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秘訣是統(tǒng)戰(zhàn)有實力的關鍵群體。

之前寫了一篇《大清的垃圾時間》，很受好評，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大清的成功秘訣。在我看來，大清最厲害的統(tǒng)治術就是統(tǒng)戰(zhàn)有實力的關鍵群體。

八旗的本質是一個聯(lián)盟，而非依照血緣組成的共同體，任何被滿清皇帝認為具有實力的個體或群體，都可以加入八旗。正是依靠這一多民族的聯(lián)盟，大清才能擊敗體量相當于自身十多倍的明朝。

即使到王朝末期，大清仍然深諳統(tǒng)戰(zhàn)之道，在太平天國叛亂期間，大清穩(wěn)住了關鍵的漢族士紳群體和西方勢力，最終借助兩者的力量擊敗太平天國。

大清走向覆滅，一是大清的統(tǒng)治階層不再能有效的執(zhí)行統(tǒng)戰(zhàn)策略，統(tǒng)治技術越來越僵硬。但更重要的，還是時代發(fā)生了變化，在現(xiàn)代化的大潮下，大清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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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對蒙古人、“遼人”的統(tǒng)戰(zhàn)

大清的前身是建州女真中的一個小部落，努爾哈赤統(tǒng)一建州女真，兼并海西女真，建立后金，有了和明朝叫板的基礎實力。 但即便如此，努爾哈赤的女真部眾至多不會超過50萬，兵力不超過6萬，要想征服明朝，努爾哈赤需要更多盟友，這個盟友就是蒙古和遼東漢人。

當時明朝和后金都花費大力氣拉攏蒙古。但與后金相比，明朝作為正統(tǒng)漢人王朝，一直對蒙古人存在偏見，對他們更多是收買、利用，缺少平等結盟、聯(lián)姻的意愿。

與明朝相比，努爾哈赤下的本錢要大得多。薩爾滸之前，努爾哈赤就娶了科爾沁部兩個貝勒之女。他四個兒子，包括多爾袞，也分別娶了科爾沁部和扎魯特部的王公之女。努爾哈赤的親侄女也嫁給了內喀爾喀部的貝勒，努爾哈赤時代，后金與科爾沁部就聯(lián)姻十次，雙方可以說血濃于水。

努爾哈赤“滿蒙一體”的策略之后被皇太極繼承，到皇太極時期，和明朝結盟的黃金家族后人林丹汗被擊敗，蒙古大部歸于后金，皇太極成為女真和蒙古的共主。在蒙古人的協(xié)助下，皇太極得以繞過關寧防線，從漠南蒙古入侵明朝，蒙古部落甚至隨皇太極一起入關搶劫。

在對蒙古的統(tǒng)戰(zhàn)上，后金完勝明朝，明朝不得不面臨兩個方向的夾擊。

除了蒙古人，后金還團結了漢人社會中最具戰(zhàn)斗力的群體—遼人。遼東漢人因為久居邊疆，形成了和內地不同的社會文化，他們普遍習性剽悍能征慣戰(zhàn)，明末兩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除了戚家軍代表的浙兵外，就是遼東軍功集團。李成梁、祖大壽、孔有德、吳三桂，均是遼人。孫承宗、袁崇煥所依賴的也主要是遼人群體，明朝針對后金的戰(zhàn)略，就是“以遼人守遼土”。

明后期，衛(wèi)所制度已經(jīng)崩潰，將領大都依賴豢養(yǎng)的家丁作戰(zhàn)，而遼東，就是私軍最多的地方，明亡清興的結局，很大程度源于遼人集團的反叛。

努爾哈赤早期的成功，離不開遼東的人心向背。萬歷十六年開始，明朝開始擔憂遼東的“軍閥化”，先后將李成梁和李如柏撤職，又大幅削減遼東家丁，萬歷二十七年開始，朝廷更是派出征稅太監(jiān)搜刮遼東，致使遼東一片蕭條，百姓苦不堪言，甚至引發(fā)民變。遼東御史何爾健就稱遼東“所過人跡罕少，道路行者垂首喪氣，半人半鬼，遼東民情已如鼎水之沸騰”。

不少遼人為了逃避征稅甚至逃到了努爾哈赤控制的建州，足見遼人對明廷的憎恨。正是借助遼人對明廷的不滿，努爾哈赤在起兵初期才會如此順利，努爾哈赤先后招降李永芳、范文程和佟養(yǎng)性等遼人，予以重用。

（明朝后期，明軍完全依靠將領家丁）

李永芳為后金建立了完善的諜報系統(tǒng)，策反不少遼人，廣寧之戰(zhàn)，就是李永芳安插的細作擾亂了明軍軍心，致使明軍大潰。渾河之戰(zhàn)，也是李永芳統(tǒng)戰(zhàn)了沈陽明軍炮手，八旗軍在火炮掩護下才擊敗明朝南軍精銳，消滅了白桿兵和浙兵（最后的戚家軍）。 范文程則成為后金文臣之首，有效提高了后金的治理能力。佟養(yǎng)性則幫助后金建立首支炮兵，成立八旗漢軍，在大凌河之戰(zhàn)中用火炮擊敗了明朝援軍。

