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榮光》的宏大敘事視角:
歷史、符號與革命文化的交融
福建省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理事
閩江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
在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創(chuàng)作領域,《浴血榮光》憑借對歷史敘事的創(chuàng)新性表達以及對思想內(nèi)涵的深度挖掘,以“黨的建軍路線”和“人民就是江山”作為敘事主線,藝術地再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自南昌起義至遵義會議期間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該劇通過宏大的歷史敘事架構起革命歷史的宏觀脈絡,并以精準還原的歷史細節(jié)增強作品的可信度,借助文化符號轉化機制將抽象的內(nèi)涵具象化,成功實現(xiàn)革命文化的傳播,引發(fā)觀眾的情感共鳴與廣泛討論。
01
宏大敘事與歷史真實
《浴血榮光》運用宏大敘事手法,構建出全景式的革命歷史畫卷,串聯(lián)起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井岡山會師、第五次反“圍剿”等重大歷史事件,為觀眾呈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革命的完整歷程。一方面,該劇刻畫了毛澤東、周恩來、葉挺、賀龍、朱德等領導人對時局的把握與分析,并展現(xiàn)了各方博弈的勢力群體,使觀眾能夠全面了解“南昌起義”的必要性與復雜性。另一方面,在進行宏大敘事的同時注重對歷史細節(jié)的“如實復現(xiàn)”。劇中呈現(xiàn)了朱德帶領士兵堅守三河壩的艱難,林彪收集、帶回犧牲士兵身上寫有家鄉(xiāng)地址的紙條,毛澤東為保住革命火種而轉向井岡山、建立工農(nóng)革命根據(jù)地時所面臨的生存困境與戰(zhàn)略抉擇,諸如彈藥、醫(yī)藥、糧食與衣物稀缺等情況。這種細微場景中的稟性刻畫,在不違背史實內(nèi)核的前提下,合理填補了歷史記載的留白,又借由微觀敘事消解了英雄形象的“疏離感”,由此在賦予歷史厚重感的同時,讓觀眾清晰感受到歷史的真切生命力。這一宏大敘事框架既為觀眾提供了審視歷史的宏觀視角,亦通過影視化呈現(xiàn)的方式厘清歷史演進邏輯,進而使觀眾理解中國共產(chǎn)黨在特定歷史語境下的實踐選擇。
02
文化符號的轉換與功能
在電視劇《浴血榮光》中,文化元素與儀式被精心融入敘述肌理,構筑起寓意深刻的符號體系,成為革命文化傳播與意義生成的關鍵載體。
其一,劇中人物被塑造為革命精神與歷史意義的符號載體。毛澤東作為“為窮苦人民奮斗”的典范,始終關注底層群眾,堅持土地革命與武裝斗爭。賀龍“我的命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這一表述,以及周恩來南下廣州失敗后瘧疾纏身、意識昏迷時依舊喃喃低語著沖鋒陷陣,均通過人物的具體言行與關鍵抉擇,將抽象的革命精神轉化為可感的符號形象。
其二,物品與場景的符號化表達?!对⊙獦s光》中諸多物品與場景被賦予了象征意義。例如《國際歌》多次響起,井岡山時期的“紅米飯、南瓜湯”、朱德的布鞋與毛澤東的草鞋等,象征革命的斗爭精神與“艱苦奮斗”的美好品質(zhì)。國共兩黨對戰(zhàn)場景中的槍林彈雨,成為革命斗爭殘酷性的符號,讓觀眾感受到革命勝利的來之不易。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每次建立新的工農(nóng)軍團隊時,聚集大會講話成為凝聚軍心、明確使命的重要儀式。講話過程中,對革命宗旨與目標的強調(diào)、戰(zhàn)略規(guī)劃的傳達,激昂的言辭不僅是信息的傳遞,更成為激發(fā)斗志、強化士兵認同感的符號力量。反復回蕩的口號與宣講,更是成為抵御革命艱難的精神支柱,使觀眾沉浸在革命歷史情境中。
