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民黨高層中，張治中是極少數(shù)始終堅持國共合作的人。

他知道蔣會敗，卻始終不離不棄；他服從蔣命，卻也常當面直言。在那個唯唯諾諾者居多的將領群體中，張治中是少有的“敢說話的人”。

可是他與我黨關系如此密切，蔣介石為何仍然信任他？

從1924年相識，到1949年揮別，張治中與蔣介石之間，維持了一段極為微妙的政治關系。

張，是蔣最倚重的心腹之一，卻也是整個國民黨高層中最接近中國共產黨的那一位。熟悉這段歷史的人大多明白，蔣與張，理念不同，立場有別，路徑更是南轅北轍。

張治中堅持聯(lián)俄聯(lián)共，始終主張用政治方式解決國內矛盾。他與我黨高層保持長期聯(lián)系，對抗戰(zhàn)合作與和平建國寄予厚望。

但蔣介石則完全相反，一再押注強硬路線，最終推動全面內戰(zhàn)。這種差異早在1930年代就已顯現(xiàn)，之后只會更深，不會更淺。

令人意外的是，在這樣嚴重的分歧之下，蔣卻從未真正疏遠張治中，反而一路提拔，重用到底。

張自己也清楚這份信任來得不易。

1937年“淞滬抗戰(zhàn)”結束后，張治中屢次遞交辭呈。蔣介石雖口頭答應，卻總不批準。最后終于同意讓他離職，但前提是“必須先擔任大本營管理部部長”。這種先給任務再談去留的做法，是蔣慣用的拖字訣。

此時特務系統(tǒng)放出狠話——“準備用手槍對付他”。但蔣卻一再挽留：“我既然決定談判，你怎么能走？你應該聽我的?！?/strong>

在那個政治黑云壓頂、人人自危的時刻，張治中依然是蔣唯一不愿放手的人。

蔣介石早就知道張“偏共”，但他還是信他。

在國共談判期間，為整編軍隊人數(shù)問題，張與蔣當面起了沖突。雙方各不相讓，吵得面紅耳赤。馬歇爾突然推門而入，見狀一臉驚訝：“發(fā)生了什么？”

蔣氣呼呼地說：“我正在和共產黨的代表談判！”張見勢不妙，立刻示意翻譯模糊處理，不許直譯。這件事成了高層茶余飯后的“經(jīng)典場景”。

但問題又來了：張治中如此親近我黨，蔣介石為何還要一直留著他？還要如此信任他？

張治中追隨蔣介石，是從1924年開始的。此后一段長達25年的時間里，他既是蔣的軍事骨干，也是能在高層會議上當面進言的少數(shù)人之一。忠誠、干練、敢言，在那個派系林立的國民黨高層中，張治中是一個不太尋常的存在。

可在踏入黃埔之前，他的人生路，幾乎算不上“順遂”二字。

他出身寒門，十年私塾，靠苦讀背書才勉強入學。年輕時四處謀生，當過門房、警察、伴讀，先后被拒多次，才終于在辛亥革命后進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yè)后想報效國家，卻因無門路，只能進入倪嗣沖部下那支風評極差的安武軍。眼見腐敗橫行、上下盤剝，張治中主動離職，不愿被“拖下水”。

此后七八年間，他幾次南下廣東，兩度轉戰(zhàn)福建，又輾轉四川、湖南，一路在雜牌軍與地方武裝之間漂泊。施展空間有限，生活艱難，前途不明。直到入閩途中結識王懋功，才得以接近蔣介石，為進入黃埔埋下伏筆。

蔣介石任黃埔校長后，從保定同學口中得知張治中“用兵果斷，行事可靠”，便將其列入軍事研究會，隨后任命為教官。張在各類軍事會議上踴躍發(fā)言，漸受重用。1924年12月，他正式加入黃埔，成為蔣系核心圈子中的一員。

張治中得到賞識的原因，其實并不復雜。

第一，是忠誠。

張治中出身傳統(tǒng)家庭，從小接受的是“君為臣綱”的舊式教育。在軍校講課時，他常引用“君勞臣憂，君辱臣死”自勉。蔣介石給予重用，他便“竭智盡忠”，對蔣的政令貫徹不打折扣。對蔣而言，這是難得的“安全人選”——思想保守、政治溫和，卻辦事極有章法。從不結黨，不拉山頭，既能用，又可控。

第二，是不染軍權。

在國民黨高層，各派系明爭暗斗。政學系、CC系、黃埔系、地方新軍，彼此爭權奪勢，靠軍權擴大政治資本。但張治中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專注軍事教育，先后在黃埔和中央軍官學校任教十余年，門下人才濟濟，卻始終不組派系。

