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毛人鳳命各地特務(wù)機關(guān)，全面清理“政治犯”，不留生口。

一天傍晚，被關(guān)在渣滓洞的朱君友突然被提審。他知道，此去便未有歸期。

可誰也沒料到，途中出了變故。

車行至半山，一名特務(wù)悄悄解開他的綁繩，另一人輕輕拉住衣角，朝他拼命使眼色。

朱君友反應(yīng)了一秒，撲通一聲跳下車。夜色中，他一路翻溝越嶺，逃進山林。

直到回家見到父親，他才知道，那兩個特務(wù)，是有人安排的。

豪門之后，黎明前夜

1917年，四川成都。正值清末民初亂局稍歇之際，西南各地巨族盤踞，財富與聲望兼得者，屈指可數(shù)。而其中之一，便是朱家。

朱家發(fā)跡于煤炭貿(mào)易，買通鹽道，擁資無數(shù)。

家族巨宅坐落城中南門，前后九進，圍墻深筑，即便門匾上書“惟德是鄰”，卻早被百姓私下改喚作“朱半城”。因其家財之巨，占地之廣，儼然自成一座小城。

朱家家主朱茂先，性情恬淡，雅好菊花。雖經(jīng)營煤礦起家，卻不喜奢華張揚，反重詩書傳家。常年出資修橋鋪路，捐款修學。

更令人津津樂道者，是朱家女眷，人人皆工書畫，畫壇有“朱氏七姊妹”之譽，堂妹朱佩君更是后來成都畫院首任院長，名揚巴蜀。

在這樣一個典型的“詩書富貴之家”，朱君友出生了。

自小，他便衣食無憂。家中用餐，碗盞皆為景德鎮(zhèn)御窯，廳堂掛畫多為名家手筆，朱君友一出生，便已跨進他人一生難企的門檻。

他的父親對這個“六少爺”寵愛有加，不強求功名，也不強迫經(jīng)商，只要安穩(wěn)度日、莫惹是非，便可終生無憂。

但在那個風云激蕩的年代，朱君友卻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1938年，抗戰(zhàn)正酣，尚在中學的朱君友接觸到了《新華日報》，心潮洶涌。

幾次在成都街頭看到宣傳抗戰(zhàn)的隊伍，他不顧家人反對，加入了“成都大眾抗敵宣傳團”。

那一年，他21歲。身份特殊，出身顯赫，卻執(zhí)意走向了“另一邊”。

他的轉(zhuǎn)變，是悄然的，卻堅定得不可逆。

1946年，在四川大學法律系的他，接觸了大量進步書籍，并與范樸齋、王于、張友漁等人建立聯(lián)系。

1947年，在范樸齋介紹下，他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分配至成都第27區(qū)分部，主理財務(wù)，實為聯(lián)絡(luò)與掩護工作的核心人物。

這之后的幾年，朱君友的生活，表面上仍是一位文質(zhì)彬彬的富家子弟，實則早已在地下組織的調(diào)度中，周旋于特務(wù)、警察、同盟、黨人之間。

他用家中資金資助革命，黃金、珠寶、私藏字畫皆可變現(xiàn)。

有一次，范樸齋赴港組織民盟外聯(lián)工作，臨行前囊中羞澀，朱君友親手交給他五兩黃金、兩只訂婚戒指作盤纏。

甚至朱君友哥哥朱君昌，與張復初在成都合辦建筑社，表面上是實業(yè)經(jīng)營，實際上就是一處地下交通站。

大量秘密會議在社內(nèi)召開，傳單、文件由此中轉(zhuǎn)。一部分民盟黨費、地下黨活動經(jīng)費，皆由朱君友組織籌集。

但這種行為，引起了家中警覺。

父親朱茂先一度震怒，認為其行徑“有悖家教”，勒令其停止一切“非家族事務(wù)”，甚至斷絕經(jīng)濟支持。

可他從未停下，他依然負責民盟的財務(wù)管理和資金的組織工作，而且每天晚上在家收聽新華社廣播和外臺的華語廣播，然后迅速整理成情報資料，于次日交給交通員送走。

到了1949年，國民黨氣數(shù)已盡，情報系統(tǒng)卻變得愈發(fā)瘋狂。

那年11月，某個寒冷的夜晚，他從南門玉帶橋返回住處，不料碰上便衣特務(wù)設(shè)伏，搜身當場，從他身上搜出大量《新華日報》、傳單與聯(lián)絡(luò)名單。