直到努爾哈赤統(tǒng)治晚期，明軍才重新贏回遼人的心。當時努爾哈赤因為接連取勝，開始盲目自大，在統(tǒng)治區(qū)內推行剃發(fā)易服，遷徙人口、滿漢合居等不得人心的政策，并嚴厲鎮(zhèn)壓反抗的遼人，就連李永芳也因勸諫努爾哈赤被罷官。

努爾哈赤晚年的昏庸重新將遼人推到明朝一邊，這是袁崇煥、孫承宗“以遼人守遼土”成功的根本原因。最終努爾哈赤被袁崇煥新訓練的“遼軍”和紅夷大炮所擊敗，含恨而亡。

皇太極上位后，充分意識到了父親的錯誤，開始重新重用“遼人”。正好這時，明廷開始接連犯錯。崇禎先是處死袁崇煥，后又罷免孫承宗，這兩人在遼人中的地位非常高，兩人離開遼東讓遼人對明廷喪失了信心。另外，內地社會對遼人的防備和鄙視也是遼人投靠大清的原因。

當時內地官員和民眾普遍認為遼人反復無常，習性和胡人近似，非我族類，不能信任。袁崇煥被殺后，民間普遍相信了袁是后金奸細的謠言，加深了遼人的刻板印象。因為戰(zhàn)亂，大量遼人進入關內避難，他們大都遭到了內地士人和居民的侮辱，這種普遍的“排遼”間接導致了孔有德的叛變。

當時明朝花費重金從葡萄牙請來教官，組建了一支西式炮兵，這支軍隊由孫元化、孔有德等人率領，以遼人為主，本來是要馳援大凌河的祖大壽，結果在吳橋，由于后勤不暢，加上當?shù)厝司茏鲞|人生意，這支軍隊補給斷絕，被迫造反，在被其他明軍擊敗后投降了大清，皇太極出盛京十里迎接孔有德。

孔有德的叛變，徹底改變了明清雙方的實力對比，明朝花費重金培養(yǎng)的西式炮兵，自己沒用上，反倒給清朝做了嫁衣。在明朝的最后幾年，清朝甚至在火炮數(shù)量上也超過了明朝，明軍喪失了對清軍的最后一項優(yōu)勢。

（皇太極后期，清軍的火炮數(shù)量比明軍還多）

后世的清人在談及歷史時，都將吳橋兵變視為明朝敗亡的標志。在將蒙古人和“遼東軍功集團”納入政權后，清朝已經(jīng)擁有東亞最強大的武裝集團，明朝的敗亡，已是定局。

在前現(xiàn)代，權力斗爭的規(guī)則從不是看誰的支持者最多，而是誰的支持者最有組織力，最有戰(zhàn)斗力，把握有實力的關鍵群體，遠比贏得大多數(shù)，重要地多。

2

大清與漢族士紳的結盟

松錦之戰(zhàn)后，明朝進入倒計時，天下開始從明清爭霸變成了順清爭霸，李自成成為大清最大的敵人。為了對付李自成，也為了收服漢人的心，大清統(tǒng)戰(zhàn)另一個群體-漢族士紳。

在洪承疇的建議下，多爾袞等大清高層意識到，雖然清軍的武力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但沒有能力治理一億多人口的內地，大清要想穩(wěn)固統(tǒng)治，必須和漢族士紳結盟。在關鍵時刻， 李自成又給了大清助攻。

1644年，與經(jīng)營40多年的清朝相比，大順政權顯得過度年輕，1639年，李自成還是躲在商洛山中的流寇，到1644年就已君臨天下，大順政權完全沒有轉換思路、建立統(tǒng)治的時間。

最明顯的特征是，大順一直沒能建立官僚體系和稅收制度，軍餉的補充不是靠收稅而是靠追贓助餉，所謂追贓助餉，就是通過打倒官僚地主，瓜分地主余財來籌措軍餉。李自成進京后，拷掠京城大小官員，士紳苦不堪言，對大順是“人人飲恨，未及發(fā)也”。一些明朝官員私下對大順丞相牛金星的手下周鐘說“闖殘殺太甚，萬難成事”。

李自成的追贓助餉很有可能影響了吳三桂的態(tài)度，當時吳三桂已起兵歸順，行至離北京不遠的河北玉田縣，卻中途折返，大概率是聽到李自成劫掠士紳的消息，擔憂老爹吳襄已成為階下囚，自己前去也是自投羅網(wǎng)。

在獲得吳三桂的關寧軍后，清軍在一片石擊敗了李自成，李自成剛失敗，全國士紳就反抗大順統(tǒng)治，襲殺駐軍，廢除大順政令，實現(xiàn)了全面的復辟。

在洪承疇的建議下，大清入關后對士紳給予優(yōu)待，明朝舊官僚大部不僅錄用，還完全保護他們的私產(chǎn)，大清還重開科舉，迅速收攏了天下士子的心。這是大清在一年內打垮大順、南明弘光政權的根本原因。

