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選自尼爾·弗格森《金錢關系》（唐穎華 譯）“第十章”，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64-270頁。

雖然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影響力得到很高評價，但是債券市場極易爆發(fā)嚴重危機，且難以預測，即使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也難以控制。19世紀20年代初，倫敦市場南美國家債券泛濫（其中一些南美國家并不存在）。而英國在1825年實行財政貨幣緊縮政策，加之各債務國政局動蕩，導致了災難性的經(jīng)濟危機。羅斯柴爾德家族發(fā)行的巴西債券價格從最初的85跌至56，墨西哥、哥倫比亞以及秘魯?shù)膫瘍r格均跌至20以下。事實證明，歐洲拉丁君主制國家也并不比拉美共和制國家可靠。雖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債券在19世紀30年代對投資者頗具吸引力，但他們的信用度最終被證實和19世紀20年代的拉美國家半斤八兩。羅斯柴爾德兄弟在20世紀30年代的私人通信中把伊比利亞債券斥為“狗屎”。

拖欠債款的不只有拉丁系國家，1837-1843年還有8個北美邦州未能清償債務。1847-1849年，由于受歉收和革命的影響，歐洲爆發(fā)了19世紀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雖然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恢復，但仍不穩(wěn)定。之后，歐洲爆發(fā)了一系列戰(zhàn)爭，先是克里米亞戰(zhàn)爭，繼而是同盟國對意、德軸心國作戰(zhàn)，雖然這些戰(zhàn)爭促成了新債的發(fā)行，但也增加了投資者的風險。1870年前，由于很少有國家能像英國一樣實行金本位制，因此在債券風險中除了拖欠債務的違約風險外，還增添了貶值風險。

現(xiàn)代投資者在評估國家債券時，傾向于首先考察其財政貨幣政策的最新指標，比如預算赤字占國內生產(chǎn)總值的比例，或者貨幣月增長率。他們通常會結合上一年的數(shù)據(jù)進行衡量。用一位著名債券交易員的話來說：“美國商務部無論何時放出重要經(jīng)濟數(shù)據(jù)，美國債券市場都會作出迅速反應……市場決定什么信息重要，什么信息次要。這個月可能是美國貿易赤字，下個月可能變成消費者價格指數(shù)?！比欢^去用于判斷違約風險或未來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的經(jīng)濟數(shù)據(jù)少之又少。雖然19世紀早期，投資者可以定期獲得物價、黃金儲備、利率以及黃金兌換率的詳細數(shù)據(jù)，但除年度預算外，財政方面的數(shù)據(jù)卻非常稀少，而且缺少對國民收入定期的、準確的預測。非議會制國家甚至連年度預算也很少公布，即使公布也未必可靠。一戰(zhàn)前，報章也不刊登生活成本指數(shù)。

但當時有充分證據(jù)顯示，19世紀中期的投資者很有可能是從政治事件上推測財政貨幣政策的變化。 這些推測以一系列假設為基礎，其中投資者普遍認同的4個假設是：

如果政治路線開始左傾，無論它是由于爆發(fā)革命所致還是由于選舉換屆所致，都可能會放寬財政貨幣政策。 如果新一屆政府比較激進，那么很可能會推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進而導致戰(zhàn)爭。 無論哪個政府，只要卷入戰(zhàn)爭，貿易就會陷入混亂，從而導致稅收降低。用19世紀20年代中期法國總理維萊爾的話來說就是“炮火傷財”。 直接參戰(zhàn)會增加國家開支，降低稅收，從而導致大量新債的產(chǎn)生。

雖然這些假設在某種程度上是不言而喻的，但可以看出，所有假設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793~1815年的歷史經(jīng)驗：革命不斷的法國所卷入的戰(zhàn)爭，是債券市場最恐怖的噩夢。的確18世紀90年代那段歷史——革命、戰(zhàn)爭、債務拖欠以及通貨膨脹，致使法國證券收益率從6%飆升到60%，它像《馬賽進行曲》一樣在之后的近一個世紀中又不斷再現(xiàn)：1830年、1948年、1871年，按梅特涅的話來說，巴黎打噴嚏時，歐洲債券市場就會著涼（雖然當資金流出巴黎，穿過英吉利海峽，抵達更安全的倫敦市場后將得到挽救）。然而，隨著布朗熱危機（1887~1888年）的結束，人們對法國政治動亂可能導致歐洲戰(zhàn)爭的恐懼最終消失。

