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蔣介石的必殺名單上，宣俠父這個名字，排得比很多日本將軍都靠前。

這事兒聽著邪門，但1938年的重慶，山城霧氣蒙蒙，蔣介石官邸里的氣氛比霧還沉。

前線跟日本人打得你死我活，可送到他桌上的加急密電，十封里倒有三四封，是從大后方的西安發(fā)來的。

電報上反反復復就一個名字：宣俠父。

戴笠的軍統(tǒng)說，這個人不簡單，正跟楊虎城的老部下勾勾搭搭，不知道要鬧哪一出。

西安警備司令部那邊更緊張，說他跟個影子似的，在各個大學里轉(zhuǎn)悠，嘴皮子一動，就把那些熱血學生忽悠得想往延安跑。

憲兵司令部也來湊熱鬧，警告說，他仗著自己是黃埔一期的老資格，在中央軍里拉幫結派，織了一張看不見的紅網(wǎng)。

每一條情報，都像一根針，精準地扎在蔣介石最怕疼的地方。

宣俠父，這個名字他太熟了。

黃埔軍校是他一手辦起來的，第一期學員，那都是他眼里的“天子門生”，是他未來權力的基石。

可現(xiàn)在，這塊本該最牢固的基石，居然自己長了腿，要跑到對家那邊去，還要撬動他其他的石頭。

這口氣，蔣介石實在是咽不下去了。

他心里那根弦繃了十四年，終于斷了。

他拿起筆，在一張紙條上寫了幾個字，力道大得快要劃破紙背：“密裁宣俠父。”

這道命令，沒走官方電報，而是通過絕密渠道，飛到了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的手上。

蔣鼎文拿著那張薄薄的紙條，心里五味雜陳。

他以前在黃埔當過學生隊長，宣俠父算他半個學生，兩人還是浙江老鄉(xiāng)。

他打心眼里佩服宣俠父的才氣和膽量，可現(xiàn)在，領袖的命令擺在眼前，個人那點交情和欣賞，屁用不頂。

他嘆了口氣，在命令上簽了字，扭頭對身邊的軍統(tǒng)特務低聲說：“各為其主，沒辦法了?！?/p>

一場從14年前就開始鋪墊的暗殺，終于等到了收網(wǎng)的時刻。

時間倒回1924年的廣州黃埔島，那會兒的空氣里都是革命和理想的味道。

25歲的宣俠父，剛從日本留學回來，一腳踏進了黃埔軍校的大門。

這人不一樣，書香門第出身，文采好得不得了，但偏偏一身硬骨頭，非要投筆從戎，想親手把這個亂糟糟的中國給拾掇利索了。

在第一期學員里，他絕對是最扎眼的那一個。

可他跟校長蔣介石的八字，從一開始就不合。

開學典禮，蔣介石站在臺上，腰桿筆直，講話鏗鏘有力，底下學生聽得熱血沸騰。

偏偏宣俠父在下面跟同學小聲嘀咕：“聽他說話，看他做事，不像個干革命的，倒像個剛冒頭的新軍閥?！?/p>

這話也不知道怎么長的翅膀，飄著飄著就進了蔣介石的耳朵。

沒過幾天，宣俠父就被叫進了校長辦公室。

屋里氣氛挺嚴肅。

“你就是宣俠父？

阿拉是同鄉(xiāng)?！?/p>

蔣介石想先套個近乎，畢竟都是浙江人。

宣俠父站得筆直，不咸不淡地回了句：“或許吧?！?/p>

那態(tài)度，客氣里透著一股子疏遠。

蔣介石臉色一沉，話鋒立馬就轉(zhuǎn)了：“我聽說，你私下里講我像軍閥？”

