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防接警警員成為報警人的代理人

在現代法治社會中，警察作為執(zhí)法者，其職責是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公民權益，而非成為某一方的代理人。然而，現實中卻存在這樣一種現象：當報警人缺乏充分證據支撐，且所報之事微不足道、未造成實際損失時，接警警員卻執(zhí)著不放，甚至采取不當手段施壓相關人。這種行為不僅違背了警察的職業(yè)倫理，更可能構成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警力資源的合理分配原則 警察機關作為公共資源的管理者，應當遵循"重大優(yōu)先"的原則來分配有限的警力資源。對于雞毛蒜皮的小事，特別是缺乏證據支撐的報警，警員應當有基本的判斷力和裁量權，避免將寶貴的社會資源浪費在無謂的調查上。

英國警務專家羅伯特·皮爾爵士早在19世紀就提出"警務九原則"，其中明確指出"警察效率的標準是犯罪和混亂的缺失，而非警察行動的可見證據"。過度介入瑣事不僅無助于社會治安，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我國《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guī)定》也明確要求，公安機關應當根據案件性質、情節(jié)和社會危害程度等因素，決定是否立案調查。對于明顯缺乏證據、事由瑣碎的報警，警員完全有理由不予立案或終止調查，而非執(zhí)著地"抓住不放"。

證據規(guī)則與調查程序的正當性 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是"誰主張，誰舉證"。當報警人無法提供基本證據支撐其主張時，警員不應代替報警人承擔舉證責任，更不應將舉證壓力轉嫁給被調查人。

要求警員調取天眼和監(jiān)控視頻以澄清事實，是被調查人的正當權利，而非過分要求。警員拒絕調取客觀證據，反而采取電話騷擾、聯系親屬等施壓手段，這種行為已經偏離了正當的調查程序。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規(guī)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jié)輕重的各種證據。"這意味著調查人員有義務全面收集證據，而非選擇性執(zhí)法。拒絕調取可能證明無罪的監(jiān)控視頻，涉嫌違反這一規(guī)定。

隱私權與人格尊嚴的邊界 警員聯系被調查人的前妻和妻子進行施壓，這種行為尤其值得警惕。

首先，它侵犯了公民的隱私權和家庭生活安寧權；其次，它可能對被調查人的社會聲譽造成不當損害；最后，這種"株連"式的調查方式違背了現代法治"責任自負"的基本原則。

我國《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條明確規(guī)定："自然人享有隱私權。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刺探、侵擾、泄露、公開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隱私權。"警員在沒有充分法律依據的情況下，擅自聯系與被調查事項無關的家庭成員，明顯構成對隱私權的侵犯。 權力濫用的防范與問責 這種現象背后反映的深層次問題是警察權力的濫用風險。

當警員可以憑個人意志決定調查的深度和廣度，甚至采取不當手段施壓時，說明現有的權力制約機制存在漏洞。

為此，我們建議：

1. 完善接警立案標準，明確瑣事報警的處理流程； 2. 加強對警員調查行為的監(jiān)督，建立投訴反饋機制； 3. 提高警員的法治素養(yǎng)，強化證據意識和比例原則； 4. 明確不當調查的法律責任，建立有效的問責制度。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曾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警察作為擁有強制力的國家機器，其權力更應當受到嚴格的約束和監(jiān)督。

警察是社會秩序的守護者，而非任何個人的代理人。在處理缺乏證據支撐的瑣事報警時，警員應當保持客觀中立的立場，遵循比例原則，尊重證據規(guī)則，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任何偏離這一原則的行為，無論出于何種動機，都是對法治精神的背離，應當受到制度的糾正和法律的制裁。

只有當警察權力被關進制度的籠子，公民權利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這不僅是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更是構建和諧警民關系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