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過錯誤的同志，也是同志！”

1935年1月，黨中央在遵義召開會議，否定了當時核心領導人博古的“左”傾錯誤。

這次撥亂反正，使得紅軍隊伍轉危為安，也讓博古離開了黨中央的核心領導位置。

那么在這次會議后，博古怎么樣了呢？

實際上，即便犯過錯誤、受過批評，博古依舊為紅軍的革命事業(yè)做著自己的貢獻，即便不是“紅花”，也甘當“綠葉”。

只可惜，這樣一位寬容大度的同志，卻在39歲那年，劃上了生命的休止符。

博古同志逝世后，全黨上下悲痛萬分，也知曉了他臨終前，最后的一樁心事：尋找長女。

博古為何英年早逝？他想要尋找的這位長女，又究竟身在何方？

革命之路

實際上，博古這個名字，并非他的本名。博古，原名秦邦憲，老家在江蘇無錫。

1925年，上海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當時正在上海大學念書的秦邦憲，也加入了這次學生運動。

“五卅運動”結束后，秦邦憲心中的革命理想也被點燃，便在不久之后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一年之后，懷揣著滿腔的革命熱情，他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航班。

在秦邦憲看來，已經(jīng)建立起社會主義政權的蘇聯(lián)，無疑是一片“圣地”。

初到莫斯科大學留學時，秦邦憲為了更好地融入當?shù)丨h(huán)境，便給自己起了個俄文名字：博古諾夫。

在這之后，他便開始使用“博古”這個名字，回到國內(nèi)后也是如此，后來的1930年，蘇聯(lián)爆發(fā)了政治動亂，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各個大學。

博古所在的莫斯科大學，是蘇聯(lián)的頂尖高等學府，也處在這場風暴的最中心。

并且在當時，中國國內(nèi)的共產(chǎn)黨力量，也面臨著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

種種原因之下，博古選擇了回國，這既是為了挽救革命，也是為了明哲保身。

博古剛剛回國時，中共中央的話語權還在向忠、李立三等老資歷的共產(chǎn)黨人手中，面對國民黨的“圍剿”，他們定下的方針，卻是在“照搬教條”。

在當時，他們堅決主張“先攻下重要城市，再輻射周邊農(nóng)村”的作戰(zhàn)方略。

這種作戰(zhàn)方略在俄國行得通，但在當時的中國，是行不通的。

李立三

后來的戰(zhàn)略失敗，也印證了他們指揮的不合理，而在回國伊始，便對“城市——農(nóng)村”戰(zhàn)略高舉反對大旗的博古，聲望也就漸漸高了起來。

1931年，博古得到了共產(chǎn)國際的支持，成為了中共中央的“一把手”。

因為博古年紀尚輕，且沒有多少打仗的經(jīng)驗，共產(chǎn)國際還派了李德作為軍事顧問。

博古的缺點，也正在于此。

對于軍事方面的東西，博古在此之前從未接觸過，對于李德這一軍事顧問，也產(chǎn)生了過度的依賴。

只不過他沒想到，自己的稚嫩、青澀，將會在日后給紅軍隊伍帶來多么深重的危機。

知錯能改

隨著時間的推移，國民黨的“圍剿”之勢愈演愈烈。

在當時，國民黨軍隊軍備先進，幾位將領也都是黃埔軍校出來的軍事人才，幾次“圍剿”行動，讓我軍吃盡了苦頭。

可面對此情此景，博古自己想不出什么解決辦法，軍事上的事，幾乎全權交給了軍事顧問李德。

但李德此人雖是軍事顧問，但其軍事素養(yǎng)，其實也并沒有比博古強多少。

之后的第五次反“圍剿”中，由于兩人的錯誤指揮，險些讓紅軍有生力量全盤覆沒。

直到遵義會議舉行，在軍事上確立了新的“三人組”指揮，紅軍的革命形勢才轉危為安。

博古雖然離開了指揮的位置，但也深刻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

第五次反“圍剿”成功后，博古對自己做出了批評，并在之后的工作中，積極地充當起了“綠葉”的角色。

這之后，紅軍在陜北建立了根據(jù)地，而博古則積極地參與了根據(jù)地的建設工作。

不僅如此，在之后的西安事變中，博古也飛往西安，積極促成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無論是在之后的抗日戰(zhàn)爭，還是解放戰(zhàn)爭中，博古都盡自己所能做出貢獻。

拋去曾經(jīng)的錯誤來看，博古對我黨的革命事業(yè)，的確稱得上是任勞任怨、一腔赤誠。

在他為革命事業(yè)揮汗流血的背后，則是他顛沛流離的愛情和家庭。

博古的初戀，也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名叫劉群先。兩人相識于蘇聯(lián)，也在蘇聯(lián)結了婚，并育有兩兒兩女，共四個孩子。