1843~1871年，世界五大強國均在倫敦市場發(fā)行債券，圖26可以幫助我們頗為準確地回顧其中四種債券收益率每周波動情況（數(shù)據(jù)來源中缺少普魯士債券的價格水平）。很明顯，各國行情大不相同。英國的債券收益率始終低于其他國家，奧地利呈現(xiàn)上升趨勢，法國和俄國處于兩者之間。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情況，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國與貴金屬掛鉤的政策不同，英國堅持金本位，法國采取復本位，而俄國和奧地利則實行銀本位（時有脫鉤）。而另一部分原因則是政治事件所產(chǎn)生的重大影響，特別是戰(zhàn)爭和革命。的確，只要對歐洲歷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大致解釋圖中收益率幾次大幅上升的原因。表 15集中展示了這一時期因大戰(zhàn)和革命引發(fā)的債券市場危機的嚴重程度。其中有不少令人注目的地方。

例如，巴黎1848年革命爆發(fā)后的兩個月，歐洲債券市場即爆發(fā)了19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在倫敦市場，奧地利和法國兩國債券均嚴重受挫，前者收益率上漲了662個基點，后者為505個基點。甚至于俄國雖未爆發(fā)革命，但它的債券也受到影響。同期只有英國債券的收益率下降，這一方面反映了投資者從大陸債券轉向了更為安全的統(tǒng)一債券，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國貨幣市場已從1847年的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顯然，市場并未預期倫敦會爆發(fā)革命，倫敦也就成了眾多大陸投資者的天堂。克里米亞戰(zhàn)爭的爆發(fā)影響了所有主要債券，其中包括統(tǒng)一公債。

有趣的是，奧地利債券收益率的增長速度快于俄國債券（前者為243個基點，后者為175個基點）。1859~1866年戰(zhàn)爭期間，過度擴張的哈布斯堡政權與對手之間的差異再次擴大，最終導致災難性后果：奧地利被法國和意大利打敗后，債券收益率猛增400個基點；奧地利戰(zhàn)敗于普魯士后，債券收益率上升近300個基點（1866年，統(tǒng)一公債收益率也有所上升，但這是由于奧弗倫格尼貼現(xiàn)行倒閉導致金融危機造成，所以我沒有引用相關數(shù)據(jù)）。1866年奧地利實行債務轉換，該轉換政策規(guī)定對國內、國外的國債持有人征收稅款。隨后在1870年5月，奧地利債券被倫敦市場擯棄，之后它的收益率便高居不下。

不難看出，19世紀投資者對債券進行評估時，既依據(jù)政治新聞，也依據(jù)財政和貨幣指標，雖然后者的信息不易獲得。詹姆斯·羅斯柴爾德這樣評價1830年10月法國革命的影響： “ 一旦卷入戰(zhàn)爭，后果不堪設想。上帝保佑！如果那樣的話，證券價格會全面暴跌，什么都別想賣出去。 ” 一個月后，他又對風險進行量化：“我們現(xiàn)在持有90萬份法國公債，如果維持和平局勢，它們的價值是面值的75%，如果爆發(fā)戰(zhàn)爭，它們的價值將跌至面值的 45%……我相信，如果不爆發(fā)戰(zhàn)爭，法國公債在3個月內會上漲10%……” 從很早開始，他就非常擔心戰(zhàn)爭的爆發(fā)，其程度甚至超過了對政權更替的擔憂。原因正如詩人兼記者的路德維格·伯尼所諷刺的那樣：新國王和銀行集團的關系非常密切，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已經(jīng)擁有“帝王稱號的5%，國王稱號的3%，成為銀行家和交易代理商的保護傘”。

