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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廣播“終戰(zhàn)詔 書”，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圖為日本天皇在議會宣 布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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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8月15日的《大公報》

徐 焰

自80年前裕仁天皇在廣播中念了那份只稱“終戰(zhàn)”而不明言戰(zhàn)敗的詔書后，日本在事實上接受投降，但其高層長期以來大多不愿承認對外侵略罪行，首腦講話往往只稱戰(zhàn)時政策發(fā)生“錯誤”而鮮少公開道歉。日本國內輿論又屢屢渲染戰(zhàn)前少壯軍人“下克上”冒犯高層，例如描繪“二二六”兵變的不少影視作品都突出了下級官兵對重臣行兇時刀槍齊下的血腥場面，這雖然是自曝家丑，卻也就此把罪責向下轉移，日本官方所編歷史書籍也常聲稱一線軍官在外“擅自”行動突破了當時政府“不擴大”的方針。

不過，了解戰(zhàn)敗之前日本國情的人卻都知道，那是一個下對上要嚴格服從的社會，軍隊內又等級森嚴，一批少壯軍官怎么可能越過上級挑起舉國動員的對外侵略戰(zhàn)爭呢？如果仔細研究當年日本“官—軍—財抱合”的體制，就能戳穿那些試圖洗白上層罪責的手法，也會明白為什么那些人的戰(zhàn)爭罪責多年來得不到徹底清算。

軍政高官和財閥是侵略主謀

在對外侵略戰(zhàn)爭中，日本軍人的兇殘讓世界驚駭，細究根源，一定程度上在于西方“優(yōu)勝劣汰”的帝國主義法西斯觀念與日本國內武士傳統(tǒng)的畸形結合。古代日本列島長期面臨大名或軍閥割據，他們培植出社會上的專職武士階層，并造就其為上拼死效命和對下無情殺戮的“羊狼兼?zhèn)洹毙愿?。明治維新前后，日本社會出現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武士階層名義上被取消，其眾多成員變成職業(yè)軍人。日本舊軍隊特別是陸軍保留著諸多派別，上下級中又保留了主奴式封建傳統(tǒng)，一些少壯軍官在派系爭斗中往往會聽命于“主子”，充當對異己斗狠的打手。

1868年正式開始明治維新后，天皇由宗教領袖變?yōu)槿毡咀罡叩膶崣嘀髟祝^去各藩分立的軍閥武裝統(tǒng)一成“皇軍”。日本當時一些規(guī)模不大的工商業(yè)主，把握時機發(fā)展成為資本主義性質的大財團，并充當軍政勢力的支柱。明治初年形成的財力最強財閥之一的三井財團，就為建立“皇軍”貢獻了大批資金。日本發(fā)動所謂“日清戰(zhàn)爭”（中國稱甲午戰(zhàn)爭）時，年財政收入只有8000萬日元（當時匯率是1日元約合中國一塊銀元），是各財團牽頭在全國籌集了2.5億日元，才保證日本發(fā)展軍工業(yè)并打贏那場戰(zhàn)爭。這場掠奪之戰(zhàn)從中國得到的賠款和繳獲品共計2.9億兩白銀，折合3.6億日元，日本政府隨即用戰(zhàn)爭獲利酬謝三井等大財團，這又刺激了官、財、軍三界的擴張野心并形成“以戰(zhàn)致富”的侵略國策。

甲午戰(zhàn)后日本繼續(xù)不斷對外侵略，上層分工是“官”決策、“財”保障、“軍”出手。不過，三方“抱合”時也常出現分歧。他們的擴張思想雖然一致，但計較收益的財閥因害怕賠本而相對謹慎，迷信“武士道”的軍官中卻充斥著狂熱的“愣頭青”。因為后果難料，政客、財團和老派軍官在開戰(zhàn)時往往講“緩進”并在幕后觀望，少壯軍人卻以“決死”態(tài)度出面挑事，若不成功則要充當“替罪羊”來承擔責任。

