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當代中國書法，啟功先生是一個必須被提及的人物。作為中國當代書法巨擘，他的書風引領了一個時代，至今仍成為學習的范本。

啟功先生的書法清秀、典雅，自成一派，深受民眾喜愛，被譽為“啟功體”。啟功先生博學多才，精通歷史、文學，在文物鑒定，詩詞歌賦和書畫上都有著極高的造詣，用啟功先生自己的話講，他自評“書不如詩，詩不如畫，畫不如文物鑒定?！?/p>

在他的心里，自己的書法并不算很好，應該沒有達到令自己滿意的地步。雖然啟功先生以書法聞名，其實他從不以書法家自居，他常說自己是書法的小學生，這一方面來源于謙虛的性格，另一方面則源于對自己書法創(chuàng)作水平的不滿意。

啟功先生大名享譽海內外，特別是擔任書協(xié)主席以后，更提升了他書法的市場價值，這導致很多人期望得到他的一張墨寶。

啟功先生性格隨和，往往有求必應，每天向他求字的人絡繹不絕，他都一一滿足，從不拒絕，這占據了他大量的學習時間，并且也創(chuàng)作出了諸多應酬之作。

啟功先生曾自嘲自己每天就是在批量“刷字”，這導致市面上啟功先生書跡頗多，但是精品卻很少。啟功先生對于自己這段時間的書法創(chuàng)作頗為不滿，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自我批評。

啟功先生曾說過：“中書協(xié)創(chuàng)立的時候我被選為副主席，后來主席退休了，我當時有事去上海，結果他們缺席判決，就讓啟功當主席，就這樣又給我增加了一個虛名。事實上我寫字每當會長時還好點，我寫的還可以踏踏實實的，一當會長大伙都讓我寫，這下就成了大陸貨了，都是偽劣產品?！?/p>

確實市面上啟功先生書跡頗多，良莠不齊，真假難辨，特別是在很多高科技的加持下，其仿制的作品往往讓資深鑒定專家都難下定論。

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后果，根本原因就是啟功先生的應酬之作太多，這些作品往往急于求成，難以精工，與他認真書寫的精品佳作相差很大，也許一件線質浮滑、用筆輕率的下品還真是啟功先生的親筆，這就給鑒定帶來很大困難。

曾經有人說過“出名就意味著創(chuàng)意的終結”，強如啟功先生這樣造詣深厚的藝術家也被名氣所累，頻于應酬，耽誤了他太多寶貴的時間，這讓他的書藝難以再次精進，不免令人感到遺憾。

在當代社會，一位藝術家，尤其是獲得廣泛認可的藝術家，應當如何平衡社會角色與個人藝術追求之間的關系？啟功先生的境遇，絕非個例，它幾乎是所有被推向神壇的藝術大師們共同面臨的困境。

社會對于名人的需求，往往是功利且貪婪的。人們索求的，并非純粹的藝術精神，更多的是一個名人的符號，一件可以炫耀的藏品，一份附庸風雅的資本。

啟功先生溫潤如玉的品格和“有求必應”的處事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成為了他藝術精進的枷鎖。

他的書齋，從靜思默想的禪房，變成了門庭若市的“墨寶生產線”。當創(chuàng)作行為從內在的情感抒發(fā)與美學探索，異化為外在的社會義務與人情交付時，作品中的“匠氣”便可能取代“靈氣”，“熟練”便可能侵蝕“創(chuàng)造”。

這并非啟功先生才情不濟，而是在那種高強度、低反思的重復勞動中，任何細膩的藝術感覺都難免被磨損。

大師的創(chuàng)作生涯是一個動態(tài)的、包含不同層次的過程，并非每一件真跡都代表著他的最高成就。市場的逐利本性則進一步加劇了混亂，它們需要“名頭”，但未必需要“藝術”。

于是，無論是真跡中的次品，還是仿作中的精品，只要能滿足“啟功”這個符號的消費，便擁有了流通的價值。這不僅是啟功先生的悲哀，也是整個藝術市場在浮躁風氣下的縮影。

時過境遷，我們今日回望啟功先生那句“都是偽劣產品”的自評，不應僅僅視作一位老人的自謙或無奈，更應視作一份沉重的文化遺產和尖銳的警示。

它警示藝術家，尤其是成名的藝術家，需對盛名保持警惕，需要有意識地守護創(chuàng)作所必需的孤獨與沉思時間。藝術的王國，終究需要以靈魂的深度來丈量，而非以作品的數量和市場價位來標定。

它警示社會與公眾，對待藝術和藝術家，應多一份理解的深度，少一份索取的功利。健康的藝術生態(tài)，在于滋養(yǎng)孕育藝術的環(huán)境，而非竭澤而漁地消費藝術家的名聲。

它更警示后來者，學習“啟功體”，若只停留在結構的模仿與筆畫的描摹，便是走上了歧路。真正應該繼承的，是啟功先生那種融匯百家、化古出新的治學精神，是那種“學問深時意氣平”的文化氣質，以及那份在喧囂中始終保持的、對自身藝術誠實以待的批判精神。

啟功先生的“偽劣產品”論，是他對自己一段特定時期創(chuàng)作狀態(tài)的苛刻評價，其中包含著復雜的歷史情境與個人境遇。

那些他自嘲的“偽劣產品”，或許在藝術上參差不齊，但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立體、真實、有血有肉的啟功——他不僅是高懸于藝術殿堂的巨擘，也是一位親和民間的藝術使者。

他的遺憾，成就了中國藝術史上一個關于名聲、藝術與自我最為發(fā)人深省的故事。在這個意義上，即便是那些“偽劣產品”，也因其真實地記錄了一位大師的困境與坦誠，而擁有了超越其自身藝術價值的、獨特的歷史文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