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大釗沒有動刀動槍，也沒公開攻擊張作霖。

可最后，張作霖卻親自簽署了處決令。

一個北洋軍閥，為何如此緊張？他怕的，究竟是什么？

京城局勢緊繃，誰也不敢松口氣

北洋政權進入尾聲那幾年，最怕的就是“亂”字，北伐軍越打越近，南方的攻勢像一把推土機，一寸一寸逼過來。

張作霖當時手握實權，名義上是陸海軍大元帥，實際上是北京的臨時主人。

北京城街頭兵力調動越來越頻繁，奉系的憲兵和警署每天都在抓人。

大街上，一輛一輛軍車不斷穿梭，不是送兵，就是送人去總署盤問。很多人被抓進去就沒再回來。

北京大學成了重點監(jiān)控對象。學生常常三五成群，進進出出。

警探混在學生里，打聽消息。尤其是那些貼在胡同口、宿舍門的標語，只要出現(xiàn)“反軍閥”“聯(lián)合抗戰(zhàn)”幾個字，就立刻撕掉。

李大釗當時人在北京，公開身份是北大圖書館主任，私下里在推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

沒鬧過街頭暴動，可張作霖盯他不是一天兩天。

東北來的情報，已經(jīng)清楚寫著：李大釗和蘇聯(lián)關系密切，在北京建立起一個秘密聯(lián)絡網(wǎng)，還跟奉天、天津都有往來。

張作霖坐在陸軍部，桌上攤著厚厚一疊情報。

有人勸他：“看著辦吧，這種人，一動就大事?！睆垱]說話，只把那疊文件往后一推。一眼沒多看，卻記住了每一個名字。

奉系有個內部會議，提到要不要和南方談判，李大釗被列為“輿論壓力點”。

理由是——他人不多，聲音很大，學生、報人、工人都聽他的。

李大釗這個名字，變成了一個信號，誰碰誰麻煩。

　一紙逮捕令，壓下北京半座城

真正出事是在1927年4月初，清明前兩天，天陰，雨細，整個北京城都罩在潮冷的霧氣里。

就在這樣一個早晨，蘇聯(lián)大使館突然遭到突襲。

沒有預警，沒有外交通知，一隊憲兵和特務科軍警，分三路破門而入。

沖進去的，是奉系憲兵司令部直屬突擊隊，頭戴鋼盔、全副武裝，帶著特制的搜索令。奉張作霖之命，目標明確——抓人、查檔、封樓。

李大釗正在大使館內，他是以中俄顧問身份協(xié)助交涉事務，表面上在處理外交函件，實際上已經(jīng)被奉系認定為“蘇聯(lián)在華主要聯(lián)系人”。

他沒有反抗，也無可反抗。

幾名憲兵一擁而上，當場銬住了他，沒說一句廢話，直接押解回憲兵司令部。

隨行帶走的，還有從使館搜出的文件十幾箱、油印宣傳資料百余份、俄文電報若干，以及幾名蘇籍人員。

消息沒有第一時間公開，只在奉系軍政系統(tǒng)內部傳開。

北京幾家大報收到“內線風”，但誰都沒敢碰，一字不提。

張作霖當晚在中南海開會，會上只有三人：張景惠、楊宇霆，還有特務司令段芝貴。

張作霖批了一紙親簽令，上面六個字：“不許保、不許請?！?/strong>再往下寫了一行：“家屬、律師、旁人，概不接見?！?/p>

落款：“張作霖。”印泥按得極重。

理由寫得簡潔：“通外勢力，謀亂國本?！?/strong>

李大釗被關押的，是憲兵司令部的地牢。原為清朝舊時刑訊所，后被奉系改建。地下一層三間，外墻三層磚石包裹，鐵窗死封。

進出口僅一扇鐵門，日夜有兩名持槍憲兵站崗，飯菜由“特灶”專送，不準家屬送物。

每天提審一次，不審就不讓吃飯，提審地點是正門右側的軍法廳，三張椅子，兩盞燈，墻上貼著“嚴防詭辯”四個大字。

他進去那天是清明，外頭細雨紛飛，再出來，已是尸體火化之后。

張作霖的用意很清楚，他不是不知道李大釗名聲大，也不是不知道這人曾是北大教授、五四運動領頭人。

他怕的不是李個人，而是李代表的網(wǎng)絡、背后的人和看不見的組織。

蘇聯(lián)特使曾就使館搜查提出抗議，外交部一度建議緩辦，張作霖擺手駁回。

有人勸他暫緩，也有人從南方傳話，說蔣介石的意見是“早處置，免夜長夢多”。再拖，只怕有人串聯(lián)抗議。

張只說了一句：“留著有禍?！?/p>

三天后，軍法處開列處決名單，二十人，李大釗排在第一。

這不是普通程序，也不是通常死刑流程。沒有公審，沒有律師，沒有申訴，沒有遞解流程。

行刑地點設在，西交民巷憲兵司令部后院，圍墻高三米，絞刑架提前搭好。

行刑人是東北憲兵旅調來的，戴黑面罩，執(zhí)行后即遣返回旅部。

4月28日下午，北京的風特別大。落葉卷著灰塵，從西長安街一直卷到東單，天灰壓壓的。

行刑時不準圍觀，亦無記錄，只是執(zhí)行完后，將遺體交由西城殯儀館，理由只寫了四個字：“軍法處決”。

當天深夜，軍法司下令：“封鎖消息、嚴防傳播。”次日中午，北京各大報社接令：不得報道、不準登載、不準暗示，違者主筆問責。

盡管如此，消息還是從北大傳開。

李大釗任教北大十年，圖書館仍保留著他的桌位。當天午后，有館員發(fā)現(xiàn)他的辦公桌沒有被收拾，茶杯半滿，蓋子沒扣。

學生自發(fā)在圖書館前默哀。鐵門用鎖鏈鎖住，門口放著一封未署名信函：“先生之志，不死于絞索。”

