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副司令，可一腳剛邁進軍區(qū)大門，門都沒人給他開。

張震，當年老資格的將軍，被調回武漢軍區(qū)，接任副司令。

可這副司令一來，司令沒見，政委也不理，連個招呼都沒人打，就這么讓他自己一個人住進了招待所。

靜悄悄的，像個不速之客。

安排他的人是中央，可到了地方卻像是沒人認的親戚，連個落腳的正式說法都沒有。

得從七十年代頭幾年軍隊那種“人多事少”的格局說起。

那時候各大軍區(qū)、副職、政工這類領導崗位鋪得特別開，一堆人擠在一個班子里。

你說一個軍區(qū)有十多個副司令，四五個副政委，誰說了算？誰也說不清。

政令不一、權力分散，成了常態(tài)。

武漢軍區(qū)也不例外，副司令排到十幾位，張震排在第十二。

不是因為資歷不夠，也不是能力不行，而是看你先到后到，那年頭講究的不是“誰能干”，而是“誰先來”。

張震這人不是一般干部，之前是南京軍事學院的院長，軍事教育一把好手，但文革一來，學院撤了，人也被下放去工廠勞動。

在武漢鋼鐵廠干活那會兒，老戰(zhàn)友曾思玉、劉豐還去看過他，算是沒忘了情分。

之后上面覺得他還能用，就把他調回軍區(qū)，掛了個副司令的職銜。

可這“副司令”名頭聽著響，實際上沒給安排工作，反而讓他去一個水利工程——葛洲壩，做政委。

那工程班子也不省心，二十多個副指揮，五六個副政委，光副職都能開個排隊大會。

張震雖說掛了名政委，實則就是被安置在“墻角”，不讓他回到真正的軍事指揮系統(tǒng)。

后來，軍區(qū)調整領導班子，劉豐被免了，南京軍區(qū)的王六生調來當政委。

這時候本來是打算讓張震進軍區(qū)負責軍事訓練，可沒想到軍區(qū)內部又起了爭議。

張震人還沒落座，司令、政委都沒露面，他就一個人住在接待處，等著安排。

他等了很久，才知道，原來是軍區(qū)主官里有人不愿意他回來，甚至想推翻黨委已經定下的決定。

這種事在當時可不是小事，軍區(qū)黨委的決定一般得集體同意，但要是第一書記或者主持黨委工作的書記反對，那就真懸了。

是誰不愿他回來？是老戰(zhàn)友曾思玉，還是新政委王六生？

看起來，曾思玉跟他關系不錯，畢竟是老戰(zhàn)友，文革時還來看過他。

王六生則是他過去在南京軍事學院時的上級，對他情況也了解。

但王六生是從三野出來的，背景靠近當時主流的政治派系，話語權也大。

換句話說，張震被晾著，很可能就是王六生不點頭。

這事兒張震自己也想不明白，但他沒鬧，也沒去找人理論。

他就待在招待所里，讀書、寫信，把自己想的事一一寫下來，寄給軍區(qū)領導，也抄送給葉劍英。

過了一個多月，終于回了消息：讓他回來，但不是一個人負責，而是跟另一個副司令張顯揚一起分管訓練。

再后來，又來了個吳瑞山，三人一起負責軍事訓練。

這看起來是個安排，其實是個“分權”。

張震心里明白，單獨讓他抓訓練，有人不放心，三個副司令管一件事，說好聽是合作，說難聽點，是分攤責任、分散權力。

但張震不是個怨天尤人的人。

他干實事，抓訓練，還是那一套——從基礎練起，從理論講起，誰懂誰說，誰會誰教。

他更重視基層，抓班長、帶骨干，講課備課都親力親為。

在他眼里，訓練不是走過場，是打仗要命的事，不能糊弄。

不過，他再怎么認真，終究沒能完全施展拳腳。

那時候副司令太多，三個人分管訓練，在五十年代，一個人就能負責幾個板塊的事，到七十年代，卻是幾個人盯一件。

張震心里明白，這種臃腫的體制遲早得改，但不是他能決定的。

在武漢軍區(qū)干到七五年，他又被調到了總后勤部，負責后勤工作。

離開武漢軍區(qū)之后，他沒有多說什么，也從沒公開談過這段經歷。

有意思的是，這段時間恰好是軍隊人事變動頻繁的階段，很多老干部都在“用與不用”之間來回搖擺。

張震算是那種“被壓著沒發(fā)作”的人。

他有經驗，有能力，也有威望，但因為時代背景和人事角力，始終沒有完全放開手腳。

說到底，他不是沒人要，也不是沒人信，而是那時候的用人機制，講的不全是能力，還有站位、時機、派系、態(tài)度。

他不是那種會搶風頭的人，所以總是被放在“安全”的位置，能干事，但不能太出風頭。

：張震的事，不怪他個人，也不是哪個人拍腦袋的決定。

那年頭的軍隊，副職一多，事就不好辦。

你是老將軍也好，是學院派也罷，真要落到誰說了算，還得看你站哪邊、誰讓你站哪邊。

張震沒爭，也不愿爭，他要的是能干事。

可惜那時候能干事的人太多，能讓你干事的機會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