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七年，內(nèi)閣首輔夏言被斬首。

這位曾被嘉靖夸才識優(yōu)裕的大紅人，怎么突然之間，成了皇帝口中的大罪之臣？他又經(jīng)歷了什么？

權力巔峰的那一刻：夏言為何能成為嘉靖最倚重的大臣？

嘉靖十五年，明世宗下令，將禮部尚書夏言召入內(nèi)閣。那一年，朝堂上不少大臣心里都咯噔一下。

能入閣的多是老成穩(wěn)重者，而夏言恃才自負是出了名的。

從查革冒濫，到查勘莊田，他辦事從不留情面，京城里那些仗勢橫行的宦官、勛戚皆被他查得抬不起頭來。

這樣的人，一旦入閣，不知要有多少人睡不著覺。

但這正是嘉靖朝所需要的人才。

世宗登基之初，正處于新政需求旺盛的關鍵節(jié)點——官場積習太深，吏治廢弛，人才凋敝，科舉僵化，宦官余威尚在，皇莊、勛戚莊田侵吞民地的問題更是積成了膿包。

民生凋敝的社會、腐敗的朝政需要一個敢拍桌子、敢動真格、敢拆舊制度的狠角兒，而夏言正好符合這一切。

他不是溫和能臣，而是破局型人物。

嘉靖十八年，他正式出任內(nèi)閣首輔，權力達到明中期的黃金位置。

甚至連嘉靖皇帝，都曾賞他“上柱國”這一幾乎等同于國之重臣的榮號，明代164位閣臣，只有他生前得到此殊榮。

夏言也確實做出了讓皇帝拍案稱快的實績。

剛入閣時，他就開始整頓吏治。

他一口氣罷掉了多名衰暮、欺詐、不稱職的大臣。

他堅持崇廉抑貪，對官員嚴加考察。

而吏治的好壞，還在于他對科舉與教育的調(diào)整。貴州單獨開科、遼東廣寧增設儒學……

這些改革使邊遠地區(qū)人才更容易被納入國家系統(tǒng)，也讓嘉靖覺得：夏言辦事穩(wěn)、準、狠，而且真懂得治國之本。

再加上查革冒濫省下的龐大開支、查勘莊田削弱的宦官勢力，讓嘉靖對他愈發(fā)倚重。

正因如此，夏言成為當時權勢最大的大臣不是偶然，而是政治結構的必然。

嘉靖朝的三大焦點——禮制之爭、吏治改革、削弱宦官——夏言每一項都踩在點上。

他主政內(nèi)閣期間，將內(nèi)閣從票擬機構真正升格為一個能夠裁決政務的中樞。

換句話說，此時的夏言，不僅是嘉靖的首輔，更像是嘉靖的政治執(zhí)行官。

然而，這種執(zhí)行官式的強勢角色，也為他埋下了最致命的種子。

因為夏言的權力越大、手段越硬、風格越直，嘉靖皇帝那條必須臣下臣服的情緒線就越被拉緊。

夏言自負、矜高、不避權貴，做事毫不掩飾鋒芒；嘉靖疑心重、性情偏執(zhí)、崇尚威權。兩個人的性格，像兩根注定會相撞的鐵軌。

夏言的故事，也正是從他登上權力頂點的那一刻起，開始順著另一條危險的軌道滑向深淵。

嘉靖與夏言——兩條必然相撞的性格軌道

如果說夏言能夠成為嘉靖眼前最亮的那顆星，是因為他能力強、辦事狠；

那么他后來一步步被皇帝厭棄，甚至最終被殺，則是因為——他這個人，太像樣了，卻又太不像臣子了。

兩人的性格，就像把火和油放在同一張桌子上，總有一天要出爆炸聲。

嘉靖皇帝少年登基，經(jīng)歷過大禮議那場震動朝堂的對皇權底線的挑戰(zhàn)。

世宗自此變得獨任己見、喜怒不常。

他不喜歡別人替他說話，更不喜歡有人壓住他的風頭。

嘉靖可以容忍大臣有才能，但絕不允許大臣鋒芒蓋主。

這是理解夏言結局的前提。

史料對夏言的性格評價非常具體：警敏善文、恃才傲物、矜高自負、豪邁強直。

換句更直白的話：

能力確實強，情緒也確實難藏；眼睛里容不得沙子，連皇帝的臉色也常常顧不上。

這類人做實事很有效，但做皇帝的第一臣則極其危險。

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年，是夏言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他與皇帝關系逐漸出現(xiàn)裂縫的關鍵節(jié)點。

嘉靖十八年，夏言與嚴嵩陪嘉靖到承天南巡。

世宗拜謁顯陵以后，嚴嵩堅持百官上表祝賀，夏言則堅持回京后再上表祝賀。自此，嘉靖漸漸不喜歡夏言。

也就有了后來的三逐三還。

而在這種情況下，嚴嵩正在默默等著嘉靖與夏言的矛盾走到無法回頭的時刻。

嚴嵩的等待與反擊——一場悄無聲息的奪權戰(zhàn)

