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作為上海市理論社科領域一項重要的人才選育機制，“上海社科新人”評選活動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快成長，對加強本市理論社科隊伍建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為勉勵本市理論社科青年學者潛心治學、勇攀高峰，第十二屆“上海社科新人”評選活動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指導下，由上海東方青年學社于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組織開展，最終評選出19位“上海社科新人”。

“澎湃新聞”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指導下，對這19位青年學者進行了訪談。訪談圍繞青年學者各自的研究領域、學術旨趣、研學經(jīng)歷、治學故事與經(jīng)驗啟示、“上海社科新人”評選活動對于青年學者學術成長的助推作用、個人學術成長與本市理論社科事業(yè)發(fā)展相互促進等話題展開，以期為青年學者的治學提供可資參考的經(jīng)驗與啟迪，成為其學術成長過程中彌足珍貴的有益激勵。

本篇訪談的“上海社科新人”是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世界史系副主任李騰。

李騰教授

澎湃新聞：能不能介紹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內(nèi)容？

李騰：我近年來的主要研究方向是10-12世紀的拉丁西方，具體來說大致可分為三個領域。首先是對“12世紀文藝復興”概念的探究。在閱讀了數(shù)百份多語種文獻的基礎上，我基本厘清了了這個概念從19世紀中期到21世紀初期的發(fā)展演變過程，并對20世紀中期以來占據(jù)主流地位的“哈斯金斯范式”進行了修正，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學界對“12世紀文藝復興”的傳統(tǒng)認識。這個部分的主要成果就是我在《世界歷史》和《史學史研究》等刊物上發(fā)表的若干篇文章，以及我在2023年以“優(yōu)秀”等級結項的國社科青年項目“12世紀文藝復興學術發(fā)展史研究”。其次是分析11—12世紀的政教之爭和神圣羅馬帝國的權力建構問題。我認為，在當時的帝國與教會之間存在著“競爭與模仿”的機制，而且在除了較為官方的文獻之外，許多地方性歷史書寫當中也非常鮮明地體現(xiàn)出了時人對秩序建構的理解。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包括我在《歷史研究》等刊物上發(fā)表的論文，以及我目前正在做的國社科一般項目“主教城市與神圣羅馬帝國統(tǒng)治秩序建構研究”。第三就是從文明互鑒的角度來探索知識流轉與拉丁西方文化轉型的深層動因。我可能是最早向國內(nèi)學界介紹并反思“全球中世紀”這一概念的學者，我自己做了一些基于文本、圖像、考古材料的實證性個案研究，希望從更為宏觀的視野來探究拉丁西方文明的轉型問題。

澎湃新聞：您能向我們介紹一下您的學術經(jīng)歷嗎？

李騰：我本科就讀于山東省的聊城大學，這里是傅斯年和季羨林的故鄉(xiāng)。我至今還能用標準的魯西口音復述老師上課時向我們傳授的“史學研究真諦”：“史學是史料學，史學本身是史料學，史學只是史料學?！蔽疑倌陼r最想研究的是“中西交通史”，對陳寅恪、陳垣、向達、方豪等大家的著作迷得不行，總幻想著有一天“羨君獨步成絕學”。后來考研因為英語沒過復旦大學的自主劃線，就調(diào)劑到了上海大學，跟隨徐善偉老師學習歐洲中世紀史，研究興趣的時間段和地區(qū)發(fā)生了偏移，轉移到了10-12世紀的歐洲。2012年我受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在英國利物浦大學讀博士，論文主題是11-12世紀的圣神論與教會改革、救贖歷史思想的關系。2017年畢業(yè)歸國后，就一直在上海師范大學工作至今。 在您的學術生涯中，遇到過哪些困難？您覺得對于青年學者來說，哪些方面的幫助是很重要的？

在我個人經(jīng)歷中，剛回國的那一年是最有挫折感的。文章寫得很快，但投稿總是石沉大海。那時候曾自我懷疑：是不是我真的不行？我覺得很多從海外回來的青年學者，有時候的確還是不夠成熟。即使我們接觸了許多的新史料、新觀點，但是如何將之以中文言簡意賅、清晰流暢地表達出來，既能彰顯新知、同時又能與既有知識框架相銜接，的確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在那個時候，我的老師徐善偉教授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引導我不要僅僅局限在自己神學思想史的小圈子里，而要更多地從學術史和制度史角度進行探索。除了師長朋友的幫助與鼓勵外，我覺得我們自己也要堅持。我一直用的一個手機屏保就是“Nulla dies sine linea”，提醒自己每天都要閱讀和寫作。這種堅持以及對自己的錘煉和調(diào)整，都非常重要。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青年學者，您覺得當下的學術氛圍是如何促進您個人的研究的？

