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級戰(zhàn)犯松井石根在東京接受審判

文 | 李輝

電影《南京照相館》公映，該片根據真實歷史事件改編，由此想到《時代》雜志所報道過的“南京大屠殺”，對應這些記錄來看電影，或能離那段歷史更近一步。

日本首相近衛(wèi)的如意算盤

“七七事變”和淞滬抗戰(zhàn)期間，成為《時代》封面人物的不是中國人，而是兩個日本人。他們一是日本首相近衛(wèi)，一是日本海軍大臣米內光政，他們分別在1937年7月26日和8月30日的《時代》上亮相。

“用最小代價盡快征服華北”——這就是近衛(wèi)的如意算盤。他以緩和的語調談論對華政策，稱日本是要與中國合作，而不是侵吞領土。他甚至將反對共產主義作為首要目標加以突出，試圖以此來分化中國剛剛達成的抗日統一戰(zhàn)線，在國、共兩黨之間，再次嵌進彼此的歷史宿怨。

然而，中國方面的抗日熱情和士氣，讓近衛(wèi)“用最小代價盡快征服華北”的設想變?yōu)榱伺萦?。淞滬?zhàn)役的激烈程度更是讓他沒有預想到。于是，“最小代價”到1937年8 月底就變成了日本正規(guī)軍的傾巢出動和日本的全國總動員：

上周，在東京，日本的內閣成員們在護城河環(huán)繞的裕仁天皇的皇宮忙進忙出。他們要求天皇做出一系列決定，其中最重要、最轟動的高層軍事決定是，派遣日本全部正規(guī)軍，約二十六萬人，前往中國。

在上海，差不多有十萬日本軍隊參戰(zhàn)，此場戰(zhàn)役不再是孤立的，一場新的地面戰(zhàn)斗已經擴大，北平、上海、西部山區(qū)之間的廣闊三角地帶，都將可能成為戰(zhàn)場。

（1937年9月6日《時代》）

在日本各路人馬的緊急調遣中，最引起美國方面注意的不是關東軍，也不是空軍，而是海軍。一方面因為在淞滬戰(zhàn)役中日本海軍曾是日軍的作戰(zhàn)主力，另一方面則因為美國與日本一樣，都是太平洋沿岸國家，它早就密切關注著日本海軍實力的變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時代》于1937年8月30日把日本海軍大臣米內光政確定為封面人物。

1937年7月26日《時代》封面人物近衛(wèi)首相

1937年8月30日《時代》封面人物米內光政

封面照片上，米內身著海軍服，手持佩劍，肅立?？瓷先ジ删毝判氖?，威風八面的樣子。他大概覺得自己有理由自豪，因為是在他的指揮下，自1931年以來日本海軍終于第一次有機會超過出盡風頭的日本陸軍，在世界面前展示了實力。

1931年，侵占滿洲時，日本的海軍未來得及派上用場。上周在上海，日本海軍則幾乎是獨立地進行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戰(zhàn)斗。上周不斷有消息說日本的增援部隊正在趕往上海，但幾乎所有真正可見的增援部隊都是奔赴華北，補充北平一帶的軍力。在北平，圓腦袋的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將軍，兩周來一直在南口的窄長地帶抵御日軍進攻。上周，北方的其他一些軍閥趕來支援他，可望進行一場大規(guī)模的防御戰(zhàn)。

不過，在上海，日本海軍不只是投入了最激烈的戰(zhàn)斗，而是日本海軍至少有一半兵力派來了。聯合艦隊的旗艦，由英國制造，已服役三十七年?！俺鲈铺枴逼炫炌２丛谏虾９沧饨鐚γ妫洑v了十天的轟炸、射擊，包括一次魚雷襲擊，旗艦僅受到輕傷。沿黃浦江到長江口，十六英里的河面上，匯集著日本艦隊群，共五十多艘戰(zhàn)艦，包括四艘戰(zhàn)列艦，六艘巡洋艦，三十八艘驅逐艦，以及日本的四艘航空母艦中的一艘。

（《時代》，1937年8月30日）

在這場被稱作“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最大的一次戰(zhàn)斗”中，上海儼然成了海軍武器裝備的實驗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于實戰(zhàn)的魚雷快艇?！稌r代》報道說：