同是江西人，同樣出身書香門第，同樣在嘉靖朝政壇上升起，按道理講，夏言與嚴嵩應該是“同鄉(xiāng)同氣”的盟友。

可偏偏，這兩個人走出了截然相反的兩條路：一個以“敢言”立身，一個以“青詞”諂媚；

一個靠政績?nèi)⌒?，一個靠揣摩帝心得勢。

兩人最初并非勢不兩立。甚至可以說——嚴嵩的仕途，是搭著夏言的梯子上去的。

夏言當權時，正是他提拔嚴嵩入閣，讓這位看似溫吞老成的禮部尚書有了靠近權力核心的機會。

嚴嵩當時寫青詞、修典籍、謹慎從事，看上去極為恭順，完全不像后來那個目空一切的大奸相。

但恭順是假象。他真正敏銳的，是皇帝的情緒。

夏言把政務當政務，把制度當制度，把官僚系統(tǒng)當成需要修補的機器；而嚴嵩把政治當舞臺，把嘉靖皇帝的喜怒哀樂當成自己升遷的天梯。

嘉靖喜歡道教，他就寫青詞；嘉靖需要人順著他說，他就把話說到皇帝心里；
皇帝疑心大，他就暗示有人居心叵測。

夏言是直線的，嚴嵩是曲線的。

夏言說話只對事實負責，嚴嵩說話只對嘉靖負責。

所以，隨著嘉靖年歲漸長，興趣越來越轉向修道、齋醮、閉宮靜思，朝政繁瑣瑣碎，他對夏言這種直來直去的風格越來越不耐煩。

更致命的是，夏言恃才。

他對嚴嵩有忽視，對其他大臣有傲態(tài)，對皇帝偶爾也有不合時宜的堅持。

而嚴嵩，永遠不會給皇帝這種不舒服的感覺。

于是，皇帝的天平悄悄傾斜了。

在政治里，殺人最狠的方法，就是讓皇帝自己想明白。

等嘉靖心里確定不再信夏言的那一刻，嚴嵩再遞出一把刀。

河套案——壓死夏言的最后一根稻草

夏言這一生，前面所有的刺皇帝逆鱗，都只是累積怨氣；

真正讓他從首輔寶座掉進東市刑臺的，是一個軍事判斷＋政治暗斗混合的炸點——河套案（曾銑案）。

夏言這一生做過許多大事，但真正把他送上斷頭臺的，是他原本認為“能安邊百年”的一件事——收復河套。

河套之地，自宣德、正統(tǒng)以后，被韃靼與瓦剌反復騷擾，是北方防線的一塊膿瘡。

嘉靖在位多年，對邊患始終忌憚；大臣們要么畏戰(zhàn)，要么拖延，誰都不想為此負責。

直到曾銑上奏出兵收復河套，夏言眼睛一亮——這是能徹底解決北方隱患、建立真正功業(yè)的機會。

于是夏言力主支持。他不是拍著腦袋沖動，而是看到了全局：

如果能把河套這塊關鍵之地恢復屯牧，就能把蒙古諸部壓到更遠處，徹底建立一道穩(wěn)固的防線。

夏言的判斷是基于長期積累的邊情調(diào)研，絕非空談。

問題出在嘉靖。

皇帝對這件事的態(tài)度一直游移不定。

他想功業(yè)，卻更怕失誤；想北邊穩(wěn)定，卻不想承擔政治風險。

夏言為了推動這件事，反復上奏、再三陳述利害。嘉靖被他說得動心，但始終保留疑慮。

這恰好給嚴嵩提供了機會。

一旦皇帝猶豫，嚴嵩就能靠順著皇帝來推進他的計劃。

仇鸞的角色在這里顯得尤為關鍵——他不斷向皇帝上急奏，渲染邊軍數(shù)敗、糧草不繼、曾銑無能。

這些急奏不一定完全屬實，但它擊中了嘉靖的恐懼：皇帝最怕的是有人隱瞞軍情。

當嘉靖懷疑曾銑可能欺君，嚴嵩便輕輕推上最后一把——暗示幕后主使，很可能是夏言。

嚴嵩

邏輯很簡單：

如果曾銑的奏報被認為屬實，那夏言是知人善任；

但只要嘉靖認為曾銑夸大戰(zhàn)果、隱瞞損失，那夏言就成了支持用兵、欺君誤國的始作俑者。

這就是明代政治的殘酷：功與罪，往往只隔著皇帝心意的一個轉折。

嘉靖越想越不安。

這時嚴嵩再補上一句夏言獨斷專權，皇帝心里的那根弦就斷了。

曾銑被抓、被殺，夏言的罪名自然就定了。

皇帝覺得自己不是在錯殺忠臣，而是在清查邊務，是在維護國家根本。

這一切在嘉靖看來都是合理的，畢竟——是他親自決定的。

當圣意下達后，沒有人再敢替夏言辯。

那些曾依靠夏言整頓冗員、整頓宗室田莊的官員，立刻噤聲；

那些被夏言裁掉羽翼的太監(jiān)，暗中慶祝；

那些曾被夏言得罪的權貴，甚至覺得這是天道輪回。

于是，嘉靖二十七年的那個秋天，夏言被押上了刑場，成為明朝歷史上唯一一個被公開斬首的內(nèi)閣首輔。

而嚴嵩，則在夏言倒下的那一刻，正式掌握了嘉靖終生最強烈的信任。

嚴嵩權勢達到極點的時候，朝中沒有人敢提夏言。
提，就是與嚴嵩為敵。

但嘉靖四十一年以后，嚴嵩父子逐步衰落。

當權扣得太緊，反而會把所有的敵意都攢到某個節(jié)點。

最終在嘉靖四十二年，嚴嵩被一紙圣旨革職。

嚴世蕃被逮入獄，后在獄中被處死。

嚴氏父子的倒臺，就像一扇被堵了十幾年的門突然被打開，積在背后的空氣嘶嘶冒出。

那空氣里，有憤怒、有恐懼、有悲涼，也有積壓已久的四個字——
夏公無罪。

但直到明穆宗繼位，夏言才得以趙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