1931年日軍挑起的“九一八”事變，曾被日本描畫成關東軍幾個參謀的“擅自行動”。但其實，那就是一場前后臺配合演出的欺人把戲。當時日本正面對世界性經濟危機，經濟總量下降1/3，上層便想通過侵略中國東北來振興經濟，“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在其國內成為一時的口頭禪。不過，官方和財團擔心美英會采取經濟制裁，軍部高層也有顧慮，便授意關東軍的二流軍官充當“出頭鳥”。在沈陽下令開火的是三個佐級參謀土肥原賢二、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事先裝作不知情，交戰(zhàn)后見東北軍未抵抗才下令全軍行動。關東軍占領沈陽、長春等要地時，日本政府向國際上宣布“實行不擴大方針”，軍隊卻迅速實施全面占領。見美英沒有制止，日本高層便批準建立“偽滿洲國”，并對土肥原、板垣等人加官進爵。這哪里是什么少壯軍官的“擅自”行動呢？

“官軍財抱合”背后的復雜肇因

熟讀日本歷史的人會發(fā)現，財團和政界高層的名字很多都是“太郎”“一郎”“龍一”等，這是日本在歷史上長期實行“長子繼承制”的原因。中國從漢武帝為削弱豪強而實行“推恩令”起，總體上是讓兒子們平分家產，于是就有了“富不過三代”即大家族財產到孫輩就會分散之說。日本流行家產由長子代代相傳，二戰(zhàn)前的4萬家大小企業(yè)和商戶多數都是“百年老店”。明治維新后建立的官僚體系，高層很多是出自財團的代表，往往也帶有世襲性。這種體制導致權力和財富世代集中于極少數家族，日本戰(zhàn)前的四大財團即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就掌握了國內半數工業(yè)生產，它們的態(tài)度極大影響了當時日本政府和軍部的決策。比如日軍占領中國東北后，三井等財團馬上跟進“開拓”掠奪資源，獲得暴利后滋長的擴張野心又讓它們贊成繼續(xù)向華北、華中侵略擴張。

細看戰(zhàn)前日本軍官的名字，則是常以“次郎”“賢二”“三郎”和“四郎”等多見，這主要是因家中諸子除老大外在成年后需要出去創(chuàng)業(yè)。在古代，這些人往往充當下級武士、出家或淪為浪人；到了近代，考軍校升軍階成了一個新的出路，長子當軍官者也多出自沒多少財產的家庭。戰(zhàn)前日軍尉官收入不及大學畢業(yè)生，如果結婚成家就會頗為困窘，晉級少佐工資會升3倍以上，因而有“貧乏的尉官，富庶的佐官”之說，升將官后更能獲得高層富豪級享受。1937年全面侵華開始前，日軍總數限制在30萬人左右，其中軍官定額只有4萬多，要想晉升主要靠戰(zhàn)功和長官賞識這兩條路。不少想升遷的下級校尉因此盼望開戰(zhàn)，并且攀附某派長官，為其賣力成為“死黨”。

戰(zhàn)前日軍高層不僅有地域性派系，還在三個主要侵略方向即侵華、攻蘇或劫掠南洋的選擇上出現不同意見，另外他們同政界也有軍費分配之爭。對于內部分歧，那些殘暴的軍頭也往往想以暴力解決，因為自己“不便出面”，轉而讓下屬動手。“九一八”事變前后，日本國內一再發(fā)生刺殺首相、大將和其他重臣的事件，兇手幾乎都是尉級軍官。比如1932年，一群年輕軍官闖入首相犬養(yǎng)毅家對準他的腦袋開槍，原因就是這位老臣反對增加軍費。后來，兇手卻因一些軍政要人稱他們是出于“愛國心”而受到特赦。1936年2月26日，當陸軍出現“統(tǒng)制派”和“皇道派”的激烈對立時，幾位大尉青年軍官帶領大約1400人在東京兵變，殺死多名有大將軍銜的大佬重臣。“二二六”兵變之前，多位“皇道派”將領秘密對叛亂者表示支持，并說他們想襲擊的人“該殺”。只是此事引發(fā)天皇震怒后被壓制，多名尉級軍官被處死刑，支持他們的高層人物卻未受追究。后來日本當局和一些媒體稱這些事是“下克上”，了解內情的人卻清楚不過是“上克上”的高層內訌而已。

日本財團對軍界內訌表面不予參與，實際上卻認為“皇道派”主張北攻蘇聯撈不到油水，主張侵華的“統(tǒng)制派”得到其暗中支持而在“二二六”兵變后主導了軍部。日軍侵占中國東北后5年間，日本國內經濟總量翻了一番，財閥獲大利的同時下層民眾收入也大多有所增加，這就促成了日本社會出現擁護侵略擴張的狂潮，那些對外滋事的少壯軍官由此成了受擁戴的“國民英雄”。這種惡性刺激使官、軍、財三界一致要求擴大戰(zhàn)事，日本侵略戰(zhàn)車就由中國東北進一步開向大半個中國，甚至沖到太平洋戰(zhàn)場而無法剎住。