由于上海這場大戰(zhàn)是在一座現代城市進行，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一場被觀察得最仔細的交戰(zhàn)。因為公共租界有自己的無線電通往全世界，這也是現代第一場大戰(zhàn)可以不經審查就能把新聞發(fā)送出去。然而，軍事觀察家和記者，還是錯過了一件事情：上周周末，等待已久的日本增援部隊抵達黃浦江和長江的交匯處，預計將有五千名士兵登陸，與中國猛烈的戰(zhàn)火相對。中國指揮部立即傳出話來，他們的時速四十五海里的魚雷快艇，每艘裝備兩枚魚雷，一架機關槍，已經擊沉一些日本艦艇，數目多少尚不清楚。沒有外國人親眼看到，所有外國海軍軍官都等待著親自看到。這種魚雷快艇是德國、英國，特別是意大利大量投資研制的，這是它們第一次用于實戰(zhàn)。國民黨中國至少擁有十二艘此類快艇，其中英國六艘，德國六艘，目前等待著進一步測試，以確定未來是否有更大作用。

（《時代》，1937年8月30日）

指揮日本海軍與中國作戰(zhàn)的米內，熟悉中國，喜歡中國書法：

作為一個日本人，米內將軍身材可謂魁梧，五英尺十英寸高，這與他的顯赫政治地位很相配。五十七歲的米內一直是海軍軍官，老謀深算，避免卷入政治紛爭之中，他受命指揮旗艦。……米內喝酒，但有節(jié)制，愛喝日本厲害的燒酒。他的主要愛好是書法，用駝毛制作的毛筆在宣紙上寫中國字，這是練習手的穩(wěn)健的一項運動。兩周前，裕仁天皇召見他，將處理上海難題的任務交給他。他用一雙有力的日本人的手正在工作著。

（《時代》，1937年8月30日）

與中國有著密切關系的不止米內一人，出任淞滬戰(zhàn)役中日軍總司令的松井石根更是一個地道的中國通。“兩位同志”——《時代》甚至以這樣的標題來突出松井與中國的特殊淵源：

為進行這場大戰(zhàn)役，日本政府任命松井石根擔任海陸聯合部隊的最高司令官。松井熟悉中國的程度幾乎同他熟悉自己的國家一樣，并曾與中國熱情的愛國者、“中華民國之父”孫中山合作過，在中國推動“泛亞細亞主義”。盡管這一主義是針對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但也是反對俄國。但松井的狡猾足以蒙騙大量沒有戒心的中國人，他走到哪里，人們都伸開雙臂歡迎他?，F在，他的工作不再是蒙騙他們，而是與他們作戰(zhàn)。

（《時代》，1937年9月6日）

曾與中國人合作過的松井石根，現在成了侵略中國的指揮官。

日軍見上海久攻不下，改變戰(zhàn)略，又從國內調來增援部隊，改從杭州灣登陸，從背后向中國軍隊實施致命打擊。上海淪陷了。三個多月的激烈抵抗以中國方面的失敗而結束。此時，松井石根接受了西方記者的采訪：

獲勝的是長著一對長耳朵的松井將軍，有記者問他日本是否繼續(xù)進攻，占領蔣委員長的中國首都——在長江上方距上海二百英里的燃燒中的南京。松井將軍緩緩地說：“你們最好去問蔣介石未來的發(fā)展。據說蔣已經預計要打五年戰(zhàn)爭。好啊，那就打那么長。我們不知道是否繼續(xù)向南京挺進，這取決于蔣。”

（《時代》，1937年12月12日）

他的軍隊繼續(xù)向南京進攻。他的士兵以冷酷、殘忍的面目開始出現了。

日本的進攻，目前以每天五十五英里的速度向前推進。本周占領紫金山，控制了位于南京郊區(qū)的用價值三百萬美元的大理石修建的中山陵。日本轟炸機對南京城也進行了轟炸。本次進攻中，日本的英雄是兩個下級軍官，他們比賽看誰的軍刀最先殺死一百名“中國抵抗者”。最新紀錄：野田少尉，七十八名；向井少尉，八十九名。不管莫斯科是否把迫使蔣加入共產國際作為蘇聯援助的條件，上周從蘇聯飛來了三百架800型雙引擎、時速二百五十英里的蘇式轟炸機。日本聲稱在起火的南京，他們已經擊落了其中的十架。蔣委員長似乎已棄守南京，盡管他曾發(fā)過誓，要“堅守到最后”。