他帶兵打仗，屢建戰(zhàn)功，卻每次打完仗就遞交辭呈，請求回學校繼續(xù)當教育長。從不戀戰(zhàn)，更不借兵權向上要價。

1929年蔣馮大戰(zhàn)爆發(fā)，張治中被派駐武漢坐鎮(zhèn)行營，率幾千名軍校學生應急參戰(zhàn)。戰(zhàn)事結束，他請調回南京，蔣點頭。之后，他編成教導第二師，北上作戰(zhàn)。戰(zhàn)后，蔣打算讓他留任部隊，他卻堅辭師長一職，只愿回歸教育崗位，理由很簡單：“師長好找，教育長不好找。”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中，他出任第五軍軍長。戰(zhàn)后回南京，得知教育長人選已定，依舊堅持辭去軍職，請求回歸原位。

這種人事安排，換了別人，早已視為“升遷”或“轉正”，張治中卻主動回避。他不爭位置，只管做事。

一次次奉命出征，一次次交權歸校。他不依靠兵權建派系，也不利用地位拉人情。

這在那個將領靠軍權自保、靠關系上位的年代，是極其罕見的現(xiàn)象。

第三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蔣介石不得不用張治中。

在蔣介石的用人名單里，張治中是一類“不得不用”的人。

理由很簡單。忠誠、有能力、干凈、沒野心。更重要的是，在很多別人都不敢碰的崗位上，張治中敢接，也能扛。

1939年3月，張治中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侍從室主任。這是個什么職位？說白了，就是直接對蔣介石本人負責的“核心中樞”。官方定義寫得很委婉：“隨侍委員長左右，掌機要之承啟傳達”。但實際上，這個機構的權限遠比定義大得多，它不僅負責處理蔣的日常命令，還能掌握第一手的機密，協(xié)調各路軍政高層，甚至可直接干預人事與作戰(zhàn)決策。

這種位置，只有蔣最信得過的人才能坐。而“信得過”，在蔣這里從來只有一個標準：對他本人是否絕對服從。

看看這個機構的歷史成員就能明白。有貪財?shù)?、有好色的，有人在抗?zhàn)期間大搞軍火走私，有人明目張膽侵吞救災經(jīng)費，但只要忠于蔣本人，往往都能東山再起。比如臭名昭著的錢大鈞，在重慶轟炸期間挪用軍費、大發(fā)國難財，事后雖短暫被查，但很快重回權力中樞。因為他“聽話”。

而張治中與這些人不同。他不僅忠，而且還能干。

他擔任侍從室主任的第一天，就給蔣介石遞交了一份自我聲明。他開門見山地表態(tài)：此職非榮譽，而是責任。他承諾守密、服從、不攬權、不邀功，并主動請示試任三個月，若有不稱，甘愿退下。蔣介石看后，點頭批準：“可以，好好干。”

張治中確實沒讓他失望。

張治中上任后，默默改了制度：少將以上的任命照舊送交蔣親簽，其余職務則由他代簽“奉諭照準”四字，落款張治中。結果工作效率提升了，蔣也滿意。關鍵在于，蔣清楚：張治中沒二心，也不會借此架空他。

張的分寸感，就體現(xiàn)在這些地方。他懂得在“忠”與“能”之間，如何找到一個不讓上級忌憚、又能讓系統(tǒng)運轉的平衡點。

到了國共和談階段，蔣介石更離不開他了。

從黃埔時期起，張治中就與周恩來、惲代英等共產黨人多有交往。他長期主張國共合作，支持孫中山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政策。為避免參與對紅軍的圍剿，他甚至在中央軍校一待就是十年，成為國民黨中“極少數(shù)沒打過共產黨”的高級將領。

這樣一個人，用來出面談判，再合適不過。

蔣知道張與我黨交情不淺，但也知道他不會背叛。他沒有派系，不搞山頭，始終謹慎保守。讓他去跟我黨接觸，既可保信息不外泄，也能給外界一個“誠意”的姿態(tài)。某種程度上，張治中成了蔣介石與共產黨之間唯一能長期“對話”的通道。

張也愿意做這件事。他一直希望和平解決問題，對內戰(zhàn)始終排斥。他不認為共產黨是“洪水猛獸”，也不覺得必須通過殺戮才能分出勝負。他相信談判，相信政治智慧，也相信國家可以有另一種未來。

所以他樂意奔走，甘心為和談消耗個人信譽。他確實是一位真心希望國共能共存的理想主義者。

但理想，被蔣介石撕得很碎。

1946年之后，蔣介石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張治中眼睜睜看著他親手維護的體制走向崩潰，看著本該避免的戰(zhàn)爭不可收拾。

最終，他選擇脫離國民黨，站到了人民的陣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