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愛書，他尤其癡迷《三國演義》和《三國志》，從十幾歲開始讀，一直讀到暮年。

七十年如一日，翻來覆去琢磨。

他從每一句、每一策里挑刺剖析，琢磨人性，琢磨權謀。

別人讀《三國》，看的是打仗，他看的是“人”。

但他卻對三國中賈詡提出的一計，念念不忘，深感憂慮。

主席讀三國

毛主席這輩子，有三件事是雷打不動的：打仗、寫文章、讀《三國》。

你要問他最早的啟蒙老師是誰？說是《三國演義》，沒人能反駁。

早在1913年，毛主席還在韶山私塾讀書，老師念《四書》《五經》，他卻偷偷翻《三國》《水滸》。

這些“閑書”，在別的學生眼里是消遣，在他這兒卻成了政治啟蒙和兵法指南。

他當時已經對《三國》入了迷，老師越不讓看，他越躲著看，誰勸都沒用。

1907年，因家境所迫，毛主席停學在家，白天種田，夜里點油燈啃小說?！端疂G傳》和《三國演義》幾乎成了他的精神口糧。

那時候可沒有手機，也沒有收音機，連電燈都沒有。就是在田埂邊、柴房里、灶臺旁，他一頁一頁啃下來。

誰說窮孩子沒文化？毛主席就是拿小說當學問來讀的。

1910年秋，他挑著行李走了幾十里去東山高等小學讀書。

一頭是衣物，一頭是竹籃，籃里裝著兩本寶貝——還是那兩部：《水滸》和《三國》。

那會兒他不過十七八歲，但同學早就知道他能講一宿《三國》，不帶重樣，還能把諸葛亮和曹操的用兵之道講到讓你一宿不睡。

在湖南第一師范求學時，他記筆記不是寫孔孟，是記《三國》人物的評論：“天下無所謂才，有能雄時者，無對手也?！?/p>

等到了井岡山，打仗打到茶陵高隴圩，繳獲了一批物資，其中就有一套譚延闿留下的《三國》。別人看的是槍和衣服，他眼里只有那一套舊書。

他笑得合不攏嘴，說：“這書來得真巧，撥開云霧見青天?！?/p>

1932年他在瑞金病倒，躲在東華山靜養(yǎng)。別人擔心的是病情，他關心的是還有沒有《三國》可看。

整整五十多天，他就在山里一邊養(yǎng)病一邊讀書——還是老幾樣：《水滸》《三國》。別人當小說看，他當戰(zhàn)略總覽來看。

長征途中，毛主席帶的書早就讀完。他讓警衛(wèi)員想辦法找來《水滸》和《三國》，結果警衛(wèi)員一頭霧水，以為“仨鍋”，提了個水壺來。

他一看，樂了，說：“書沒找到，倒弄來個提水的。”

到了延安，他開始有意識地推薦干部讀書。1942年，毛主席明確講：做干部的必須讀《三國》和《水滸》。

往后，1945年他赴重慶談判，當時為他準備了一批書，他只挑了幾本，其中又是那幾部老朋友：還是《紅樓》《三國》。

1973年，身體日漸虛弱的他，依舊記掛那本老書。

3月9日和5月26日，他連續(xù)兩次讓人幫他找《三國》。他游泳池邊的書房里，除了常規(guī)版本外，還收藏著兩套線裝木刻本。

很多人說老了不宜讀三國，怕影響心態(tài)。

但毛主席晚年依舊一頁頁重讀，歷史讀得深了，看人就準。

讀史不深，看不透人心；讀人不準，談不上治國。

對毛主席來說，《三國》不是小說，而是一輩子的思維底稿。

所以，他一生不離《三國》。不管是當學生、當戰(zhàn)士、當領袖，還是晚年臥病，《三國》始終在手邊。

有人說毛主席文膽武略兼?zhèn)洌鋵嵈鸢冈鐚懺谒割^。

翻翻他批注過的《三國演義》，或許能明白，他為什么能贏一輩子。

賈詡一計讓人深感憂慮

毛主席讀《三國》，從來不滿足只看熱鬧。

他既不照搬《三國演義》的說教，也不迷信《三國志》的史實，而是把這兩本書當作雙面鏡，一面看虛構背后的真實，一面找史實中被忽略的智慧。

他常說，《三國演義》寫得生動形象，是老百姓愛聽的版本；但要講究史實，還得看陳壽的《三國志》。

小說讓人記住人名，史書教人讀懂人心，這兩者合起來看，才算真讀進去了。

毛主席提讀書有兩個標準，一是“要會聯(lián)系”，不是看一個人干了啥，而是要想他為什么這么干；二是“要會做評論員”，不能光看，還得敢講。他自己就是這么干的，《三國》里的人物幾乎被他評了個遍。

比如袁紹，毛主席一句話打穿他的本質：“多端寡要，多謀難斷?！痹偃鐒⒈恚f他“虛有其表”，也是直戳軟肋；談到郭嘉，他特意點出：這人足智多謀，可惜在袁紹那邊沒得施展。

