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浩如煙海的古籍中，夏朝被描繪得栩栩如生：

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啟承父業(yè)，開創(chuàng)了“家天下”的世襲制度；桀暴虐無道，終被商湯所滅。

然而，當歷史的車輪駛入近現(xiàn)代，那個延續(xù)了四百多年的王朝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質疑。

夏朝，真的存在過嗎？

疑古思潮與胡適的“鐵鍬驗證法”

上世紀20年代，我國學術界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思想震蕩。

以胡適、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派”，對傳統(tǒng)古史系統(tǒng)發(fā)起了猛烈沖擊。

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直言：“在東周以前的歷史，是沒有一字可以信的”。

他甚至斷言《禹貢》“在夏禹時，中國難道竟有這般大的土地么？”那一言論在當時學界引起軒然大波。

顧頡剛則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認為越晚的文獻對上古的記載反而越詳細，這樣只能說明，夏朝極有可能是后人構建的產物。

雖然胡適、顧頡剛等人對夏朝的存在持一定的懷疑態(tài)度，但他們并非簡單的否定夏朝的存在，而是用更嚴謹?shù)膽B(tài)度向世人傳播著一個理念：

考古是用事實說話，不是想象和臆斷。

后來，胡適在《歷史研究法》中系統(tǒng)闡述了這一思想，并主張：“誰說夏朝真有，就請用鐵鍬說話”。

在胡適看來，歷史不能僅靠傳統(tǒng)習慣支撐，而必須依靠實物依據(jù)；如果地下沒有相應痕跡，文獻記載再豐富也只能視為傳說。

那一方法看似簡單，實則深刻影響了我國現(xiàn)代史學研究的方向。

它促使學者們從書齋走向田野，從文本考據(jù)轉向實物發(fā)掘。

要知道胡適提出那一觀點時，我國還處于上世紀20年代，還處于混亂之中，更別提有什么文史觀和考古觀了。

但也正是胡適的那一主張和態(tài)度，為當時迷霧中的文史研究指明了一個方向，甚至影響至今。

有人可能不理解胡適，說，胡適為何要提出那樣的主張，那不是給中國文史研究找事情嗎？

其實并不是胡適想那樣，而是當時國際學術界就是那樣要求的。

考古學對胡適驗證的回應

無論當時還是現(xiàn)代，國際學術界對文明的認定有三個條件：1、文字；2、城市；3、禮儀性建筑。

要知道甲骨文出現(xiàn)之前，西方學者曾長期質疑我們商朝的存在，直到殷墟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才改變那一局面。

也就是說，夏朝如果找不到相應的考古發(fā)現(xiàn)，就很難讓國際社會信服，很難被所有的文史學者所接納。

正是有著胡適“鐵鍬驗證法”的主張，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文史研究更加注重與考古發(fā)現(xiàn)相結合。

在那一主張的影響下，很快對于夏朝的存在的發(fā)現(xiàn)有了重大突破。

1959年，考古學家徐旭生率領團隊在河南偃師進行“夏墟”調查時，意外發(fā)現(xiàn)了一處規(guī)模宏大的古代遺址。

那一遺址，后來被命名為“二里頭”。

二里頭遺址面積達300多萬平方米，擁有規(guī)整的宮殿基址、縱橫的路網系統(tǒng)以及明確的內外城分區(qū)，展現(xiàn)出了明顯的“王朝氣象”。

四進院落、中心對稱的大型宮殿建筑群，已遠非部落營地可比，而是早期國家機器的雛形。

時間維度上，二里頭文化的碳十四測年結果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年。

與傳世文獻記載的夏朝中晚期（約公元前2070-前1600年）高度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