其三,語言符號的張力運用?!盀楦F苦人打天下”的標語重復出現(xiàn)在工農(nóng)軍集會中,這一直白且樸素的語言卻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成為不斷喚醒群眾革命意識的“精神暗號”;南昌起義的口號“河山統(tǒng)一”,朱德的“我們打仗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讓娃娃能吃飽飯”,成為凝聚革命力量的重要符號。
03
革命文化的傳播與共鳴
《浴血榮光》在宏大歷史框架中嵌套細膩敘事,實現(xiàn)了革命精神的具象化傳播,最終達成與觀眾的深度情感聯(lián)結。這一從“革命精神”到“情感共鳴”的實現(xiàn)路徑主要體現(xiàn)為“以人性為橋梁,以細節(jié)為紐帶”的敘事本質(zhì)。劇中摒棄了對革命先輩的“高大全”式塑造,轉而通過衣食住行、情感流露等生活化細節(jié),賦予英雄人物以血肉肌理,讓觀眾在“可知可感”中建立情感認同。尤以毛澤東的形象塑造具有代表性,他看到撥浪鼓便想念遠方妻兒,堅持與工農(nóng)兵同甘共苦穿草鞋,在分糧與分地時細致考慮貧苦群眾的需求,將“人民情懷”具象為遞出糧袋的動作。這些細節(jié)場景的鋪陳,凸顯出“凡人底色”,他既是運籌帷幄的革命者,也是體恤底層的踐行者。同理,賀龍說“我的命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朱德“做扁擔下山挑糧”的場景等,各個場景背后,都體現(xiàn)了他們對革命信仰的堅守,使“堅定信念”在具體行為中擺脫抽象概念的束縛,傳遞出革命信仰的真實溫度。
此外,對先輩英雄革命精神的深刻詮釋,尤為顯著地體現(xiàn)于“悲壯美學”的藝術建構之中。革命歷程中,犧牲在所難免,每一場戰(zhàn)役的勝負背后,均承載著鮮活生命的消逝與歷史的沉郁。該劇在刻畫烈士“犧牲”之時,避免落入刻意煽情的窠臼,轉而以一種“克制的力量”引領觀眾深切體悟革命的沉痛代價,進而達成對革命先輩“不懼犧牲”的崇高精神認同。盧德銘、王爾琢、夏明翰、陳芬等烈士的犧牲場景,非但未肆意渲染血腥,部分甚至采用第三者復述的敘述策略,“慢鏡頭下的眼神”“未寄出的家書”“戰(zhàn)友的沉默哀悼”等視覺元素的運用,以強烈而深沉的悲壯感直擊人心。此種“真實的悲壯”不僅超越了簡單的說教,更以內(nèi)斂的美學張力,推動觀眾從“情感共鳴”升華至“價值認同”,使“革命精神”得以從歷史記憶轉化為當代人對“信仰比歲月堅強”的深刻省思。
《浴血榮光》之所以備受矚目,其精妙之處在于該劇成功跳出了革命歷史劇的傳統(tǒng)說教框架,轉而通過宏觀的歷史視野與微觀的細節(jié)刻畫、豐富的文化符號運用、深刻的情感共振機制以及獨特的悲壯美學構建,共同營造出一種基于歷史真實的藝術表達,進而實現(xiàn)與觀眾之間深層次的情感共鳴與價值認同。這一敘事實踐,不僅使歷史轉化為可感知、可觸摸的“生活印記”,更將其熔鑄為照亮當下的精神燈塔。正如劇中毛澤東所言“我們打仗,是為了讓后代不用打仗”,這種跨越時空的“守護”與“傳承”,不僅彰顯革命文化的深遠價值,更在當代社會中展現(xiàn)出最為動人的傳播效能,成為連接歷史縱深與現(xiàn)實維度的精神紐帶。
《浴血榮光》的藝術成就,不僅在于精湛的敘事技巧與深邃的思想內(nèi)涵,更在錨定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將革命文化轉譯為激發(fā)當代生命力的影像藝術。這種將宏觀歷史與微觀細節(jié)深切契合、符號與革命文化深度融合的創(chuàng)作,既實現(xiàn)了對革命歷程的藝術化重構,更完成了革命文化從歷史記憶到當代精神資源的轉化。這一轉化過程,不僅是對歷史的致敬,更是一次對革命文化如何在當代有效傳播的路徑探索,為理解歷史敘述與革命文化傳承的內(nèi)在關聯(lián)提供了典范。
來源 | 福建文聯(l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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