（《時代》，1937年12月12日）

就在《時代》這期雜志出版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南京大屠殺開始了。近衛(wèi)“榻榻米上的辦公”與松井石根率領的日本軍隊的兇猛殘忍匯合一起，形成巨大的陰影，把南京籠罩，把中國籠罩。

恐怖籠罩著南京

南京大屠殺發(fā)生時，立即向世界報道真相的主要是一批西方記者。他們中間有一位是《紐約時報》遠東特派記者哈立德·埃邦德（Hallett Abend ）。

在報道這一歷史慘劇之前，埃邦德已在上海經歷過戰(zhàn)爭的殘酷。淞滬戰(zhàn)役開戰(zhàn)的第二天，8月14日，上海就發(fā)生了罕見的兩次轟炸慘劇。一是發(fā)生在南京路外灘，一是發(fā)生在大世界娛樂中心。世界各大媒體包括《時代》對此都予以報道：

在英國人集中的地區(qū)、著名的外灘與南京路相交的拐角處，兩周前中國飛機在前去執(zhí)行轟炸日本海軍旗艦“出云號”的任務途中，一枚脫落的炸彈落在位于此處的和平飯店，另一枚落在一英里之外的大世界，造成五百人傷亡。

（《時代》，1937年8月30日）

這里，把兩起爆炸都說成是因中國飛機的失誤而造成的。但《中國抗日戰(zhàn)爭圖志》的記載有所不同：日軍炸彈在南京路外灘爆炸，死傷一千六百九十四人，其中外僑十五人；我空軍炸彈誤落大世界，傷亡兩千零二十一人。

淞滬抗戰(zhàn)期間，被日機轟炸的位于外灘的飯店（今和平飯店）大門

埃邦德親歷了幾天后發(fā)生在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門口的爆炸，這一次的元兇是日本軍艦發(fā)射的炮彈?！稌r代》生動描述了埃邦德的現場親歷：

上海十一天的戰(zhàn)斗中，公共租界里的顧客都涌進南京路上的兩個隔街相對的商店——永安公司和新新公司，購買持續(xù)包圍期間所急需的商品。集中購物的人群中，有《紐約時報》的特派遠東記者埃邦德和畢林罕姆斯（Billinghams）。埃邦德坐在車里等候畢林罕姆斯去買一副雙筒望遠鏡。一聲如同快速列車汽笛聲的警報響起，一顆從軍艦上發(fā)射來的炮彈就在大街上空爆炸，兩個商店的店面都像紙一樣被撕爛。兩個商店里有三百人傷亡。記者埃邦德拖著受傷的腳一跛一拐地走進永安公司大樓，只見到畢林罕姆斯正用力拉開電梯門，炸爛的左臂血流如注，胸部還有三塊彈片。美聯社記者哈瑞斯（Morris J.Harris ）跑到人行道上當即寫下報道：

“數以百計的尸體堆積地上。巨大爆炸力將他們炸起又拋下?！魈蔬M電車軌道和下水道。頭、腿、胳膊的碎片，粘在店面墻壁上，其余灑落街道兩旁?！?/p>

（《時代》，1937年8月30日）

可以相信，《時代》的報道正是埃邦德本人講述的經歷。南京淪陷之后，埃邦德繼續(xù)履行著一個記者的神圣職責，他根據得到的來自南京的材料，連續(xù)報道發(fā)生在南京的大屠殺。

《紐約時報》，1937年12月24日——

恐怖籠罩著南京

哈立德·埃邦德

今天在上海收到由留在被放棄的中國首都的美國傳教士寄出的信件。信件里提供了有確證的細節(jié)，證明占領南京后日軍的軍紀已蕩然無存，由此導致集體屠殺平民，處決解除武裝的士兵，強暴、屠殺婦女，有計劃地摧毀、洗劫財產，其中包括外國人的產業(yè)。

