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武昌法院迎來了一個特殊的名譽案件：

上海早期地下黨董建吾的兒子董龍飛和董闖，狀告毛岸英的妻子劉思齊。

聲稱她公開發(fā)表了一些不當言論，對父親的名譽造成了影響。

董建吾

原來，就在不久之前，劉思齊應武漢大學的邀請發(fā)表演講。

在演講中，她深情回憶了丈夫毛岸英的過往經歷，其中就包括他們在上海“流浪五年”，“就好像三毛一樣”。

而在當年，負責照料毛岸英兄弟的正是董健吾。

這導致董龍飛兩兄弟遭到了親戚朋友的不斷盤問，對已故的父親的名聲也有很大影響。

董龍飛兄弟兩人因此直接上訴，要求劉思齊對他們賠禮道歉，并且進行精神損失費的賠償。

這個案件已經結束了二十多年了，而當事人之一的劉思齊早已經不在人間。

但是現(xiàn)在我們還是有些好奇：當年毛岸英兄弟在上海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樣的？他到底有沒有“流浪”？

最終，這個官司又是怎么解決的？

大革命與上海避難

劉思齊的演講確實存在一定的夸張成分，但也并不是完全無中生有。

事實上，毛岸英三兄弟從1931年到達上海，1936年離開，這其中的大部分時間都不在流浪。

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先后“清共”，大革命失敗，共產黨面臨著重大危機。

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是為八七會議。

在會議當中，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了“槍桿子里出政權”的理念，在那之后便被派到長沙領導秋收起義。

而他的妻子楊開慧和三個兒子，則都還留在湖南老家。

顯然，國民黨不愿意就此放過他們。

1930年10月24日，楊開慧被密探逮捕，毛岸英也同時被捕入獄。

不久之后，楊開慧英勇就義，而毛岸英則被人保釋。

顯然，湖南已經成了一個是非之地。

為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三兄弟的安全，中共中央決定將他們送到上海。

當時的上海，有著來自中國天南海北的百姓，還有著來自各個國家的洋人，這使得上海產生了所謂“縫隙效應”。

這就是說，上海對于居民的管理比較混亂，在上海進行渾水摸魚，安置一兩個人，也成了較為容易的事情。

1931年春天，毛岸英三兄弟被一位四十來歲的婦女，一路從湖南護送著來到了上海。

大同幼稚園

經過當時的地下黨安排，幾個孩子進入了大同幼稚園。

這大同幼稚園是在1930年3月開辦的。

由當時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周恩來指派，革命互濟會資助，當時明面身份是牧師的董健吾出任園長。

因為大革命失敗，大多革命烈士朝不保夕、躲躲藏藏。

而為了接受和保護他們的子女，中共中央就開辦了大同幼稚園。

當時的幼稚園，總共接收了30多名烈士遺孤和領導的子女。

之后每個月，組織都會給董健吾30大洋，作為收養(yǎng)毛岸英兄弟的補貼。

根據筆者查閱的資料，當時一名衛(wèi)生局的科長，每月工資也就是30大洋。

因此在一開始的時候，毛岸英兄弟三人的生活應該還算不錯。但是不久之后，老三毛岸龍病逝。

1932年的春夏之交，因為政治環(huán)境越發(fā)惡劣，大同幼稚園也不得不停辦。

那些安置在其中的孩子們，也陸續(xù)做出了安置。

其中，毛岸英兄弟被安排由董健吾家庭收養(yǎng)。

這一方面是因為董健吾是一名牧師，有著體面的社會身份。

另一方面，董健吾家中已經有了幾個孩子，毛岸英的加入并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董健吾是一名優(yōu)秀的地下黨員。

在埃德加 斯諾的《西行漫記》中曾經提到董健吾，當時他自稱“王牧師”。

正是這位胖乎乎的王牧師，讓斯諾印象深刻，最終決定去一趟延安。

離家出走與蘇聯(lián)留學

董健吾為了毛岸英等人的安全可謂是殫精竭慮，在當時政治環(huán)境已經非常嚴峻的上海過得提心吊膽。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中，可能真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待遇。

以至于在1935年，毛岸英兄弟竟然直接離家出走。

或許董健吾對于“家事”和孩子的健康成長并沒有那么關注。

也或許是當時“補貼”的消失和生活的越發(fā)拮據，讓當家主母和董家的孩子們對毛岸英兄弟白眼相對。

總之，當時尚且年幼的毛岸英兄弟直接選擇了離家出走，寧可流落街頭。

或許正是在這段時間當中，毛岸英過上了妻子在演講中所說的“5年流浪生活”，替人幫工、住橋洞，“和三毛一樣”凄慘。

董健吾在發(fā)現(xiàn)兩人出走之后，第一時間上報了中央。

但是有意思的是，兩個孩子在被找到之后十分堅決，寧可繼續(xù)流浪，也不愿意住在董健吾家中。

這究竟是孩子的賭氣行為，抑或是他們真的遭到了虐待，以至于覺得還不如流落街頭？

我們不得而知。

不過之后發(fā)生的故事，證明了董健吾是一位非常有責任心的人。

因為毛岸英兄弟也不愿意回到董家，加之上海的形勢變得危急起來，董健吾就決定將兩人送到蘇聯(lián)。

當然，那個時候想要將人送出國并沒有那么容易，尤其是對于一個地下黨來說。

董健吾思來想去，最后想到了張學良。

那時候張學良的妻子恰好打碎了他最喜歡的一個清朝彩瓷，于是董健吾靈機一動，立刻親自挑了一個宋朝的瓷器送給他。

張學良非常高興，在1936年，將董健吾的兒子連同毛岸英兄弟一起送到蘇聯(lián)留學，甚至大方地包下了出國所需要的十萬法郎。

除了將兩兄弟送出國外，這件事情還有另外的作用，那就是張學良和共產黨的關系進一步緩和。

這為之后的西安事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結語

至于這場官司，最終結果是雙方私下協(xié)商解決，但是我們依舊可以查到兩人當初活動的痕跡。

在2020年第三期的《人民周刊》中，李云先生透露在2002年的時候，劉思齊曾經前去找她，詢問關于毛岸英當年在上海的舊事。

而在毛岸英的一封信中，她找到了一些佐證。

信中，毛岸英寫自己在“上海流浪了5年”。根據時間推算，這五年是從離開母親到去蘇聯(lián)前。

所以，按照毛岸英的意思，離開了親人對他來說就是流浪，而不是廣義上的落魄街頭。

或許，劉思齊也意識到自己的無心之言，對曾經的英雄確實造成了傷害。

或許，作為丈夫的未亡人，她也希望自己能夠更加了解當年那段舊事。

畢竟，英雄已經逝去。

那依舊惦念著他們的人，也只有通過那些早已經在時間長河里泛黃褪色的故事，來尋找他們的足跡。

參考資料：

1、中國新聞網 《在武漢演講惹官司 毛澤東兒媳劉思齊成被告》

2、人民網 《尋找毛岸英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