“校長，我認為，干事情不讓大家說話，就想一個人說了算，讓底下人絕對服從，這就是軍閥的搞法?！?/p>

宣俠父眼睛直勾勾地看著蔣介石，一點沒躲閃。

那次談話，蔣介石憋著火，最后說了句“下不為例”，就把他打發(fā)了。

可這事兒根本沒完。

轉(zhuǎn)眼到了7月份，學校里搞“特別黨部”選舉。

結果一出來，蔣介石一看名單，臉都綠了，選上的好些都不是他中意的人。

為了把權力死死攥在自己手里，他干脆不走程序了，直接指定了一批黨小組長，還規(guī)定這些人以后有事直接跟他匯報。

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

宣俠父第一個就炸了。

在他看來，這就是明目張膽地破壞規(guī)矩，跟革命的民主精神背道而馳。

他拿起筆，刷刷刷寫了一份聯(lián)名抗議報告，話寫得特別沖，直接點名蔣介石“違反黨章，搞個人獨斷”。

蔣介石氣得差點把桌子掀了，又把宣俠父叫來。

“報告是你領頭寫的？

你是不是非要跟我對著干？”

宣俠父還是那副樣子：“報告是我寫的，但說的是大多數(shù)同學的心里話。

我不是跟您個人過不去，我是反對這種不講道理的辦事方法?！?/p>

“放肆！”

蔣介石一拍桌子，“我給你三天，寫份悔過書給我。

不寫，就給我滾出黃埔！”

三天后，宣俠父沒交悔過書，就帶回去一句話：“我沒錯，這事沒得商量！”

蔣介石的怒火徹底被點燃。

他拿起筆，簽下了黃埔軍校建校以來的第一張開除令。

宣俠父，這個最有才氣的“天子門生”，就這么成了第一個被趕出師門的人。

他收拾好東西，頭也不回地走出了黃埔的大門。

蔣介石大概覺得，總算拔掉了眼中一根刺。

他沒想到，自己親手把一把最鋒利的刀扔出了自己的刀鞘，這把刀在外面千錘百煉，最后成了他最頭疼的對手。

被黃埔開除，對宣俠父來說不算個事兒。

在李大釗的介紹下，他轉(zhuǎn)頭就入了共產(chǎn)黨，像一顆火星子掉進了干草堆，一下子就著了。

他被派到馮玉祥的西北軍，名義上是國民黨的宣傳員，實際上干的是共產(chǎn)黨“兵運”的活兒，就是去策反軍隊。

他那張嘴，真是厲害。

馮玉祥后來都感慨：“宣俠父一張嘴，比我兩百門大炮還管用?！?/p>

他跟那些西北軍的將領們稱兄道弟，喝酒聊天，講天下大勢，分析誰是誰非。

吉鴻昌這些后來出了名的抗日將領，就是那時候受他影響，腦子慢慢轉(zhuǎn)了過來，最后跟著共產(chǎn)黨走了。

他不止會說，還會寫。

在山東，他辦了個叫《混戰(zhàn)》的雜志，用“俠夫”的筆名，寫文章罵那些軍閥政客，揭南京政府的短。

那筆桿子，比刀子還快，把李濟深、吳稚暉這些人的老底都給掀了。

他不光能文，還能武。

后來他跑到張家口，幫著馮玉祥、吉鴻昌他們搞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成了軍隊里的核心人物之一。

他腦子活，點子多，能組織也能打仗。

軍統(tǒng)的人一直懷疑，當年北平日本特使被刺殺的大案子，背后就有他的影子，因為抓到的主犯馬漢三，就是他在西北軍時的老熟人。

這么一個能說、能寫、能組織、能打仗的人物，走到哪兒都能攪起一片風浪，簡直就是一個移動的“紅色根據(jù)地”。

蔣介石在南京的報紙上、在軍統(tǒng)的密報里，越來越多地看到這個名字。

他心里清楚，這個十四年前被他一腳踹出去的學生，現(xiàn)在正用一種他完全控制不了的方式，在挖他權力的墻角。

時間一晃到了1937年，日本人全面打了過來，國共兩黨放下舊怨，搞第二次合作。

這時候，中共中央下了一步險棋，也是一步絕妙的棋：派宣俠父去西安，當八路軍辦事處的主任。

去之前，周恩來、葉劍英專門找他談話，交給他一個天大的任務：利用你黃埔一期的身份，去國民黨那些高級將領，特別是黃埔系那幫人里頭，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