東京審判為何留下“歷史缺憾”

中國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抗戰(zhàn)，加上美國在太平洋戰(zhàn)爭初期吃虧后不久便轉入反攻，使日本軍方的消耗大大超過掠奪所得，國內財閥不僅發(fā)財夢破滅還面臨輸光老本的局面。1944年下半年起，日本主要財團和代表他們的政客就私下商議要盡快與美國議和，天皇也派“御弟”高松宮在瑞士主持對美密談。1945年2月，幾百年間傳承下來的日本頭等權貴、戰(zhàn)前首相近衛(wèi)文麿匯集政商意見密奏天皇，說戰(zhàn)敗已不可避免，想要保存“國體”就須犧牲軍界，尤其是讓從“滿洲事變”起就打先鋒的軍官們承擔責任。

在瑞士的秘密談判交易中，美方出于盡快結束戰(zhàn)爭以減少自身損失，同時在戰(zhàn)后控制日本以抗衡蘇聯的考慮，于1945年夏初同意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基礎上可以保留天皇制。起初，天皇還想繼續(xù)討價還價，但當年8月上旬蘇聯出兵以及美國原子彈轟炸廣島和長崎后，他在御前會議上決定接受美國的條件。當時，日軍主要頭目大多認為日本還有700萬兵力，本土還未被攻入，不愿接受投降，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在御前會議上就叫嚷要死戰(zhàn)到底。不過，日本天皇的“圣斷”得到政府文官和財團支持，軍隊沒有政界和財力支持就無法再打下去，阿南等軍頭隨即在家中自殺，東京城內鬧事拒降的少壯派軍人也只好在廣場上向自己頭上開槍。此時已經退位多時并在家中閑居的原首相東條英機也對自己的心臟開了槍，卻因打偏而被搶救過來，當時的新任陸軍大臣下村定還罵他不肯“到法庭上為天皇承擔責任”。這段日本軍國主義高層內部爭執(zhí)的歷史及其結局，也清楚說明了誰才是日本侵略戰(zhàn)爭的最主要操控者。

日本無條件投降后，美軍40多萬兵力進駐日本本土，并根據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要求在東京主持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后判處7名甲級戰(zhàn)犯死刑，其他一些戰(zhàn)犯分獲無期徒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懲處這些戰(zhàn)犯雖然伸張了正義，但審判也留有遺憾，那就是遭受懲處的主要是“光頭軍閥”，日本皇族因為美國事先的承諾而不被追究（包括指揮南京大屠殺的朝香宮鳩彥王），財閥們也安然無事。美國時任副國務卿、原駐日大使格魯在給白宮的報告中就說：“日本的大企業(yè)家在戰(zhàn)前和今后都是我們的朋友”。美國在日占領當局當時只解散了三井財團，而且也只是讓其分拆成幾家公司，其他財團在戰(zhàn)后還是名牌企業(yè)，并在產業(yè)鏈上依附美國資本并引進新技術實現升級。被日本及其相關企業(yè)強征勞工的中韓等國受害者在戰(zhàn)后一再要求賠償，但相關訴求長期以來難以得到公正回應。

出現這些歷史的缺憾，關鍵癥結在于美國在二戰(zhàn)后出于自身戰(zhàn)略需求，對日本財團采取利用和收編政策，日本天皇制也得以保留，一些在侵略戰(zhàn)爭期間代表工商利益的政客戰(zhàn)后繼續(xù)當政。比如二戰(zhàn)時的工商相、甲級戰(zhàn)犯岸信介（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20世紀50年代還當上了日本首相。這批自身就背負戰(zhàn)爭罪的人當政并繼續(xù)操控日本政經界，他們怎么會去徹底清算國家侵略罪行呢？因此，我們回顧歷史，在強烈譴責當年侵略者在戰(zhàn)場上所犯暴行的同時，還要深究日本國內的深層原因，并以此為戒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復活，堅定捍衛(wèi)來之不易的和平。（作者是軍史專家、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