詹姆斯的兄弟所羅門觀看了路易·菲利普完成加冕，并宣誓支持略作修改的憲法后，方才出了一口氣：“感謝上帝！我們付出了那么多，事情總算圓滿解決了。否則法國公債無法維持在79，而會跌到39。那可麻煩了?！比欢绻芬住し评諢o法控制他的大臣們，風險就仍然存在，他的有些大臣們對于18世紀90年代的那段歷史格外鐘情。正如詹姆斯的外甥納特所說，后來法國爆發(fā)危機時，“只要軍隊有所行動，債券持有人就會驚慌一片”。

臨近退休之際，詹姆斯·羅斯柴爾德以政治事件評估債券的思路已經(jīng)成為歐洲交易界的傳奇。1859年，在法國的支持下，意大利對奧地利開戰(zhàn)，開戰(zhàn)前的一個月，撒丁王國首相加福爾問詹姆斯·羅斯柴爾德：“那么男爵閣下，有朝一日我成為意大利首相，歐洲證券市場真的會上漲兩法郎嗎？”羅斯柴爾德回答說：“你得往下降一降。”1866年5月6日，拿破侖三世在歐塞爾發(fā)表煽動性演說，宣布廢止1815年以后的所有條約，羅斯柴爾德對此也作出了類似的回應。拿破侖曾許諾法國鄰邦：“法蘭西是和平的象征?！倍瘢_斯柴爾德宣布：“法蘭西帝國是市場下滑的象征?！?/strong>

對戰(zhàn)爭抱有這種反對態(tài)度的不僅僅是銀行家。1840年，當帕默斯頓固執(zhí)己見，拒絕了法國總理迪耶爾在東部問題上為保全面子而進行的妥協(xié)時，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告訴他的侄女維多利亞女王：

政治被人們視作關鍵性因素，而基金和其他債券的下跌會給每個人都帶來損失。英國基金在《條約》（流產(chǎn)的《英法條約》）簽訂前為91，如今降至87，而且可能還會繼續(xù)下降。我希望我們的朋友墨爾本（英國首相）能夠因此有所感觸。

迪斯雷利是維多利亞時期又一杰出人物，他深諳戰(zhàn)爭危機和金融危機之間的相互關系。1859年1月，在法國和意大利聯(lián)合向奧地利宣戰(zhàn)前夕，他寫信給德比伯爵：“城市陷入一片驚慌，整個地中海停止了貿易！證券至少跌了6000萬英鎊，法國證券市場情況更為嚴重，如果這種局面再持續(xù)一周，那將毀掉巴黎整個證券市場?！薄岸@一切都是因為一個人（指拿破侖三世）想把一切都攪亂?！?/strong> 就連索爾茲伯里侯爵，偶爾也會操起證券交易術語，冷冷地評論道：“資本家更愛好和平，最好戰(zhàn)爭的危害性能夠降低到3%~10%?！?/p>

這種觀點也不僅僅為英國“紳士資本主義”所獨有。 某位法國外交官在評論1865年1月爭奪對德控制權可能產(chǎn)生的結果時，進行了敏銳的分析雖然可能并不十分準確： “如果能控制普魯士，其價值無論是在債券市場上還是在政治意義上，都將高于它的票面價格。 ”俾斯麥同樣懂得債券市場的意義。 他為嚇住了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而得意揚揚： 1854年2月，俾斯麥得到消息說，俄國召回駐巴黎大使，“我一直在考慮用這個消息去嚇唬誰！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他（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身上。 當我讓他讀那條消息時，他變得面如土色，他說的第一句話是，如果我上午得知消息就好了。 第二句是，明天您能和我做點小生意嗎？ 而我婉言拒絕了，留下他獨自在那里心煩意亂。 ”

后來俾斯麥自己反成了投機的對象。 1882年，英國大使安普西爾勛爵在拜訪格爾森·布雷克羅德時，看到了一份電報（來自羅斯柴爾德巴黎公司），詢問德國皇帝的健康狀況。“我問布雷克羅德，法國金融家在德國皇帝駕崩對法國證券市場帶來的影響上，有怎樣的預期？他回答：‘一般來說，會有10%~15%的價格變動。因為無法確定新皇帝會不會繼續(xù)任用俾斯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