說白了，就是去“挖人”。

而頭號目標，就是當時手握重兵、號稱“天子第一門生”的胡宗南。

宣俠父一到西安，就找到了胡宗南。

大家都是黃埔一期同學，胡宗南對這個當年敢跟校長頂牛的“刺頭”同學，印象深得很。

兩人一聊，胡宗南徹底服了。

宣俠父對整個抗戰(zhàn)局勢的分析，對怎么打游擊戰(zhàn)的看法，說得頭頭是道，比他手下那些參謀高明多了。

胡宗南聽得入了迷，不僅請宣俠父到自己的部隊里給軍官們上課，講怎么打日本人，甚至還把編寫部隊游擊戰(zhàn)教材的重任都交給了他。

一時間，宣俠父在胡宗南的軍營里，成了最受歡迎的座上賓。

這些情況，一字不落地通過軍統(tǒng)的電臺，傳回了重慶。

蔣介石的臉，陰得能滴出水來。

胡宗南是誰？

那是他從黃埔學生里一手提拔起來的，是他最信任、最倚重的愛將，是他中央軍嫡系里的頂梁柱。

他對胡宗南，不光有師生情，更有絕對的控制欲。

可現(xiàn)在，宣俠父這根他十四年前就想拔掉的刺，竟然扎進了他最心愛大將的心里。

這已經(jīng)不是什么統(tǒng)戰(zhàn)、宣傳了。

在蔣介石看來，這就是釜底抽薪，是當著他的面拆他的臺，是要動搖他權力的根子。

他這輩子最怕的三件事：手下失控，輿論造反，嫡系搖擺。

宣俠父一個人，三樣全給他占齊了。

1924年的舊恨，加上1938年的新仇，在他心里攪成了一股濃得化不開的殺氣。

他知道，再也不能讓這個“逆骨”學生活下去了。

1938年7月31號的深夜，西安城里電閃雷鳴。

宣俠父推著一輛自行車，從蔣鼎文的公館里出來。

他剛跟這位老鄉(xiāng)兼師長吃完飯，聊了聊天，一切看起來都跟平常一樣。

他不知道，在他走出大門的那一刻，幾雙眼睛就在暗處死死盯住了他。

他騎上車，拐進一個沒人的小巷子。

突然，一輛小汽車悄無聲息地橫在他面前，車門一開，幾個黑影猛地撲上來，捂嘴的捂嘴，架胳膊的架胳膊，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塞進了車里。

自行車“哐當”一聲倒在地上，很快也被另一個人撿起來扔進了車里。

汽車一腳油門，消失在雨夜中。

整個過程不到一分鐘，街上又恢復了寂靜，好像什么都沒發(fā)生過。

宣俠父，時任八路軍少將高級參議，就這么從人間蒸發(fā)了，那年他才39歲。

他的失蹤，在國共兩黨之間掀起了一場大風波。

周恩來一次又一次地找蔣介石要人。

蔣介石先是裝不知道，后來被問急了，干脆承認了：“他是我的學生，幾次三番地背叛我，是我下令殺的。”

十三年后，在沈陽一家不起眼的雜貨鋪里，一個叫“王榮功”的老板被公安干警帶走。

審訊室里，他交代了自己的真實身份——軍統(tǒng)老牌特務佟榮功，以及一樁塵封多年的血案，正是他當年帶隊在西安綁架并殺害了宣俠父。

據(jù)他交代，宣俠父被活埋于西安城外的某個荒地。

參考資料：
《宣俠父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
沈醉，《軍統(tǒng)內(nèi)幕》，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
《胡宗南先生年譜》，臺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