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天津市紅樓夢研究會”公眾號，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趙建忠教授。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lián)系小編刪除。

想出“生活、讀書與治學”這個題目，乃因《昌圖教育》刊物設立“學者談讀書”欄目“命題”的制約，但也受到“三聯(lián)書店”命名來的啟示。生活·讀書·新知雖是三家書店名字的組合，但卻巧合地概括了人的一生中最主要的三個方面：首先是生活，魯迅在小說《傷逝》里有句名言“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毙≌f主人公子君和涓生就因失去了生活基礎而導致悲劇，所以人生的第一要義就是熱愛生活，好好生活。魯迅還講過“一要生存、二要發(fā)展”的話；有了穩(wěn)定的生活，才可能安心讀書。讀書本身也是一種人生態(tài)度，這就與“新知”相聯(lián)系。從生活中來的“新知”屬于直接經驗，通過閱讀獲得的“新知”屬于間接經驗。無論直接還是間接經驗，都能增加對于事務的判斷和處理能力。培根說過：“富于經驗的人善于實行，也許能夠對個別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加以判斷；但是最好的有關大體的議論和對事務的計劃與布置，乃是從有學問的人來的?！敝劣凇爸螌W”，那又是另一種高境界。

唐代大詩人杜甫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下過這樣的詩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边@是說讀書的重要，清代錢泳在《履園叢話》中又補充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二者不可偏廢。” 讀書要與實際生活相結合，通俗講就是要學以致用，如王陽明主張的“知行合一?！敝苯咏涷灩倘豢少F，但間接經驗同樣重要，可以使人少走些彎路，并為后人提供有益的借鑒。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就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供治國理政者借鑒。倘若后人都幻想身臨其境去體驗《資治通鑒》描述的具體歷史語境，不但不可能，也會浪費很多不必要的時間精力。史鑒使人明智，就是這個道理。閱讀使人充實，讀書的益處還能跨越時空，讓古今中外人的思想訴之于讀者腦海，多讀而博知。當然，由于人的精力有限，尤其是當今快餐文化時代，那些汗牛充棟的書不可能都去通讀一遍。因此讀書可根據(jù)具體情況選擇，有的可以“泛讀”，有的必須“精讀”。有些書與自己專業(yè)關系較遠的可“泛讀”，有些對自己專業(yè)有借鑒的書應該“精讀”，要反復咀嚼用心去讀。

讀書與生活結合寫出的文章才能接地氣。我的一位朋友長期扎根在天津漢沽鹽場工作，業(yè)余時間經常寫些與自己生活環(huán)境相關的文章。他的文章文情并茂，一縷思緒、一串回憶都是信手拈來，因為那些感悟來源于他豐富多采的生活，因而文章就接地氣，最近他的散文集《吾愛吾家》出版，《天津日報》發(fā)表我為此書寫的序言題目就是《將文章寫在漢鹽大地》。任何人不同階段走過的路，作為生活的剖面疊加，都可能構成生活的景觀而成為創(chuàng)作素材，有心人就可以寫出自己的感悟和思考。就我個人而言，學界一般關于我的“描述符號”是所謂“教授”和“專業(yè)紅學研究者”，其實早年的我曾就讀于天津化工學校，是純粹的“理工男”，畢業(yè)后也被分配到天津一家化工廠工作。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通過自學取得了高自考漢語言文學的學歷，并在1989年考取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與中國古代小說專業(yè)的研究生，才真正跨入了學術研究領域。但理工科學到的知識以及化工廠的工作經歷也不能算虛度，我雖然走過一段逆境求學的曲折之路，但那段經歷也磨練了我的意志，積累了我的社會經驗，使我在新的工作環(huán)境中少走了彎路，并且更懂得要珍惜今日得之不易的一切。對我而言，早年那段曲折的生活經歷益處還在于：一是文理知識的交叉，可以在我學術文章的寫作中同時注入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二是能讓我寫的學術文章更接地氣。