李騰：現(xiàn)在的學術環(huán)境，的確是蠻“卷”的，這或許也是思想繁榮的某種特征。在時代的洪流和煉爐中，我們沒法“板凳甘坐十年冷”，因為你光坐著不出活，三年就給你把板凳抽走了。但是，在一個相對競爭性較大的環(huán)境中，我覺得人也會比較有斗志，不太容易“躺平”。這倒不是非得和別人攀比，而是我覺得作為學者的一份職業(yè)尊嚴就是產(chǎn)生出新的理解、新的知識，以幫助自己和社會更好地理解過往和現(xiàn)在，也在某種程度上展望未來。所以，我覺得最好的狀態(tài)就是有緊迫感，但不要太有焦灼感。不降志、不辱身，在研究上不追趕時髦，也不逃避真實的大問題。 本市面向青年學者有不少相關的扶持政策，這些政策對您的學術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幫助？

我在2019年曾經(jīng)獲得過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的資助，這也是我獲得的第一項人才計劃資助。此外，我在2019年和2023年兩次獲得國社科基金的資助，這些資助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的研究。這些經(jīng)費可以使我購買研究的圖書，我的研究領域有許多經(jīng)典著作和核心文獻都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雖然現(xiàn)在網(wǎng)絡數(shù)據(jù)庫已經(jīng)十分發(fā)達，但還是有一些經(jīng)典文獻并沒有完全數(shù)字化。另外，上海市的各項人才項目，包括“晨光學者”“曙光學者”以及“社科新人”等，不僅是對學者過往研究的肯定，也是對我們后續(xù)發(fā)展的鞭策。而且，形成了“人才梯隊”效應，使我們馬不停蹄。

澎湃新聞：能不能介紹一下您此次申報“上海社科新人”的相關課題？

李騰：我這次申報的題目是“文明互鑒視野下拉丁西方文明的轉型”，這個課題也是延續(xù)著我近年來的學術興趣。在對“12世紀文藝復興”學術史的研究過程中，我覺得西方學界的整體認識在理論視野上有三個缺陷亟待修正：其一是過度強調(diào)“希臘—羅馬”文化的地位，內(nèi)置了“歐洲中心論”思想；其二，以“古典思想回歸”為主題的研究，弱化了異域思想的影響與拉丁西方自身的特性；其三，相關研究大多將“歐洲”視為一個整體，缺少對歐洲內(nèi)部文化傳統(tǒng)差異以及文化版圖變遷的探討。在這個研究中，我希望探究這一時期拉丁西方文明的傳統(tǒng)知識體系的崩解、新思想體系的形成，呈現(xiàn)拉丁西方文化版圖的特性及其與知識流轉的關系。最后是結合14世紀以降的中西交通史，對“全球中世紀”概念加以批判性反思。我的理想是能夠?qū)⒃鷮嵉膶嵶C研究與具有一定概括性的理論研究相結合，但我也深知這是一個大挑戰(zhàn)。但是，我覺得既然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和平臺，那就努把力再逼自己一下，說不定能做出點東西來。

澎湃新聞：獲得了“上海社科新人”稱號之后，您覺得對于您的課題研究或是學術生涯的展開會有哪些助益？

李騰：我覺得最大的一個幫助是使我有了進一步挑戰(zhàn)自己的動力和勇氣。“社科新人”的評選過程十分嚴格，一切流程都是公平、公開的，和我一起參與評比的同仁們也都是在各個領域?qū)W有專精的中青年骨干。用中世紀的語境來說，獲得“社科新人”相當于獲得了一個重要“學術行會（共同體）”的認可。天下英雄如過江之鯽，憑什么就非得給你老李？因此，我覺得這個稱號既是對我過去的一種肯定，也是對我的考驗和挑戰(zhàn)，還是要靠此后的產(chǎn)出，來看你是不是配得上這份榮譽。