順帶還帶出了一個觀點：人再有才，跟錯了人也白搭。

毛主席尤其看重讀《呂蒙傳》。呂蒙是從行伍中爬上來的，但肯讀書、能用人、會看大局，最后成了統(tǒng)帥。

他拿呂蒙來激勵解放軍的干部：出身不怕低，關鍵是肯學、會用。

不過最能讓毛主席產生“復雜情緒”的，還得數(shù)賈詡。

這個人從董卓、李傕，到張繡、曹操，再到曹丕，幾乎是每一次政治大轉彎他都參與了，而且從來不是第一線沖鋒陷陣的角色，但總能站在決策的關鍵點上，說一句話，便改寫一個局。

賈詡這個人，說他是毒士，也不為過。

他幫張繡突襲曹操，差點把曹操連根拔起；又在關鍵時刻勸張繡歸降，救了曹操一命；后來到了曹營，不是搶功、不搶位，就靠一張嘴、一肚子主意，一步步成了三公之首。

最典型的一次，是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

曹操拿下荊州，打算順江東下，一舉吞并孫權。滿朝都等著東征的號令，但賈詡卻提出相反的建議。

他說：“現(xiàn)在剛破袁紹，又收復漢南，您已威震天下。如果趁著這個時候，收斂兵力，安撫百姓，招納人才，江東自然不戰(zhàn)而降。”這話很清楚：不是不讓打，而是勸緩一緩，先穩(wěn)后動。

可惜，曹操沒有聽，結果一頭撞上了赤壁的火墻。

這一仗，不但丟了荊州，還打亂了統(tǒng)一的大盤子。

從此以后，三國格局基本定型。

到了曹丕登基后，又有一次問賈詡：吳、蜀兩個國家，我該先打哪一個？

換作別人，可能會說打吳易守蜀難，或反之。

但賈詡的回答是：“建國之初，德教為本。先不宜動兵?！彼赋觯簩O權、諸葛亮、陸遜，這幾個都不是泛泛之輩，水陸兼?zhèn)?，山川險固。此時貿然出兵，只會得不償失。

賈詡勸的是“以文攻為先”，先穩(wěn)政局，再動兵戈。

可惜，曹丕還是沒聽，發(fā)動江陵之戰(zhàn)，結果死傷慘重，效果有限。

毛主席后來讀到這一段，除了佩服，還有“憂慮”。

偉人看的如此長遠

賈詡那個“緩圖江東”“文攻勝于武伐”的建議，不只是一條軍事謀略，更是一種思維方式。

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典型的“和平演變”。

而這類操作，在兩千年后的中國，同樣出現(xiàn)了。

毛主席早就看出門道。

1949年建國前夕，他就已經預言：美國絕不會甘心失敗，它們可能不打仗，而是另辟蹊徑，用一種更隱蔽、更長期、更具腐蝕性的方式對中國動手。

于是有了《別了，司徒雷登》，有了《丟掉幻想，準備斗爭》。毛主席反復強調：不能被糖衣炮彈迷了眼，更不能在敵人套話中做夢。

他甚至表達過：“和平演變”要想慫恿中國人，兩代之內沒希望，三代以后不好說。

聽起來像是杞人憂天，但我們往回翻，就能發(fā)現(xiàn)，毛主席說得一點也不夸張。

美國的“和平演變”，其實早在光緒年間就已經開始埋種子了——起點，就是所謂的“庚子賠款退還”。

很多人一直誤以為美國慷慨退還賠款，是出于善意，甚至以此為美德典范。

但稍一細查就發(fā)現(xiàn)，這完全是一樁政治算計。

所謂“退還”，并非把全部賠款歸還，而只是退掉了他們自己“虛報冒領”的那部分。

說白了，就是多報的錢拿出來當“順水人情”，好博一個“國際仁義”的名聲。

1908年，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裝模作樣地宣布“將浮溢部分歸還中國”，說是讓中國用這筆錢去資助留學生。而真正的起因，是梁誠等中國外交官發(fā)現(xiàn)賬目有問題，強硬交涉之下，美方才不得不“假退還、真洗白”。

但這場退錢的戲，并不是為了緩和國際矛盾，而是另有所圖。美國教育界、宗教界、政界三股力量早就商量好了，把這筆“退還賠款”拿來在中國搞教育，搞文化滲透，搞意識形態(tài)的慢性操控。

1906年，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給總統(tǒng)羅斯福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內容大概是：誰掌握了中國這一代年輕人的教育，誰就掌握了未來中國的走向。

不必打仗，不必占地，搞好思想引導，就能悄悄控制中國未來的精英。

三十年后，一個“美國心”的中國社會就能自己長出來。

不僅是大學校長，傳教士也來湊熱鬧。公理會的明恩溥（就是《大中華帝國衰亡記》的作者）在白宮向羅斯福建議：借“退還賠款”之機，在中國辦學校、搞師范、建大學，直接影響清廷子弟的世界觀——讓他們從思想上、從文化上、從價值取向上變成“親美派”。

這招，套路是不是和賈詡那個勸曹操“先安民后圖東吳”的思路如出一轍？

只不過，一個在東漢末年，一個在20世紀初。

毛主席的高明之處在于，能從歷史的縫隙中，做出未來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