關于“治學”方面，我談不出更多的經驗，因為自己也還處于摸索中，我只能結合自己的研究經歷，與讀者、學友們分享些心得體會。

前面談及，讀書可分為“泛讀”和“精讀”，其實“治學”的道理也相通。這并不是說，學者只研究自己領域的學術對象就夠，那樣也不可能“成一家之言”。我們常說研究者的知識譜系最好是“T”型結構，這個“T”的上一橫代表研究者掌握知識的“廣”，下一豎則代表研究者掌握知識的“深”，只有兩者結合，才有可能寫出既有廣度又有深度的文章，實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創(chuàng)新。紅學研究需要廣采博取、循序漸進，但“廣博”不是目的，就如蜜蜂采百花，正是為了釀成自己的蜜。應該海納百川，就像人的食物結構，越雜營養(yǎng)結構才越豐富。又如書法家臨百帖讀千碑，也為的是形成自家的風格。紅學研究要形成自己的風格，就必須既有師承又要跳出師承。在“廣博”的基礎上，研究者還要形成自己的學術特色，如學術界公認的，劉文典是《莊子》研究專家，姜亮夫是《楚辭》研究專家，周汝昌是《紅樓夢》研究專家，等等。這些著名學者的國學素養(yǎng)都很高，他們正是在廣采博取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學術特色，成為某領域的專家。

對本人而言，那些學術前輩是我終身學習的榜樣，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也嘗試著實現(xiàn)從“廣”到“專”的轉型。通過廣泛閱讀發(fā)現(xiàn)，《紅樓夢》續(xù)書是紅學史上的重要現(xiàn)象，無論其數(shù)量之多、類型之廣、時間跨度之長，在所有名著續(xù)書中都具有代表性。但從清代裕瑞以降，卻普遍對《紅樓夢》續(xù)書評價偏低。毋庸置疑，任何續(xù)書與原著相比，從總體上講，都可用魯迅一句話概括：“行文造事并遜。”《紅樓夢》的續(xù)書更是如此，倘僅從文學比較的角度講，譏之為“續(xù)貂”或“蛇足”，并不為過。對于一位文學評論者來說，可以僅限作品本身的評論，而對于小說史的研究者，則應總攬全局，既不遺佳禾，又不棄莠草。對于《紅樓夢》續(xù)書，就應循著古代小說發(fā)展的足跡，去考察它們產生的原因，從而探討某些帶有規(guī)律性的問題。假如對《紅樓夢》續(xù)書統(tǒng)以“續(xù)貂”而棄之，將不僅見不到紅學史的全貌，而且一些在歷史上曾經發(fā)生過的現(xiàn)象及其淵源關系，也便無法理解了。對于《紅樓夢》續(xù)書，應打破偏見，跳出單純的文學比較的圈子，從多角度去研究，方有益于全面理解它們的客觀存在。對《紅樓夢》續(xù)書進行考察，不僅可以擴展紅學研究的新領域，而且對其它古代小說續(xù)書的研究也有啟示作用。

本人研究《紅樓夢》續(xù)書有個進展歷程。1989年考入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讀研究生。1992年《紅樓夢學刊》第四輯發(fā)表了研究生畢業(yè)論文《紅樓夢續(xù)書的源流嬗變及其研究》，受到業(yè)內研究同一專題的學人關注，臺灣林依璇女士在其專著中特別指出：“第一位以《紅樓夢》續(xù)書作為研究專題者，應是大陸學者趙建忠先生?！痹谘芯可撐牡幕A上，拙著《紅樓夢續(xù)書研究》1997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紅學史家郭豫適曾評論，拙著與其它續(xù)書專著共同“對新時期的小說續(xù)書研究作出了貢獻，起到了推動作用。”北京大學潘建國教授指出“這是目前最為完整的《紅樓夢》續(xù)書書目。”《人民日報》還發(fā)了書訊。近年來，經過學術界很多學者的共同努力，《紅樓夢》續(xù)書方面的研究又取得了進展，無論是續(xù)書文獻的開掘整理還是批評理論工具的選擇運用，以及具體到對文本續(xù)寫策略的探討、對續(xù)書的文化審視及讀者閱讀心態(tài)的剖析乃至與當代紅學探佚的視界融合等，都全方位地拓展了研究空間，實現(xiàn)了《紅樓夢》續(xù)書研究這一專題的學術增長點。本人吸納了學術同仁的新文獻、新理論，又修訂了舊著，2019年在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紅樓夢續(xù)書考辨》。

《紅樓夢》研究是一個學識與功力聚沙成塔的過程。本人只是在紅學的百花園一隅“耕作”，還要爭取拿出更多的精品力作。學問我還遠遠不夠，做人也還需要磨練。我深知學術精品靠長期的苦心孤詣、潛心向學?？俊半S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浸潤。愿以此與學友們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