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動化、人工智能、遠程辦公等科技進步，極大地提升了生產(chǎn)力，理論上，我們應該能用更少的時間完成同樣的工作，從而獲得更多休息。但現(xiàn)實卻恰恰相反，科技越先進，工作時間反而越長，尤其是在高科技企業(yè)，“超長工時”幾乎成了常態(tài)。

為什么會這樣呢？工作真的無法減少嗎？

時間是生產(chǎn)過程中的關鍵要素，這是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他同時也提出，時間代表了自由與剝削之間的對立，對自由時間的爭奪成了勞資雙方之間的突出矛盾。

更糟糕的是，在企業(yè)環(huán)境中，勞動者不僅被工作時間束縛，還要受到考勤、績效考核、監(jiān)控系統(tǒng)等嚴格的管理控制，而且這種不自由不是只存在于某些公司，它是一種系統(tǒng)性的不自由。換工作只是從一種被控制狀態(tài)切換到另一種，而不會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

然而，人們的生活似乎并沒有隨著勞動時間的增長而改善。

這就出現(xiàn)了兩個核心問題：

第一，超時工作為什么沒有解決貧困問題。

過去，在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中，勞動所得在國民收入中占據(jù)較大比例，但隨著全球化和技術革命的推進，尤其是在信息化和自動化的背景下，這一比例持續(xù)下滑。技術替代人工成為常態(tài)，許多傳統(tǒng)的勞動密集型崗位被自動化替代，而收入的大頭，越來越多地流向了資本端。

這也引出了第二個核心問題，技術進步為什么沒有帶來工作時間的減少？

技術進步本身并不會自動改善勞動者的工資和福利，資本家傾向于利用技術進一步壓縮成本、榨取效率、提高利潤。結果就是，技術沒有減少人的勞動量，反而成為加速剝削的工具。哪怕是中產(chǎn)階級，也很難幸免于高壓工作、過度加班、身心俱疲的宿命。

“努力工作就能改善生活”這一社會信念，正面臨著挑戰(zhàn)。也正因此，對工作時長的討論才顯得如此重要。

所以作者提出了“星期五不上班”政策。作者認為，應當通過減少過度工作，縮短工作時間，改善工作條件和社會福利，讓勞動者擁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從而追求更有尊嚴、更有質量的生活。

此外，作者認為還有兩大理由推行“星期五不上班”政策，那就是推動性別平等和環(huán)境保護。

更少的工作時間讓女性能有更多機會參與社會活動、發(fā)展自己的職業(yè)生涯，不再被家庭責任全面束縛。而讓所有人都擁有更多自主時間，也能促使男性更多參與家庭事務，從而打破家庭事務“女性優(yōu)先承擔”的舊模式，從根本上改變男女在家庭和工作中的不平等地位。

除了性別平等，作者還提出了更宏觀的考慮——環(huán)境保護。當人們擁有更多自由時間，他們更可能選擇步行、騎行或公共交通，也更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自己烹飪、減少不必要的消費，從而降低整體能耗。

但問題來了，該如何推進這項政策呢？

現(xiàn)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可行性，因為有了民意支持和技術進步，一些國家的試點也證明了這種可行性。

但是，工作時間的長短，本質上關乎財富與權力的分配，而不是單純的技術進步。因此，要讓勞動者真正享受到技術進步帶來的紅利，必須通過政策調整、集體談判和社會共識來推動。

梳理作者的建議，我們可以找到推動工時改革的三大關鍵：

第一，自上而下的政策驅動。

從歷史經(jīng)驗來看，幾乎所有的工時改革都離不開政策干預，由政府立法主導，將改革變?yōu)楝F(xiàn)實，而不是個體努力的奢望。

但制度不僅要“立起來”，更要“兜得住”。政府需要通過提高最低工資、設定加班上限、調整稅收政策等，保障工時減少不會導致勞動者收入受損。工會在其中扮演橋梁角色，確保勞動者權益不被忽視，政策也能真正落地。

第二，社會基礎設施的完善。

縮短工時的可行性，取決于社會支撐體系的完備程度。一個社會若缺乏完善的公共托育、教育、醫(yī)療等基礎設施，勞動者即便少了工時，也可能被生活壓力逼回加班狀態(tài)。

一套健全的制度體系，能夠減少企業(yè)對超時工作的依賴，倒逼企業(yè)提升效率、優(yōu)化管理。

第三，文化價值觀的轉變。

要推動工時改革，必須改變“長時間工作”被視為勤奮的理念，讓“高效工作、充分休息”成為新的社會共識。當減少工時被視為提高生活質量、激發(fā)創(chuàng)造力的積極行為，而不是個體的懶散選擇，社會才會更容易接受這一變革。

文化的轉變，要求我們從社會層面重新審視“成功”和“價值”這樣的標簽，不是只有忙碌才值得被尊重，創(chuàng)造性、健康、陪伴與成長，同樣是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