隨即被押入玉帶橋稽查處看守所。

軍統(tǒng)很快介入。

審訊連夜開始。他身高一米八，身形挺拔，雙手被反綁吊起，施以“鴨兒浮水”酷刑。

所謂“浮水”，是將人吊于窗框之上，僅足尖觸地，數(shù)日不得休息，造成肌肉痙攣、循環(huán)障礙。

朱君友被的遍體傷痕，但他咬緊牙關(guān)，從未泄露一個名字。

軍統(tǒng)內(nèi)部檔案中，記錄對他評價只有四字：“態(tài)度頑固?！?/p>

這樣的堅持，是出乎敵人預料的。

黑牢將啟，生死未判

被轉(zhuǎn)押至“將軍衙門”特委會監(jiān)獄那日，朱君友站在牢門前，知道自己這次是真的走到了盡頭。

“將軍衙門”，原為舊時軍政機關(guān)駐地，被軍統(tǒng)改作特務(wù)秘密監(jiān)獄。關(guān)押者皆為地下黨成員、民盟骨干與進步青年。

換言之：一旦進了這道門，多半是有來無回。

朱君友面色憔悴，神情卻異常冷靜。

日復一日的特務(wù)審訊、體罰、羞辱，早已讓他的情緒磨去了尖角。

他對生死有了預感，也做了準備。但真正讓他內(nèi)心起波瀾的，不是對死亡的懼意，而是與獄中同志們的相識。

那一批人，有的為革命奮斗了一輩子，有的是正在讀書的學生、甚至也有自己的親戚。

朱君友的上鋪是徐孟生，年紀稍長，出身雙流，是搞地下武裝出身的老同志，因情報泄露被捕。

華西協(xié)合大學的學生毛英才，身材瘦小，是監(jiān)獄里唯一的女性。

她臉上有一道擦傷，是特務(wù)審問時扇出來的。她很少說話，但目光堅定，沒有吐露半個字。

余天覺是朱君友的川大同學，聲音高亮，五音俱全。每天放風后，他總唱歌。

那歌聲從院壩一角傳到鐵門后頭，不知哪一晚開始，牢里人等著聽他唱，鼓舞著大家的斗志。

還有吳惠安，人稱“獨腿將軍”。右腿被打瘸了，走路一跛一瘸，拄著一根斷木棍。

楊伯愷，是他最早的同志。早年就一同住在雙柵子街，相識多年。如今被關(guān)在隔壁牢房，無法對話。放風時也只能遠遠點頭、對望幾秒。那點眼神交流，竟比語言更沉重。

王伯高，是他親戚，曾在國民黨軍人鄧和家中暫住。也是在一晚被悄然逮捕，連拖帶拽帶走。

再之后，是噩耗。

12月2日，省黨部委員、四川省特委秘書長徐中齊，赴周迅予公館見毛人鳳，提出請示：“關(guān)押的這些人，如何處理？”

毛人鳳，冷冷一句：“總裁八月便有指示。只要定性為共產(chǎn)黨，一律處死，秘密執(zhí)行?！?/strong>

徐中齊再問：“何為定性？”

毛人鳳答：“哪怕沒有口供，只要情報顯示有嫌疑，就夠了?！?/strong>

命令下得輕描淡寫，卻掀開了另一場浩劫。

12月4日，夜，軍統(tǒng)內(nèi)部會議上，一份三十六人名單被遞交給毛人鳳。這份名單中，三人在稽查處，三十三人，在將軍衙門監(jiān)獄。

名單上，一個個名字排列：楊伯愷、谷時遜、余天覺、王伯高、吳惠安、徐茂森、毛英才、張大成、朱君友……

毫無討論，毛人鳳提筆，在名單上批下：“一律槍決。”