一位德高望重的傳教士說：“整個局面被頻繁的屠殺、大規(guī)模的洗劫、不加節(jié)制地騷擾私人住宅，包括侵犯婦女的安全等行為而損毀?！?/p>

（轉引自《南京大屠殺——英美人士的目擊報道》，第98頁）

《洛杉磯時報》，1938年1月25日——

南京的恐怖

哈立德·埃邦德

上海1月24日（未經檢查的獨家報道） 撕開日軍以軍事需要、辯稱情況不安全，以及其它種種表里不一的理由所能構成的借口，從而展示自從得勝的日軍攻破中國往日首都城門之后南京城內引人注目、恐怖異常的事實。南京的情況竟是如此無法無天，如此令人驚駭，以致于日軍當局除了無法拒絕的外交官之外仍不允許外國人訪問南京城。

（轉引自《南京大屠殺——英美人士的目擊報道》，第127頁）

當南京大屠殺發(fā)生時，上海的公共租界里擁滿著難民，其生存狀況被這樣描述著：

在上海，經驗豐富的記者報道了從戰(zhàn)區(qū)逃亡的一百萬中國人的狀況：“骯臟、疾病、饑餓、發(fā)瘋?！庇幸粋€劇院里，一萬四千名難民像蚊蠅一樣生活了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生命的進程仍在繼續(xù)：一百萬難民中，每分鐘誕生一個嬰兒；每三分鐘一個人死亡；每個小時有十三個母親死于分娩。

（《時代》，1938年1月3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日本軍隊是以野蠻著稱的?！薄f這句話的，不是別人，而是此時擔任英國外交大臣的艾登（Anthony Eden ）。他是有感而發(fā)。因為淞滬戰(zhàn)役期間發(fā)生了一次英、日外交糾紛，即日本飛機轟炸英國駐華大使的專車，造成大使重傷?！稌r代》當時以《“無法遏止的憤怒”》為題，對此進行了詳細報道：

一天上午，兩輛長款豪華轎車從南京向上海行使，每輛車的前蓋上，都覆蓋著一面英國國旗，在風中獵獵發(fā)響。距上海約五十英里處，沒有發(fā)出任何警告，一架日本飛機就俯沖而下，離第一輛汽車還不到二十碼（約六十米——引者注），用機槍猛烈掃射。開車的是英國武官弗雷澤（Lovat Fraser）少校，停車一看，只見在后座中央坐著的五十一歲的英國大使納希布爾·休格森(Knatchbull Hughsson )，腹部鮮血直流。大使是英國最精明也最年輕的外交家。他的背部受了傷，胸部也中彈。他的此次活動使命是這樣結束：本是要到上海拜會日本大使，遞交一份英國不厭其煩地提出的和平方案。此時，大使不是前去與之見面，而是由同行中未受傷的人急速送往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設的鄉(xiāng)村醫(yī)院，一位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的藥劑師立即為他輸血。

(《時代》,1937年9月6日)

艾登在其回憶錄中，寫到了這一事件：

這場戰(zhàn)爭從一開始，便不遵守文明時代普遍接受的法則。到8月底，休·納希布爾·休格森爵士首途上海。他和他的同事們分乘兩輛汽車，車上掛有英國國旗，汽車遭到日本飛機的襲擊，大使受重傷。日本駐倫敦大使立即代表他的政府及他個人對這次事件表示遺憾，他自己感到很尷尬。我對他說，他的話不能認作是正式道歉，因為他們沒有承認任何責任。中國大使也在同一天（8月27日）下午來訪。他說，這次事件典型地說明了當前遠東正在蔓延的無法無天現象。這班年輕的日本空軍人員是決不會停止他們對西方國家的敵對行徑的，他們追求的口號是“東方是亞洲人的”。

……最后，9月21日，日本政府在受到倫敦更大壓力之后，才正式和公開表示深為遺憾，以及對于懲處有關人員一事作出的不甚令人滿意的保證。事情雖然了結，但它說明日本政府已不能完全控制其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日本軍隊是以野蠻著稱的。

（《艾登回憶錄》，第955頁）

然而，來自西方列強的僅僅限于抗議而已。蔣介石最初期盼的外國直接干預，并沒有如期發(fā)生。

未能爭取到國聯諸國特別是西方強國的直接干預，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失望而悲憤，他為世界缺乏遠見而憂慮重重。他在國聯大會上說道：