澎湃新聞：您是如何看待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整體的學術研究水平與城市軟實力之間的關系的？

李騰：在我所關注的中世紀盛期，那些偉大的城市，比如巴黎、列日、科隆、科爾多瓦等，之所以產(chǎn)生了強大的文化吸引力和價值觀感召力，核心要素就是這些城市是知識生產(chǎn)的中心。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正是深入挖掘、闡釋和傳播上海這座城市獨特“歷史根系”與“文化基因”的核心支撐。另外，用勒高夫的話來說，中世紀的“知識分子”不僅是知識的傳承者和研究者，同時也是公眾事務的重要參與者。如同中世紀城市通過大教堂、市政廳等宏偉建筑、各種盛大儀式、編年史塑造自身形象，現(xiàn)代城市的軟實力也需要強大且具有感染力的敘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高水平研究，有些能夠展現(xiàn)出城市的風骨與韻味，讓人感覺這樣的想法和文字只有“海派文人”才會發(fā)現(xiàn)這些問題，寫出這種味道。

澎湃新聞：您覺得您的學術研究領域的水平提升將會如何助益于上海的城市軟實力的提升？

李騰：在中世紀史的研究中，非常強調(diào)具體區(qū)域、城市的地方特性，強調(diào)“地方性知識”研究的合法性。雖然我本人并不從事上海地方史的研究，但也經(jīng)常從熊月之、蘇智良等前輩的研究中獲得對中世紀城市分析的靈感。我近年來的主要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中古德意志的“主教城市”，而城市文明的發(fā)達正是中世紀文明發(fā)展的重要維度。因此，理解中世紀時期的城市復興和多種形式的城市構建，為我們理解上海在近代以來成為遠東第一城市的發(fā)展路徑，很有參考價值。我們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學科一直在推動“在上海發(fā)現(xiàn)世界歷史”項目。將現(xiàn)在時興的“citywalk”與上海作為中西文化交融之地的地位結合起來。中世紀盛期的整個拉丁西方就是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典范，我有時候開玩笑說，這個就是帶點“地中海咸味”的“海派”。如果我們嘗試探究不同時空背景下“門戶城市”在文化融合、創(chuàng)新、適應方面的共性規(guī)律，或許還能進一步豐富“海派文化”的內(nèi)涵及其世界史意義。

澎湃新聞：您覺得目前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發(fā)展對于與社科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何種的創(chuàng)新挑戰(zhàn)？

李騰：AI最牛的地方就是能迅速處理海量的文獻。首先說是翻譯方面，無論是拉丁語還是德語，乃至是抄本的圖片，翻譯速度比我快太多了。我自己的感覺是，這種方式使我們迅速獲得了文本中的“信息”，也弱化了中世紀研究中“親密閱讀”的技能。比如拉丁的用詞、語法的復雜程度或水平等等，其實這種語言描述方式本身就給我們帶來了許多信息，如果不能真正掌握和閱讀原文本身，而只是看翻譯出來的中文或者英文，還是有很大差距的。其次就是作為一個強大的輔助工具，GIS技術能呈現(xiàn)可視化的中世紀貿(mào)易路線、修道院網(wǎng)絡以及教區(qū)或教省的管理結構，真的是一目了然！而且，一些比較專門的AI據(jù)說還能快速識別中古抄本、分析字體演變乃至輔助斷代。整體而言，我覺得AI重構歷史信息環(huán)境的技術，對我們中世紀的教學和研究都產(chǎn)生了非常積極的影響。我現(xiàn)在講課PPT里的很多地圖都是通過AI所繪制出來的，非常便于教學。

我們過去說外國史研究有三座大山、語言、文化與宗教，其中語言貌似是最難攀登的。然而，隨著技術的發(fā)展，語言這座大山居然是首先被搬開的。雖然我還是強調(diào)閱讀文本，但我認為中世紀史研究不能像古典學那般重視“語文學”，歷史研究終歸還是要更宏大一些，描繪出時代、制度、思想的流轉演變來。但隨著語言學習壓力的弱化，學者們更要提出有價值的大問題加以探究，將AI作為拓展研究邊界及其呈現(xiàn)方式的有力工具，并借此來反思歷史知識生產(chǎn)的機制。簡而言之，對學者來說，我們應當學會讓AI服務于深化而非簡化我們對復雜歷史世界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