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酷暑，河北遵化馬蘭峪的夜晚悶得像一口倒扣的鐵鍋。

孫殿英把軍帽往汗透的腦門上一壓，揮手示意工兵點燃導(dǎo)火索。

一聲悶雷般的巨響后，慈禧的定東陵石門被炸得粉碎，石屑飛濺，驚起滿山老鴉。

火把照進地宮，他第一眼看見的是棺槨外那株用翡翠雕成的“蟈蟈白菜”，蟈蟈須子細如發(fā)絲，在火光里顫顫巍巍，像在嘲笑這群闖入者。

沒人想到，三十二年后，正是這個盜墓軍閥的獨生子，會親手把另一座帝王陵寢——黃帝陵——從荒煙蔓草里一寸寸扶起，成為萬人敬仰的“守陵人”。

孫殿英一生只有一個兒子，名叫孫天義，1931年農(nóng)歷六月初三生于北京米市大街一處三進老宅。

那天孫殿英并不在家，他正在河南前線忙著改換門庭，從馮玉祥到張學(xué)良再到蔣介石，像換戲服一樣勤快。

產(chǎn)房里，母親劉清貞抱著啼哭的嬰兒，窗外胡同口貼著“東陵盜犯”的標(biāo)語，漿糊未干，墨汁淋漓。

多年后孫天義回憶，他學(xué)會的第一個詞是“媽”，第二個詞卻是胡同頑童追著他喊的“小盜墓賊”。

童年的家是一座陰森的大宅子，前院堆著沒賣出去的楠木棺材板，后院埋著幾口大缸，缸里裝著父親來不及出手的字畫、玉器。

劉清貞怕孩子學(xué)壞，把正門反鎖，只留一扇小側(cè)門供母子出入。

孫天義五歲那年，第一次偷跑到街上，看見別的小孩吃冰糖葫蘆，剛想伸手，賣糖的老漢突然啐了一口：“小兔崽子也配？”

