的真實性進行調查核實，便主觀認定“這是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必須迅速查處，否則會影響鎮(zhèn)反運動的成效”，并在1月6日上午的局務會議上批示：“立即成立專案組，對劉某及其同伙進行調查，盡快實施逮捕?！?/p>

1月7日上午8時，蘇朋親自批準逮捕14名“重大嫌疑犯”。1月7日下午，14名“嫌疑犯”被陸續(xù)關押進通渭縣公安局第二審訊室，蘇朋親自制定了“指明問供”的審訊方案，要求民警“直接向嫌疑人提供犯罪事實，讓他們照著承認，不承認就用刑”。

1月25日，審訊工作結束，14名“嫌疑犯”中有9人被迫認罪，5人因堅決不承認，被蘇朋以“態(tài)度惡劣”為由，繼續(xù)關押在看守所。2月10日，通渭縣人民法院對該案進行宣判，依據(jù)非法獲取的口供，判處劉某有期徒刑4年6個月，其余人被判處一到三年的不同刑期。

這起所謂的“中立軍反革命案”，從始至終都是一起人為制造的假案。1951年5月，天水公安處接到平襄鎮(zhèn)村民張某的越級上訪信，張某在信中承認“1月5日的匿名舉報信是自己寫的，因為和劉某有私怨，想通過舉報報復劉某，沒想到會造成這么嚴重的后果”。天水公安處立即派人前往通渭縣復查，經過半個月的調查，證實“中立軍”組織根本不存在，劉某、趙某等人的口供均是在刑訊逼供下作出的虛假供述。此時，劉某已在監(jiān)獄中因腿部受傷感染，臥床不起。趙某的私塾被查封，家人因“包庇反革命”受到村民的排擠，被迫搬到外地居住。

1951年5月8日下午，一名自稱“王某”的無業(yè)游民來到通渭縣公安局，向蘇朋提供了一份所謂的“反革命情報”，稱“通渭縣存在一個名為‘西北工作指揮部’的反革命組織，由當?shù)孛裰魅耸繉O某擔任總指揮，成員約30人，計劃在6月1日期間，在通渭縣中學、城關鎮(zhèn)集市等地制造混亂，破壞鎮(zhèn)反運動”。王某為了讓蘇朋相信，還編造了“自己曾是該組織的聯(lián)絡員，因害怕被牽連，才主動前來舉報”的謊言，并索要了50元“舉報獎金”。

蘇朋未對王某的身份進行核實（王某是通渭縣有名的無業(yè)游民，曾多次因詐騙被公安機關處理），也未對“情報”中的內容進行調查（如詢問孫某的同事、走訪通渭縣中學），便輕信了這份假情報，認為“這是一起比‘中立軍案’更嚴重的反革命案件，必須迅速破案，彰顯公安機關的威力”。5月9日上午，蘇朋成立了“5·8反革命案件專案組”，親自擔任組長，并制定了“快速逮捕、嚴厲審訊”的辦案方案。

5月10日上午，蘇朋簽發(fā)第一批逮捕令，下令逮捕孫某等10名“嫌疑犯”；5月12日，簽發(fā)第二批逮捕令，逮捕8名“嫌疑犯”；5月15日，簽發(fā)第三批逮捕令，逮捕11名“嫌疑犯”。截至5月15日下午，蘇朋先后批準逮捕29人，創(chuàng)下其在通渭縣擔任公安局長期間的逮捕人數(shù)最高紀錄。

在審訊過程中，蘇朋的違法行為進一步升級，除了繼續(xù)使用刑訊逼供、指明問供等手段外，還出現(xiàn)了“偽造證據(jù)”的嚴重問題。在對周某的審訊中，周某始終否認自己參與過“西北工作指揮部”，民警便篡改了審訊筆錄，將周某說的“我不認識王某，也從沒聽過‘西北工作指揮部’”改成“我認識王某，他是‘西北工作指揮部’的聯(lián)絡員，我曾在1951年4月為組織傳遞過情報”；在對李某的審訊中，因李某堅決不認罪，蘇朋指示民警偽造了一份“反革命傳單”，模仿李某的筆跡在傳單上簽名，并將其作為“李某參與反革命活動”的“證據(jù)”。

更嚴重的是，當部分辦案民警對這些違法行為提出質疑時，蘇朋以“鎮(zhèn)反運動是特殊時期，要特事特辦”為由予以壓制。5月20日上午，年輕民警張某（剛從部隊轉業(yè)到公安局，接受過基本的法治培訓）在專案組會議上提出：“現(xiàn)在的證據(jù)都是口供和偽造的，沒有任何物證、書證，這樣辦案不符合規(guī)定，可能會制造冤假錯案?！碧K朋當場批評張某“思想不進步，阻礙鎮(zhèn)反工作的推進”，并下令停了張某的職，讓其回家“反省”。張某的遭遇讓其他辦案民警不敢再提出反對意見，只能按照蘇朋的指示執(zhí)行違法指令。

這起案件的發(fā)生，在通渭縣引起了極大的社會震動，嚴重損害了公安機關的公信力。孫某被捕后，通渭縣的民主人士都陷入了恐慌，紛紛不敢再參與政府組織的工作。通渭縣中學的學生和家長對李某的被捕表示質疑，部分學生甚至發(fā)起了“請愿活動”，要求公安機關釋放李某；普通群眾也對公安機關失去了信任，遇到問題后不再主動向公安機關求助，導致通渭縣的社會治安狀況出現(xiàn)明顯惡化。

1952年6月，天水公安處接到群眾越級上訪信后，立即派人前往通渭縣進行調查，經過一個月的深入核實，證實了蘇朋的違法亂紀行為。

1952年7月15日，天水公安處作出處理決定：撤銷蘇朋通渭縣公安局長職務，追究其法律責任；對參與違法辦案的民警進行嚴肅處理，其中3人被開除公職，5人被給予記過處分。1952年8月20日，通渭縣人民法院對蘇朋進行公開宣判，判處其有期徒刑5年。隨后，被冤枉的人員陸續(xù)得到平反。

1953年1月，最高人民檢察署就蘇朋問題報告中央人民政府。同月30日，毛主席批示：“根本不像樣子的公安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