我在1937年11月23日會議上的演說中，暗示了隱藏于缺乏遠見和能力，不能以實際和有效方式來處理中、日問題的危險性。我是這樣結束演說的——

“主席先生，國際和平也像一國的國內和平一樣，如要持久，就得保衛(wèi)。目前遠東和平的恢復與維護，要求其他與會各國采取道義上的、物資上的、財政和經濟上的具體行動。這類行動還必須及時進行，因為如果因猶疑而耽誤得太久，那么，肆虐于遠東的暴力和動亂，不久就會達到不經受另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考驗和磨難，就不可能制止和控制的程度。”

（《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卷，第696—697頁）

他的大聲疾呼沒有回聲。他的憂慮和預測卻不幸被言中。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世界格局開始改變后，中國期待已久的來自西方強國的支持才姍姍來遲。

勝利最終屬于我們

1938年1月，《時代》評選1937年的年度人物蔣介石、宋美齡夫婦

一九三八年來臨，又到了評選年度封面人物的時候。這一次，《時代》挑選了蔣介石、宋美齡夫婦。

對于《時代》的讀者，蔣、宋已經不是陌生的面孔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們兩人曾聯袂成為封面人物。不同的是，此次當選的是1937年的年度封面人物。

為什么選擇他們？《時代》說，“兩次當選過年度人物（1932年和1934年）的羅斯福總統，肯定不會成為1937年的年度人物。因為，1937年是他出任美國總統以來，第一次沒有在美國公眾生活中成為醒目的、標志性人物?！?/p>

另外一些著名人物，如美國勞工領袖劉易斯、英國新女王、英國新當選首相張伯倫，都沒有太大的轟動新聞。西班牙戰(zhàn)爭也在激烈進行中，雖有佛朗哥將軍這樣的人物，但談不上顯赫。于是，《時代》把選擇轉向了遠東：

在1937年世界上引人關注的國家是中國。他們與日本在陸、海、空開戰(zhàn)，而日本是自機器時代以來總是征服他國的唯一的非白種人民族。上周，在遙遠的中立國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瑞典偉大的亞洲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在瑞典學院的一次演講中說：“中國近來發(fā)生的事情，不僅僅構成一個警告，更是一個最后的信號，即白種人的負擔將由一個更愿意承擔的日本接過去。白種人在遠東的統治即將結束?！?/p>

在1937年，如果任何一個具體的日本人創(chuàng)造了如赫定所認為的現實，那么這位日本人就肯定能當選為年度人物。但沒有這樣一個人。沒有任何一個日本領袖，能夠控制日本內心的野心欲望。更大程度上，它像一座蟻山，在沖動驅使下去征服另一座蟻山，日本就這樣走向了戰(zhàn)爭。既無拿破侖，也無俾斯麥引導他們。日本的天皇和老年政治家，日本本土的陸軍、海軍的將領，內閣，駐扎在中國的陸軍和海軍的將領，全是在互相競爭的對手集團。

然而，正是當日本沒有卓越的領袖率領來進行她的巨大冒險時，冒險的受害者中國卻有了最有才干的領袖。整個1937年，中國人一直接受著一個卓越的領袖和他的著名妻子的領導，其間并非沒有光榮之舉。在這對夫婦的領導下，長期以來處在分裂狀態(tài)的中國人——其中千百萬人過去很少使用“中國”這個詞——已經逐漸具備了民族意識。

……每位關心要聞的讀者都知道，在1937年，日本的戰(zhàn)爭機器在上海被卡住了十三個星期之久，它的時間表第一次被中國的戰(zhàn)爭機器粉碎了?，F代世界看到了中國不辜負戰(zhàn)爭機器這一名稱。蔣委員長被迫使用他的戰(zhàn)爭機器，至少兩年前當它剛剛形成時，他的手被激進的愛國者逼迫。同時，他也被狡詐的日本人所逼迫，他們認為如果不能在1937年打敗中國，就將永遠無法打敗之。如今，蔣委員長夫婦一直不承認中國已戰(zhàn)敗，他們早就宣布，只要需要，他們將持久作戰(zhàn)，用游擊戰(zhàn)拖垮、消耗、最終打敗日本。如果蔣委員長真的贏得戰(zhàn)爭，他將成為本世紀的亞洲巨人。能否獲得這樣的勝利尚難預料。在此期間，他和蔣夫人已經使他們本人成為了1937年的夫婦年度人物。