遺憾的是，在后來的蘇德戰(zhàn)爭爆發(fā)之際，劉群先剛好身在莫斯科，在莫斯科保衛(wèi)戰(zhàn)結束后，她便不見了蹤影。

劉群先

博古內(nèi)心悲痛萬分，他不僅失去了愛妻，就連他們的大女兒秦摩亞，也不知所蹤。

早在1933年的時候，為了躲避國民黨反動派對家人的迫害，博古和劉群先便將孩子送到了劉群先的姐姐家里養(yǎng)著。

劉群先的姐姐家條件并不算好，大女兒秦摩亞很懂事，在十幾歲的時候便獨自出去打工，給姨媽家補貼家用。

為了保護孩子，博古夫妻倆并沒有告訴孩子自己的行蹤。

可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秦摩亞對母親的思念日甚一日，這份思念，卻險些將其誘入深淵。

在工廠做工時，一位來自重慶的工友以帶她找母親為誘餌，將秦摩亞騙到了重慶。

秦摩亞滿心歡喜，卻并不知道自己母親已經(jīng)離世的消息。

對于這一切，博古并不知情，但這是因為此時的他，連孩子們的姨媽都聯(lián)系不上了。

而遠離家人的博古，盡管先后經(jīng)歷了妻子離世、愛女失蹤的悲痛，卻仍未放棄革命事業(yè)。

在之后的歲月里，他為了革命事業(yè)的勝利，仍然是鞠躬盡瘁。

可天道無常、命運薄情，誰能想到，為了革命事業(yè)奮斗終身的博古同志，卻未能看到勝利到來的那一天。

折戟沉沙

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結束。在抗戰(zhàn)期間，博古為我黨做了許多重要工作，他先后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新華社社長，和中央委員。

在家國大義面前，博古不得不暫時放下尋找秦摩亞的事宜，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如今戰(zhàn)爭結束，博古才又能繼續(xù)尋找女兒。

可尋找了一段時間后，依舊不見秦摩亞的蹤影。

并且在不久之后，博古又接到了另一項重要的任務：1946年，國民黨以“起草憲法”為由，邀請共產(chǎn)黨人士前往重慶。

黨中央幾經(jīng)斟酌，最終決定派葉挺、博古、王若飛等十三位共產(chǎn)黨人士，前往重慶赴會。

只不過，這場邀請，實際上是一場“鴻門宴”，飛機返回途中，在晉西北黑山地區(qū)墜毀，十三名共產(chǎn)黨人員盡數(shù)遇難。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博古、葉挺等同志遇難的消息，很快便傳到了黨中央，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淚流滿面。

可畢竟人死不能復生，如今他們能做的，也唯有替這些老戰(zhàn)友們照顧好他們的家人。

而這其中，便有找到秦摩亞的下落這一任務。

解放戰(zhàn)爭結束以后，尋找秦摩亞的事宜被提上了日程，他們并不知道秦摩亞被拐賣的消息，便先找到了秦摩亞的姨媽。

從姨媽口中，他們得知秦摩亞已經(jīng)失蹤多年，當即變得手足無措。

茫茫人海，這樣一來，他們又該去哪里尋找呢？

薪火相傳

但不久之后，一封秦摩亞親筆謄寫的信件，卻寄到了她姨媽的家中，他們這才知道當年秦摩亞被拐到了重慶。

那么被拐到重慶的秦摩亞，這幾年間，過得又是什么日子呢？

原來，當初將秦摩亞拐到重慶的那個女工，并沒有轉手將秦摩亞賣出去，而是留在自己家，讓她給自己當傭人。

解放戰(zhàn)爭結束后，秦摩亞這才找到機會將信件寄出。

不久后，幾位解放軍便出現(xiàn)在了那位重慶女工的家門口，將秦摩亞救了出來。

之后，秦摩亞來到了北京，也得知了父母親先后去世的消息，她情不自禁，兩行熱淚默默流下。

之后的秦摩亞，決定繼承父母的遺志。

她先是刻苦學習，最終在1955年加入了共產(chǎn)黨，學成之后，又先后在北京市一中、北師大當起了教師。

在之后的歲月里，她也一步步成長為獻身革命事業(yè)的志士。2017年，這位飽經(jīng)蹉跎，但矢志不渝的同志，因病與世長辭。

“有些人死了，但仍然活著”，無論是博古、劉群先，還是秦摩亞，都“以身證道”，也都值得我們永遠銘記、懷念。

參考資料：

1、略論秦邦憲的歷史地位——《黨史研究與教學》1997年第2期24-27,共4頁

2、從博古的錯誤說起——《同舟共進》2012年第4期29-33,共5頁

3、深切懷念我的父親博古——《黨史文苑》2009年第11期4-8,共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