下午三點，全體北大文理學院罷課。北洋政府教育總長趕赴校方斡旋，被校務長擋在門外。

現(xiàn)場沒有喊口號，也沒有示威，只是靜靜站著，墻上白布、黑字，寫的是：“北圖無主?！?/p>

憲兵開始在北大周邊巡邏。警備司令部下達命令，北平警察廳三日內不得批出任何集會申請。

新聞紙全城抽查，連《順天時報》都在頭版空出整欄，只寫了一行小字：“因版面原因，暫停刊載?！?/strong>

北京一下子安靜了。不是沉寂，是壓制。壓得人說不出話，喘不過氣。

事實上，李大釗與張作霖，從未正面交鋒過。

一個是書生，從五四運動講壇到北大講席；一個是軍人，從奉天前線一路殺將到北京督辦。

二人素無往來，也無直接恩怨。

可李做的事，正是張最怕的。

張作霖怕的，不是刀槍火力，而是輿論之風、學生之動、思想之涌。

他打慣了仗，見過刺刀見紅，卻拿這種“傳單能致命”的事沒法子。

他需要的是穩(wěn)定，東北剛定局，奉天財政剛歸攏，中東鐵路談判剛起步，不能出亂子。

而李大釗手下，有學生、記者、工人、翻譯、圖書館員；有印刷機，有宣言稿，有秘密聯(lián)絡站。

工廠工人串聯(lián)，從西山煤礦到天津碼頭，一路全是李牽的線。

張作霖的情報科，盯著北大盯了三年。

某次截獲一封信件，信中寫明“準備在五一前印發(fā)工會號召書，爭取天津鐵路工人響應”。信尾署名“潤之”，內容與李曾講過的一篇講演高度一致。

張作霖在情報件上紅筆圈了三個點：“北大、蘇使館、天津工會”。

情報科長遞上話：“這股火，再不熄，燒到奉天也不是空話?！?/p>

張靜了半晌，把茶碗一放，抬頭道：“查，全查?！?/p>

72小時內，三十七人被捕。李大釗不是唯一，也不是最先。但卻是最“扎眼”的那一個。

俄國顧問有兩名，天津鐵路局聯(lián)絡員一名，北大印刷房管理員一人，還有兩家通電小報的編輯全被帶走。

奉系動手極快，手法干凈，不給外界留口。

有人替李求情，說他無錢、無槍，只講文章理氣。張只回了一句：“理，講多了，也能死人?！?/p>

到了這個時候，他已不再信文化人無害。他清楚，李不是個人，而是體系。

南方來的人、莫斯科的電報、北方的學生、天津的碼頭工人、北京的報紙——每一條線都通到李。留一個口，就是放一線風。

北洋軍閥擅長打仗，也怕打這種仗。

槍能看，電報能截，金錢能封；最難防的，是思想——無形、無聲、無孔不入。

這不是張作霖第一次下狠手，也不是第一次殺人。他打土匪、平兵變、剿山賊都不手軟?？蛇@一次，他真正怕了。

不是怕李這人，是怕那股“講理”的風一旦起來，從課堂吹到報館，從報館吹到街頭，從街頭進到軍營，那時，就不是他一個東北王能壓得住的了。

一樁絞刑，封住多少人的嘴

行刑那天，京城天灰，風大，憲兵從早上六點就封鎖了附近。李大釗被提出來，雙手綁緊，腳步穩(wěn)。

沒有告別，沒有讀刑文，沒有親屬到場。奉系怕的就是這個人再開一次口。

旁邊十九人一同被處決，全部用絞刑。按軍法，“通外謀叛”，不準槍斃，必須示眾，又不許流血。這是張作霖親自批的行刑方式。

執(zhí)行完畢后，棺材直接送殯儀館，不許家屬認領。連骨灰盒，也不許寫名。就一個編號，一串數(shù)字。

奉系下了禁令：李大釗三字不得公開刊登。所有書籍、報紙、講義，凡出現(xiàn)一次，即查封。

北大有位講師，講課時不慎提了“李”姓，被叫到警署談話兩小時，之后停課，調離。

學生悄悄傳著一張名單，二十個名字，李在最上。

沒人敢公開哀悼，也沒人敢登報道歉。

憲兵還在查，還在找他留下的資料、信件、名冊、翻譯稿。圖書館后面的辦公室，沒人敢進。那張辦公桌，一直空著，沒人敢碰。

張作霖以為，一紙軍令能平息一切。

可沒想到，這件事之后，北平的學生越聚越多。外地的也來了，從保定、天津、濟南都趕來。

有個天津女中學生在課堂上朗誦李寫的文章，當天被學校記過。第二天就退學了。

憲兵從此每天盯緊圖書館、燕京大學、輔仁、清華。凡有人聚集超過三人，就驅散。凡有人傳稿件，就查宿舍。

張作霖后來說了一句話：“這人雖死，還在生風?！?/p>

絞刑，只封得住人，封不住人心。

他也明白，這種仗不是靠兵打的。這件事，成了張作霖政生涯里最大的一場“內戰(zhàn)”。

李沒流血，卻震動整個北京。

參考資料：
1. 《李大釗傳》，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
2. 中國共產(chǎn)黨新聞網(wǎng)：“李大釗被捕經(jīng)過與犧牲”專題
3. 新華網(wǎng)資料檔案：《1927年張作霖處決李大釗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