（《時代》，1938年1月3日）

歷時三個多月的淞滬戰(zhàn)役，以上海、南京一帶相繼淪陷而結束，盡管如此，《時代》還是選擇了蔣、宋成為1937年度封面人物，這或許可以說是蔣介石、宋美齡在抗日戰(zhàn)爭全面展開之時成為個人大贏家的一個標志和說明。

蔣、宋成為個人大贏家的背景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團結與壯烈。當然，這與《時代》的主人盧斯與中國的感情深厚也有著密切關系。與許多西方人不同，這位在中國出生、在中國長大的傳教士的后代，更能深入地了解中國的國情，它有廣袤的土地，它的人民有頑強的生存能力。加之，1932年他重返中國時，對蔣介石產生了信任感，佩服蔣介石的能力。

南京雖然淪陷，但日本戰(zhàn)初所宣稱的“三個月打敗中國”的預言，卻沒有變?yōu)楝F實。在很多人對中國抗戰(zhàn)前景感到悲觀，氣氛一片低迷時，他的《時代》卻對中國充滿信心，仍能樂觀地預測未來：

蔣委員長和蔣夫人已經逃離的事情是本周的一個軍事機密。他們現在的工作是發(fā)動一場抗日的游擊戰(zhàn)爭，就像尼加拉瓜的桑地諾（Sandino ）將軍抗擊美國總統柯立芝（CalvinCoolidge）的軍隊。對蔣這樣一位資源雄厚的人來說，戰(zhàn)爭并非沒有希望。日本不是美國，它的資源已經嚴重消耗，可以相信，這一戰(zhàn)爭長期繼續(xù)打下去，將使她的經濟崩潰。中國也不是尼加拉瓜，她幅員廣闊，任何入侵者都必須有漫長的但又易受攻擊的供給線。眾所周知，她的人口眾多，人力資源不可能消耗殆盡。她的最大弱點在于過去一直缺乏士氣，如果蔣介石和宋美齡能夠將他們的意志變?yōu)橹袊囊庵尽撘庵颈徽f成“任何犧牲都不會白白付出”——中國的前途是美好的。

本周，一位合眾社記者“在長江流域某地”與蔣、宋夫婦在一起，他證實年度夫人因患流行感冒而臥病在床。他引用了年度先生的話：“請告訴美國，充分信任我們，戰(zhàn)局已經發(fā)生變化，勝利最終屬于我們！”

（《時代》，1938年1月3日）

拉貝舊居

中日之間的輸贏尚在懸念中。

中國抗日戰(zhàn)爭初起時，在布魯塞爾，兩個西方外交官曾為中國和日本誰將是最終的贏家打過賭。他們一位是美國出席布魯塞爾會議的首席代表戴維斯的副手亨培克（Stanley Hornbeck），一位是法國駐國聯代表拉加德（Lagarde ）。

亨培克是個中國通，早年曾在中國杭州任教，擔任過近十年的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拉加德是法國職業(yè)外交家。比較而言，顧維鈞說亨培克對中國局勢的了解要比美國或法國的國防部高明。亨培克認為不管發(fā)生什么情況，中國不會放棄抵抗；拉加德則認為，中國的抵抗在1937年年底就將結束。他們?yōu)榇舜蛸€：

談及中國的軍事形勢，亨培克說，拉加德曾和他談過此事，給他的印象是，中國堅持不了多久。按拉加德的說法，中國的抵抗年底以前就要結束。因此，依拉加德看，會議對支持中國的抵抗立場起不了什么作用。亨培克則說，中國一定會繼續(xù)抵抗。他和拉加德打賭：六個月以后不論情況如何不利，中國都不會停止抵抗。拉加德同意和他打賭。亨培克問我的意見，我說和他的看法一致，中國全國一致擁護抵抗日本侵略，決心堅持戰(zhàn)斗到底。

亨培克說，他并不習慣于打賭。不過，這次他非常有信心，所以他要和拉加德賭個輸贏。他說，平常人們只按表面統計數字來判斷局勢能不能堅持下去，而忽略了心理因素。而在中國人抵抗的精神很強烈，而且準備付出犧牲。他說，即使在華盛頓，軍事權威也只會根據有關部隊、大炮、坦克、飛機等數字來判斷形勢變化，而不考慮部隊的精神和士氣的因素。

（《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卷，第611頁）

這場打賭中，美國的亨培克成了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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