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法治日報）

轉自：法治日報

□ 周赟 （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 　　在社會科學領域，總有一些“雙跨”問題被有意無意地忽視，譬如經濟學領域中如何投資的問題，又如倫理學領域如何做一個好人的問題，再如管理學中如何作出公共決策的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是“雙跨”，是因為它們雖然緊密指涉著相關理論——完全不懂相關理論，雖然通過直覺、經驗也能偶爾甚至常常卻很難一直在實踐中解決好相關問題，但理論往往并不能為相關問題的解決提供充分對策；它們之所以被有意無意地忽視，并非因為它們不重要，而主要因為“雙跨”特質導致的“雙難”：書齋里的理論工作者因為極度缺乏相應實操經驗而很難深入而系統(tǒng)地研究它們，實務精英則因為精力所限、或許很大程度上也因為不屑沉溺于邏輯、概念——理論的兩大要素——也無法好好研究它們。 　　法學領域也有不少類似的問題。其中，最典型的是裁判說理問題。幾乎任何關注司法實踐的人都知道，司法裁判應該說理，因為只有建立在充分說理基礎上的裁判結論，才具有更大的可接受性；而幾乎所有關心當下中國司法實踐的人都指出，當下中國裁判說理不足，希望司法界加強說理。從這個角度來看，裁判說理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也應該是一個理論熱點，但它的“雙跨”意味，導致它似乎成了一個冷門話題——相對于其重要性而言，裁判說理幾乎是當前產出理論成果最少的領域。誠如前述，當前對裁判說理的研究偏少，并不是因為它不重要、不值得研究，而是因為它“難”。 　　所謂“難”，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對松鼠而言，小溪已然是難以跨越的滔滔洪潮；對河馬來說，大江亦不過是個用來游戲的大澡盆。裁判說理問題的“難”亦如此，對于埋頭于邏輯、概念中的理論工作者以及忙碌于實務的法律實踐家，它因其“雙跨”意味而難以對付；但對一個具有相當豐富實踐經驗、又具備扎實理論功底并幸運地擁有理論思考機會的人而言，裁判說理的“雙跨”特質則可能不僅僅不意味著它“難”，毋寧說，它根本就是送上門來的“食材”——在這里，“食材”的意思是，它可以很容易地被加工成食品，但要加工成地道美食也并非易事。 　　在這個意義上，《判決說理：概念、困境及因應》一書的作者張娜瑞毫無疑問是將裁判說理加工成地道美食最合適的那類人選：她長期在司法一線工作，具備多年的大案、要案、疑案審判經驗；她還可以在緊張的實務工作、煩瑣的家庭生活之余，擁有理論思考的時間、精力。令人欣慰且值得肯定的是，作者也確實把它制作成了一道精致的“美食”，否則，有關實務專家也不會對該書作出如此高的評價，“（該書對裁判說理）有針對性地提出破解之道和改善之術，無疑是裁判說理研究的佳作，值得法律界同仁認真品鑒”。 　　該書自始至終都浸潤著、體現(xiàn)著作者的雙重立場、雙重關懷：它并非裁判說理的職業(yè)經驗分享，亦非不接地氣的純粹理論。相反，它努力超越裁判說理這一技術問題的表層經驗，努力將它理論化、問題化——它嘗試著從經濟學、行為學、哲學解釋學角度，對裁判說理的概念、理據(jù)作出系統(tǒng)的探討，并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裁判說理不僅是一種單純的規(guī)范邏輯論證過程，且是一種溝通法律、社會、案件、當事人等的實踐機制；裁判說理的功能，也并不僅在于解決具體的案件，更重要、更高層次的功能在于展示法律的精神，引導對法律的信任和尊重，從而維護社會分工合作的秩序，進而促進每一個社會主體更好地實現(xiàn)各自的目標。與此同時，它又始終努力保持活生生的司法實踐、社會生活本身的面向，它反復提醒讀者，不要基于單純的邏輯推衍去分析相關問題——譬如，人們往往將當前裁判說理不足歸咎于法官不愿或無力說理，然而，該書立基于詳盡的材料、豐富案例的研究卻有力地證明：當前裁判說理不足的根本原因恰恰不在于法官或法官群體，而在于當前的法學教育、法官遴選制度以及司法評鑒、獎懲、晉升制度的“合力”；它甚至提醒讀者，毋寧說，法官以及當前法官的行為模式（包括不說理的行為模式），本身就是這種“合力”的結果。 　　也正因為該書的“雙跨”特質，使得它同時對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具有很強的鏡鑒價值：理論工作者，不僅可以從中學到如何理論化、問題化一個實踐問題，更可以從中看到裁判說理理論研究的方方面面，當然，還可以讀到許多頗具想象力、思維沖擊力的理論判斷，如“判決書不僅是一份邏輯自洽的裁判文書，更是一座構筑社會信任的橋梁，法官借此傳遞的，不僅是法律的威嚴，更是法治的溫度”；又如好的裁判說理“不僅是對案件本身的深入解讀，更是對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長遠投資”；再如，“法官在選擇判決依據(jù)的時候，需要有‘鷹眼的視角’——老鷹既能將遠方盡收眼底（指法官應該觀照整個法律體系甚至社會生活），又能對草叢中奔跑的兔子明察秋毫（指法官應對當下案件作出細致入微而又系統(tǒng)周到的把握）”等。 　　而一線的法官以及檢察官、律師等實務工作者，則可以從中系統(tǒng)了解當前裁判說理中的種種不足以及具體的應對策略；更重要的是，還可以了解造成這種不足背后的種種原因以及支撐這些對策的背后理據(jù)，從而達致不僅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之效果。當然，在筆者看來，該書對實務工作者最具價值的啟示在于，它反復提醒實務工作者在面對裁判說理問題時，站位一定要高：裁判說理，并不是所謂司法流水線式的工作，因為雖然它直接面對的是當下具體案件，但每一次好的裁判說理，實際上都很好地溝通了法律（包括立法和司法）帝國與社會生活，從而既形塑社會生活，也反過來催變立法以及司法本身的向善轉變。 　　如果從1978年算起，不到50年間，我國法治建設毫無疑問取得了令世人矚目、令國人驕傲的成就，這固然首先取決于決策層的頂層設計以及社會各界的凝心聚力，但又何嘗不是每一位一線司法官用心裁判每一個案件這樣水滴穿石式努力之結果？如果類似該書這樣的著作能得到更多的關注、更多的閱讀、更多的分享，一定大有助益，從而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推動我國法治建設事業(yè)的更大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