當夜，被關(guān)押在稽查處的劉仲宣、云龍、彭代悌三人在王建墓前甬道被處死。

而12月7日，將是將軍衙門全部“執(zhí)行”的日子。

命懸一夜，突現(xiàn)轉(zhuǎn)機

1949年12月6日，將軍衙門的鐵門吱呀開啟。一

名特務(wù)點名：“朱君友——出來?！?/strong>

朱君友神色未變，將那只陳舊的行李袋塞給上鋪的徐孟生，說道：“東西我不帶了，哪怕出去也用不上了。”

徐孟生明白，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行至過道，朱君友途經(jīng)兩間牢房。他刻意放慢腳步，朝里看了一眼。

昏黃燈光下，楊伯愷坐在角落，王伯高倚墻站著。

四目相接，沒有言語。楊伯愷輕輕點了點頭，嘴唇動了一下。

王伯高握了下鐵柵，用力點了點頭，沒有說一句話。

出牢門后，寒風刺骨，夜色蒼茫。朱君友已做好了心理準備：一旦上車，就再也沒有下車的機會。

但等在門口的，卻不是想象中的獄卒或槍手，而是兩個西裝筆挺的人。

他認得其中一人——楊夷甫，時任國民黨四川省行轅的上校秘書，是妻子楊匯川的哥哥；另一人，名叫徐季達，是徐中齊的胞弟，后者正是四川省特委會的“話事人”，軍統(tǒng)中人稱“活靶子”，冷面無情、手段毒辣。

這兩人為何深夜現(xiàn)身牢門外？朱君友不敢多問。

他甚至以為他們是來“送行”的，只是例行公事中最后一點體面。

他低頭致意，眼中無喜無悲。

沒人告訴他——12月7日，才是正式的處決日。而他，是被特意提前一天“帶走”的。

原來就在他被捕后的第二周，朱家父親朱茂先得知兒子下落。

這位一生重名望、講規(guī)矩的士紳，在得知兒子入獄的消息后四下奔走，最終求到了楊家——也就是女婿的岳家。

妻子楊匯川痛哭求兄，表示愿典當所有嫁妝也要保住丈夫性命。

楊夷甫此人雖仕途清冷，但念及家族舊誼，又自覺軍統(tǒng)兇狠過頭，最終點頭答應(yīng)。

楊家出面斡旋，朱家出手更快。

十根金條，分批送至特委會兩路系統(tǒng)：一是經(jīng)由楊夷甫面呈行轅系統(tǒng)，再由軍統(tǒng)方面的徐季達轉(zhuǎn)呈兄長徐中齊；另一是下到行刑執(zhí)行層級，確保“押送途中”不出岔子。

原本朱君友父親打算將其余人也都救下，但無奈難度實在太大，只能先保全一人。

12月6日深夜，朱君友被兩名特務(wù)押上囚車。

車駛離監(jiān)獄，穿過西郊小路，山風吹得車簾翻卷。他感到車速忽快忽慢，似乎并未直接駛向撫琴臺那條熟悉的“甬道”。

忽然，坐在副駕的特務(wù)咳了一聲，向后一瞥。

車內(nèi)押解他的那名年輕特務(wù)起身，忽然俯身拉開他手腕上的繩扣，同時另一人回頭做了一個眼神。

不到一秒鐘，朱君友反應(yīng)過來。他不記得怎么從車上跳下，也不記得腳是怎么落地的。

他一路奔逃，直到再也聽不到引擎聲，才癱倒在地。

他不知道自己逃了多久，直到清晨，他出現(xiàn)在城郊一個做木材的作坊門口，整個人像是從土里刨出來的。

老板認得他父親，不敢怠慢，立刻安排人送他藏匿。

幾天后，他才知道真相。

12月7日凌晨三時，軍統(tǒng)正式執(zhí)行“清洗”計劃。

將軍衙門關(guān)押的32人，被逐一押至撫琴臺西側(cè)山道，分批行刑。

朱君友的名字，原本列在那一紙“執(zhí)行清單”第33位。

那天之后，王伯高、楊伯愷、吳惠安、毛英才……這一批曾與朱君友并肩受難的同志，一個不剩。

成都“十二橋慘案”