那天他哭著回家，母親用戒尺打了他手心三下，又把自己陪嫁的一對翡翠耳墜塞進他掌心：“記住，你能換的不是糖葫蘆，是命?！?/p>

1947年，孫殿英病死在河北武安縣戰(zhàn)俘營。

消息傳來，十六歲的孫天義正在北平藝文中學(xué)讀高二。

那天他照常去上早自習(xí)，教室門口卻圍著一群同學(xué)，有人怪聲怪氣地念報紙標(biāo)題——《東陵巨盜孫殿英病歿》。

他站在門檻上，手腳冰涼，第一次意識到“孫殿英的兒子”這六個字會像影子一樣跟他一輩子。

那年冬天，母親把家里最后一口樟木箱子抬到當(dāng)鋪，換來一袋面粉和一張輔仁大學(xué)西方語言文學(xué)系的準考證。

面粉蒸了饅頭，準考證改變了命運。

1951年，孫天義揣著饅頭和借來的舊西裝走進輔仁大學(xué)考場。

面試時，主考教授是英籍神父，問他為何選英文系，他答：“想讀原文《圣經(jīng)》，看看罪人有沒有救贖?！苯淌谠诔煽儍陨蠈懥艘粋€大大的“A”。

大學(xué)四年，他靠給圖書館抄卡片、替教會做禮拜翻譯維持生活。

畢業(yè)時，全班三十七人，外交部挑走了三十六人，唯獨他被留下——檔案里寫著“父：孫殿英，軍閥，盜陵”。

1953年，他主動申請“支邊”，帶著一只母親縫的帆布箱來到西安外國語學(xué)院。

那時的西外只有兩棟青磚樓，周圍是麥田和墳包。

他被分到英語教研室，宿舍是一間廢棄的鍋爐房，窗框上糊著舊報紙，冬天北風(fēng)一吹，“嘩啦啦”像有人鼓掌。

孫天義卻覺得踏實，在這里，沒人關(guān)心他父親是誰，學(xué)生只叫他“孫老師”。

1966年，風(fēng)暴來了。

他被剃陰陽頭，脖子上掛“東陵余孽”的牌子，跪在教學(xué)樓前的高臺上。

臺下有學(xué)生拿皮帶抽他，罵“你老子挖了皇陵，你就想挖社會主義墻角！”皮帶扣劃過眼角，血流進嘴角，咸而腥。

夜里，他被關(guān)進牛棚，跟一群“牛鬼蛇神”擠在麥草上。

有人小聲問他：“后悔嗎？”他答：“后悔沒早把父親留下的東西全燒了?！?/p>

其實母親早把最后幾件宋版書、玉扳指捐給了故宮博物院，只留下一張父親穿軍裝的舊照片。

他趁夜深人靜，把照片埋進麥草深處，從此再沒找回來。

1973年，孫天義被“解放”，分配到學(xué)院燒鍋爐。

每天凌晨四點起床，先把煤堆里的凍塊敲碎，再一桶桶往爐膛里送?；鹈缣蛑F門，他的臉被映得通紅，像地宮里那盞長明燈。

就在鍋爐房昏黃的燈泡下，他偷偷翻譯完了《林肯傳》第一卷。

譯稿用復(fù)寫紙謄了三份，一份塞床底，一份寄給商務(wù)印書館，一份埋在操場老槐樹下。

1979年，商務(wù)印書館來信：《林肯傳》決定出版，署名“孫天義”。

那天他跑到鍋爐房后墻根，扒開浮土，看見當(dāng)年埋下的譯稿紙竟還干燥，墨跡未暈，他抱著那摞紙嚎啕大哭。

1986年，五十五歲的孫天義出任西安外國語學(xué)院院長。

上任第一天，他把辦公室一張皮沙發(fā)搬出去，換成硬木長凳，理由是“坐得太舒服，心里不踏實”。

他跑遍全國招老師，把俄語系老教授從黑龍江農(nóng)場請回來，把留美博士從香港理工大學(xué)挖過來。

有人提醒：“底子薄，步子別太大。”他笑笑：“底子再薄，也比我父親當(dāng)年炸石門時薄吧？”

十年間，西外從兩百學(xué)生的小學(xué)堂變成擁有八個語種、兩千多名本科生的西部外語高地。

真正讓他走進公眾視野的是黃帝陵。

1992年春，陜西發(fā)起重修黃帝陵募捐，孫天義被拉去當(dāng)“顧問”。

那天他第一次登上橋山，看見黃帝陵?；牟葺螺?，守陵老漢用塑料布蓋著祭臺，風(fēng)一刮，“嘩啦嘩啦”響。

他下山后連夜寫了一份《關(guān)于黃帝陵保護現(xiàn)狀的緊急報告》，毛筆小楷，六頁紙，末尾一句：“吾祖陵寢，豈容草莽！”報告送到省里，省長當(dāng)場拍板：成立黃帝陵基金會，孫天義任會長。

基金會成立之初，賬上只有財政撥的二十萬啟動費。

孫天義帶著兩名干事，跑遍全國找鄉(xiāng)賢、企業(yè)家、海外華人。

在西安機場，他吃三塊錢一碗的涼皮；在北京，他住五十塊錢一晚的地下室。

1994年大年三十，他敲開香港船王包玉剛的家門，遞上一張手繪的黃帝陵規(guī)劃圖，講了一個小時，包玉剛寫下一張三百萬港幣的支票。

五年里，基金會共募資8000余萬元，一分不少全用在陵區(qū)：遷走七十七戶民宅、重修欞星門、種下兩萬棵側(cè)柏。

2001年8月，新落成的軒轅殿前，孫天義親手把第一炷高香插進香爐，轉(zhuǎn)身對眾人說：“我父親炸過皇陵，我修過祖陵，歷史總算在我家拐了個彎?！?/p>

學(xué)術(shù)上，孫天義是新中國第一代英語翻譯家。

他譯的《林肯傳》至今仍是大學(xué)歷史系必讀書；他主持編譯的《美國文明史》被季羨林稱為“用漢語寫成的美國年輪”。

八十歲那年，他還給研究生開《翻譯美學(xué)》選修課，板書英文花體仍像四十年前一樣漂亮。

有學(xué)生問他：“孫老師，您最怕什么？”他答：“最怕死后墓碑上只刻一句‘孫殿英之子’。”

2018年深秋，八十七歲的孫天義最后一次以黃帝陵基金會會長身份登上橋山。

那天風(fēng)很大，他彎腰拔去陵冢上一株枯草，回頭對秘書說：“我死后，骨灰就撒在橋山腰的側(cè)柏林里，不要墳，不要碑，只要每年清明有人給樹澆桶水。”

秘書紅了眼眶，他卻笑：“別難過，我父親把帝王的骨頭扔進了泥水，我把自己的骨頭埋進樹根，這很公平?！?/p>

如今，西安外國語學(xué)院校園里，孫天義當(dāng)年種下的法國梧桐已有兩人合抱；橋山黃帝陵的側(cè)柏也已郁郁成林。

學(xué)生們經(jīng)過樹下，很少有人知道，那個彎腰掃落葉的老教授，就是“東陵大盜”的兒子。

歷史在他身上留下的唯一痕跡，是右眼角一道淺淺的疤，那是皮帶扣留下的。

偶爾有記者追問，他會擺擺手：“不提了。”

孫殿英用七晝夜炸開了兩座皇陵，把無數(shù)珍寶裝進箱子；孫天義用七十年修起一座祖陵，把尊嚴和敬畏種進土里。

一個把歷史撕開裂縫，一個把裂縫慢慢縫上。

父與子的故事，像兩條方向相反的河流，最終在時間的曠野里，匯成一句輕輕的嘆息——功罪之間，隔著一條叫做“擔(dān)當(dāng)”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