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漸入盛夏的晨光漫過北京雨兒胡同的灰瓦，將13號院門楣上的“齊白石舊居紀念館”牌匾映得發(fā)亮。推開朱漆斑駁的廣亮大門，一陣清幽的墨香混著老宅特有的沉靜氣息撲面而來，仿佛時空的褶皺在此刻被輕輕撫平，露出一段屬于二十世紀中國畫壇的傳奇。

這座始建于清代中期的三進四合院，占地約2000平方米，是齊白石先生1955年遷入后的終老之所。穿行于游廊相連的院落間，青磚墁地、抄手游廊、垂花門這些典型的京師四合院元素，與隨處可見的畫案、筆山、顏料罐形成奇妙對話。正房展廳中央，那張紫檀木畫案歷經七十載風雨，仍可見墨漬浸潤的紋路——1956年，92歲的白石老人正是在這里揮毫寫下“發(fā)上等愿”四字，筆力遒勁如蒼松，全然不見耄耋之態(tài)。

東西廂房的玻璃展柜里，陳列著先生用過的236方印章。最引人注目的“大匠之門”朱文印，邊款刻著“三十歲后始學刻印，五十歲前未敢用此四字”，道盡藝術道路的艱辛。而那方“人罵我也罵”的閑章，則透著湘潭老人特有的詼諧與耿直。據館方統(tǒng)計，這些印章中自刻者占七成，其余多出自清代名家黃牧甫、趙之謙，構成了一部微縮的篆刻藝術史。

在“從木匠到巨匠”生平展區(qū)，一組數據令人震撼：齊白石一生作畫超4萬幅，治印3000余方，作詩3000余首。這個只讀過半年私塾的農家子弟，用畫筆完成了中國美術史上最壯麗的逆襲。展墻上，1917年《仿沈周山水》的工整細致與1948年《蛙聲十里出山泉》的寫意奔放形成鮮明對比，見證著藝術風格從“工筆寫實”向“大寫意”的蛻變。

特別展出的《借山圖卷》手稿本，以22.5×16.8厘米的尺幅，將洞庭日出、華山蒼龍嶺、桂林象鼻山等名山大川盡收筆底。先生在題跋中自述“五出五歸”的游歷經歷，那些跋涉三千里的寫生足跡，最終化作宣紙上躍動的生命。而《工蟲畫冊精品》中振翅的蟈蟈、卷須的蜻蜓，精度堪比顯微攝影，卻全憑肉眼觀察，令人嘆服。

步入“一花一世界”專題展廳，仿佛跌入齊白石的筆墨桃源。1940年的《可惜無聲》工筆草蟲冊頁，螳螂觸須纖毫畢現，蝴蝶翅脈清晰可辨，而背景的寫意花卉又恣意揮灑，這種“工蟲花卉”的獨創(chuàng)技法，將中國畫“應物象形”的精髓推向新境。講解員提及，先生為畫好草蟲，曾在院中養(yǎng)百余只昆蟲，這份對生命的凝視，讓最微小的存在都煥發(fā)光彩。

鎮(zhèn)館之寶《蝦趣圖》前，觀眾總不自覺地屏息。畫面上六只游蝦活靈活現，透明的軀干以淡墨暈染，蝦須如鋼絲般挺勁。有趣的是，齊白石畫蝦技法歷經三次蛻變：63歲前蝦身六節(jié)，66歲減為五節(jié)，70歲后發(fā)展出“三筆折臂”的獨創(chuàng)筆法。這種對真實的不斷逼近，恰如他所說“畫蝦幾十年才得其神”。

在“藝術與生活”互動區(qū)，復原的廚房場景引人駐足。竹編食盒里躺著真跡《白菜冬筍》，題跋“牡丹為花之王，荔枝為果之先，獨不論白菜為菜之王，何也？”的詰問，彰顯著平民藝術家的本色。展柜中1936年的《白菜辣椒》瓷盤，釉下彩繪的蔬菜鮮嫩欲滴，器型卻是尋常百姓家的粗陶質地，這種“雅俗共賞”的美學追求，顛覆了傳統(tǒng)文人的審美范式。

最動人心魄的，是西廂房播放的紀錄片片段：1953年，93歲的齊白石在助手攙扶下，顫巍巍地為毛澤東主席刻“潤之”印。當最后一刀落下，老人忽然推開助手，對著印章仔細端詳，渾濁的眼中迸發(fā)出少年般的光芒。這個瞬間，定格了一個藝術家對藝術最純粹的虔誠。

檐角風鈴叮咚，驚起竹叢中幾只麻雀。這座承載著藝術巨匠晚年時光的四合院，早已超越私人居所的范疇，成為解讀中國近現代美術的精神地標。我了解到，該館年均接待觀眾12萬人次，其中七成是青少年。當孩子們趴在玻璃柜前辨認印章文字，或對著電子屏臨摹蝦趣圖時，傳統(tǒng)藝術的基因正在新時代的土壤里悄然萌發(fā)。

走出雨兒胡同，車水馬龍的南鑼鼓巷就在咫尺之間。但方才在舊居中觸摸到的筆墨溫度，聆聽到的生命吟唱，卻如先生筆下的游蝦，在記憶的宣紙上留下永不褪色的墨痕?；蛟S，這就是齊白石藝術永恒的魅力——在至簡至樸中見天地眾生，于一畫一印里藏宇宙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