1949年12月7日，成都陰雨未歇，風吹檐瓦如啼。

入夜后，稽查處中隊長唐體堯帶著16名特務(wù)進入監(jiān)區(qū)。他們拎著粗麻繩與白布，分頭行動。牢門一間一間打開，每次由兩名特務(wù)挾出一人。

過廳處，一名記錄員手持名單，按名核對。

特務(wù)熟練地操作：先反綁雙手，再向口中塞入一團棉花，塞緊，令其發(fā)不出聲音，最后用白布蒙住眼睛。

每完成一人，便押出走廊。有人試圖掙扎，卻被按倒捆綁；有人明知無望，也只是平靜站著。臉上的血跡、傷痕與污泥早已掩不住骨子里的沉穩(wěn)。

這些人，大多數(shù)是書生模樣，卻練出了比軍人更堅硬的意志。

為了規(guī)避抵抗，特務(wù)口中依舊重復那句慣用說辭：“只是轉(zhuǎn)移，去安全地方?！?/strong>

但眼神早已出賣他們。他們心知，對方心知。

衣物，是第二層罪惡。許多特務(wù)見有志士穿著新衣、厚衣，竟趁著捆綁時，直接剝衣、脫鞋，私吞私藏。有些革命者被剝得只剩內(nèi)衫，仍然咬牙不發(fā)一言。

最后被提出牢門的，是毛英才。

她年僅21歲，是華西協(xié)合大學學生，也是這批政治犯中唯一的女性。

她穿著那件紅色大衣，特務(wù)盯了許久，終于伸手強奪。她不肯脫，掙扎中衣扣撕裂。

有人惡狠狠地扇了她一耳光，將她打昏，才得以捆綁。

凌晨一時，兩輛黑色囚車啟動。

發(fā)動機轟鳴，車速奇快，載著這32名革命者駛出將軍衙門大門，朝著西郊十二橋駛?cè)ァ?/strong>

途中風雨交加，街道空曠，幾無行人。

抵達處決點時，已有防空壕清理完畢，軍統(tǒng)設(shè)置了“降噪策略”——每執(zhí)行一次槍決，便命司機猛踩油門，讓汽車引擎聲掩蓋槍響。

執(zhí)行開始前，特務(wù)逐一將“犯人”拖下車。

毛英才是第一個。

她的鞋在半路被拖掉一只，赤腳落地。被兩人架著強行跑向壕邊。

她還在掙扎，但很快失去了意識，幾乎是被拖行著移動。

余下的人，一個接一個地走向死亡。

有人掙脫了嘴中棉花，大喊：“共產(chǎn)黨萬歲！”有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沖特務(wù)吶喊：“你們的末日到了！”

有人只笑，沒再多說一句。

楊伯愷，在同伴問“今晚我們完了嗎”時，只是輕輕點頭。

他與于淵是一起被處決的，兩人剛下車，便高喊：“我們的死期就是你們的末日！”“你們只有無恥地在夜間屠殺?！?/strong>

最后的十幾槍，已經(jīng)聽不出方向。有的近，有的遠，有的刺刀直接補殺。

尸體被草草掩埋，薄土覆蓋。土下是血水，雨一澆，變成了泥潭。

十二橋大屠殺結(jié)束不到二十日，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

次年初春，地下黨與軍管會根據(jù)情報，挖出了所有的烈士遺骸，合計共36人。

他們被統(tǒng)一安葬于十二橋烈士墓，立碑，銘名。

朱君友知道，若非那一夜的“變故”，他本應(yīng)是名單上第33人。

此后，他的家中廳堂，逐漸增多了一些烈士舊友的畫像。

他常去烈士墓，一次不落地念每一個名字，然后抬頭望天，默默許愿。

朱君友每每想起當時共患難的烈士們總是潸然淚下：

“我雖然活了下來，但那么多同志都犧牲了，還是于心難忘啊?！?br/>

歲月更替，如今的十二橋，柏樹郁郁，碑石森然。

每年清明，總有青年學子排隊來此，一遍遍地朗讀那塊紀念碑上鐫刻的烈士姓名。

英烈們一同見證了那個年代的黑暗，也用不同方式，將希望交付給后人。

他們走過的路，正是如今我們站立的地方。

參考資料：

朱君友：“十二橋慘案”的唯一幸存者 楊代欣 楊代云
成都“十二橋慘案”始末 黃子凡 陳守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