直到1645年，多爾袞傲慢自大，頒布剃發(fā)令后，全國才出現(xiàn)廣泛的抗清運動，但因為大順已被擊敗，清朝占據(jù)了最富庶的江南和華北，大局已定，雖然經(jīng)歷波折，大清還是成功統(tǒng)一了中原。

大清，再一次用暫時的偽裝和“統(tǒng)戰(zhàn)”贏得了天下?；蛟S大部分窮苦農民都支持實行“三年免賦、尊重漢族傳統(tǒng)”的大順，但大清掌握了武力最強的遼東軍功集團和最有錢的漢族士紳。事實證明，打天下靠的不是人頭而是組織和實力。

(到三藩之亂時，大部分士紳仍忠于大清）

天下安定后，大清對漢族士紳是既利用又防范，大清皇帝始終在漢族官員和八旗子弟間徘徊，用旗人去制衡漢人。這一平衡直到太平天國叛亂期間才被打破。

經(jīng)過長期的演變，八旗已經(jīng)完全腐化，在太平天國叛亂中，八旗和綠營一敗涂地，太平軍直取南京，攻占江南賦稅重地，不得已之下，咸豐將軍權下放給漢族士紳，讓他們自主募兵，剿滅叛賊，還破天荒地許諾要給平定叛亂的人封王。

大清意識到在舊有基本盤不堪大用的情況下，必須統(tǒng)戰(zhàn)新的力量，而當時最有力量的群體，一個是漢族士紳，另一個就是西方列強。在這個關頭，太平天國又給了大清助攻，它先后得罪了兩個群體。

對漢族士紳，太平天國信奉拜上帝教，雖然和基督教差異極大，但繼承了其排他性，太平軍大肆焚燒文廟和四書五經(jīng)，破壞士紳對基層的掌控，將士紳完全推到對立面。

太平天國本可以和西方交好，但洪秀全自認為是上帝次子，不僅不在經(jīng)濟、宗教問題上向西方妥協(xié)，反而要求西方列強效忠自己，最終將西方推到了大清一邊，大清平定太平天國，離不開對西方武器的引入和洋槍隊的組建。

最終，在漢族士紳和西方的幫助下，大清再次獲得了勝利，鎮(zhèn)壓了中國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農民起義，給王朝續(xù)命了40多年。這其中反映了大清統(tǒng)治層極為高超的政治策略。

3

時代變遷與大清死局

大清的成功離不開靈活的政治策略，大清總能統(tǒng)戰(zhàn)一個時代最關鍵的群體，但這一策略也有失靈的時候。到1901年，大清完全失去了操作的空間。

庚子國變后，兩個最有影響力的群體都向大清提出了要求，因為慈禧災難性的決策錯誤，西方列強要求大清賠款并進行改革。漢族士紳也要求中央放權地方，并實行君主立憲制，給予漢族士紳參政議政的權利。

但大清統(tǒng)戰(zhàn)的目的，從來是保證自己專制的權力，它不可能接受削弱自己權力的妥協(xié)。慈禧的清末新政，都是在壓力下被迫推動，不情不愿，慈禧的目的一直與漢族士紳相反，漢族士紳要的是英國式立憲，權力在議會不在君主，慈禧想要的卻是日本式立憲，權力在君主，慈禧想要的從來是恢復中央權威。

慈禧死后，清廷與漢族士紳的矛盾公開化，皇族內閣的出臺讓漢族士紳徹底對大清喪失了信心，大清的敗亡已成定局。我們還看到，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大清舊有的基本盤—八旗，既沒有能力捍衛(wèi)大清還阻止大清統(tǒng)戰(zhàn)其他有實力的集團，八旗集團一直拒絕讓出自己的權力，這也是大清加速敗亡的原因。

不過，即使大清在末期向漢族士紳讓權，也大概率不會幸存。更深層次的原因是，隨著現(xiàn)代化的深入、大眾民主的興起，人們越來越脫離了逆來順受的狀態(tài)，人們開始尋求統(tǒng)治的合法性。

中國知識分子接觸西方思想后，越來越懷疑滿人統(tǒng)治和君主專制的合理性。奪取大權的漢族知識分子，能否接受一個滿族的虛君，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橫向看，19-20世紀初是帝國解體的世紀，沙俄、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都解體了。舊時代掌握關鍵群體就可以統(tǒng)治國家，到現(xiàn)代，即使是威權領袖也要尋找一個讓多數(shù)人認同的“敘事”，而大清恰恰缺乏這種能力。

一個多民族的、君主專制的帝國，注定在新時代難以幸存。大清，這個在前現(xiàn)代最為成功的王朝注定是新時代最失敗的國家。在時代的大潮下，任何統(tǒng)治術都注定蒼白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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