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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財政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國家‘錢袋子’持續(xù)萎縮，汲取能力跌至冰點；地方政府卻背負70萬億巨債，支出如無底洞。這并非簡單的手頭緊，而是深層結構性失衡。中國財政未來何去何從？

錢袋子為何越來越癟

國家財政實力的核心標志，即財政收入在國民經(jīng)濟中的占比，近年來劃出了一條持續(xù)向下的曲線?；叵搿笆濉逼陂g，這一比重曾攀上21.4%的峰值，那是一個財政相對寬裕的時期。然而，進入“十四五”的前四年，平均值已經(jīng)滑落至16.7%。

這背后，首先是主動政策選擇的代價。為了激發(fā)市場主體的活力，一場大規(guī)模的減稅降費拉開序幕。

如果說減稅是主動“放水養(yǎng)魚”，那么經(jīng)濟結構的轉型陣痛，則更像是被動的釜底抽薪。過去幾十年，地方政府高度依賴的“土地財政”模式，隨著房地產(chǎn)市場的深度調(diào)整而變得難以為繼。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侵蝕是雙重的。在整體收入的“蛋糕”不斷縮小的同時，中央財政在全國財政總收入中的占比，也從曾經(jīng)55.7%的高點，回落到了46.6%。

這意味著，中央進行宏觀調(diào)控、向困難地區(qū)進行轉移支付的“彈藥”也在同步減少。這與改革所追求的“事權與財權相匹配”的原則，顯然是背道而馳的。

=只出不進的無底洞

當收入端承受著巨大壓力時，支出的閘門卻仿佛被一種“棘輪效應”卡住了，只能向上擴張，卻難以向下收縮。

尤其在地方層面，一個由臃腫體系和不斷增長的民生需求共同構成的支出黑洞，正在快速吞噬著本已捉襟見肘的財政資源。

首先是“人”的成本。一個不容忽視的現(xiàn)實是，全國大約有七八千萬的財政供養(yǎng)人員，這個龐大的群體，其薪酬、福利等相關開支，幾乎要消耗掉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35%到40%。

盡管中央層面早已明確要求“過緊日子”，甚至在2023年推動國家機關精簡了5%的編制，但在地方，情況卻更為復雜。

面對巨大的青年就業(yè)壓力，一些地方的事業(yè)單位招聘非但沒有停止，反而仍在繼續(xù)，這使得控制人員規(guī)模的努力大打折扣。

其次是“債”的循環(huán)。接近70萬億元的地方廣義債務，絕非一個冰冷的數(shù)字。它的形成原因五花八門，有的是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硬性指標，有的是地方主導的招商引資政策返還，還有不少是耗資巨大的“形象工程”。

如今，這些債務的還本付息壓力本身，就構成了一項新的、龐大的剛性支出。許多地方政府因此陷入了“借新還舊”的惡性循環(huán)，這不僅擠占了本應用于民生改善和未來發(fā)展的寶貴資金，更讓財政陷入了惡性循環(huán)。

在這之上，還有一條不可動搖的底線——“三?！薄＜础氨；久裆?、保工資、保運轉”。這三項是地方政府必須履行的核心職責，其支出要求是絕對剛性的。

這就出現(xiàn)了一個怪圈：財政收入越是下滑，地方政府為了維持社會穩(wěn)定，在“三?！鄙系耐度敕炊赡懿粶p反增，這使得財政幾乎喪失了任何彈性。

最后是效率的疑問。我們往往聚焦于收支數(shù)字的增減，卻忽略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錢花得值不值？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也就是經(jīng)濟學上所說的“財政乘數(shù)”，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間。

如果投入的資金無法有效拉動經(jīng)濟、改善民生，那么一味地在收入端想辦法，而不去審視支出端的效率問題，無異于緣木求魚，最終只會讓這個支出黑洞越來越大。

開源，動誰的奶酪

面對日益嚴峻的收支矛盾，如何“開源”成了擺在桌面上的核心議題。但這絕非簡單的加稅，而是一場需要高超智慧與決心的改革博弈，每一種方案都牽動著不同群體的利益，考驗著決策者的權衡能力。

一個直接的思路是調(diào)整稅制。前財長樓繼偉就曾建議，可以將13%的增值稅基準稅率，回調(diào)至1994年稅改時的17%。

雖然此舉無疑能快速充實國庫。然而，增值稅作為一種流轉稅，其最終的負擔很可能通過商品價格，轉嫁到普通消費者身上，在當前消費略顯疲軟的背景下，這無異于給本就不旺的市場需求潑上一盆冷水。

相比于這種“一刀切”式的加稅，一些專家提出了更具結構性的方案。比如，徹底清理各地為了招商引資而出臺的、五花八門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

此外，還可以考慮對那些在經(jīng)濟下行周期中反而獲益的部門，例如部分國有企業(yè)和金融機構，以及對超高收入群體，進行更大力度的征稅，這既能實現(xiàn)增收，又能促進社會公平。

當然，這條路也非一帆風順。一個突出的矛盾是，有能力上繳高額利潤的大多是央企和少數(shù)省屬國企，而財政困難最嚴重的縣區(qū)一級，其所屬國企普遍存在效益差、負債重的問題，指望它們做出貢獻并不現(xiàn)實。

此外，有學者如王振宇提出，過去在一些公共服務領域推行的“零收費”或“免費”政策存在“矯枉過正”的問題，應當重新建立合理的價格形成機制。但這同樣需要極其審慎，必須在增加財政收入和避免加重民生負擔之間，找到一個微妙的平衡點。

節(jié)流，從何處下刀

在“開源”之外，“節(jié)流”是硬幣的另一面。但這絕不應僅僅停留在壓縮會議、差旅等一般性支出的“過緊日子”口號上，而必須深入到政府治理的骨髓，進行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

最核心的，無疑是推動政府職能的轉變，并在此基礎上嚴控財政供養(yǎng)人員的規(guī)模。

其次，要從根本上遏制地方債務的無序膨脹，就必須重塑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長期以來，地方政府承擔了大量的支出責任，卻沒有與之相對應的穩(wěn)定財源，這迫使它們不得不走上舉債發(fā)展的道路。

因此，有建議提出，應當適度調(diào)整中央與地方的稅收分配比例，將更多穩(wěn)定的稅源留在地方，讓地方政府有錢辦事，這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結語

歸根結底，中國當前面臨的財政挑戰(zhàn)，其根源在于收入體系與支出結構之間深層次的失衡。無論是簡單的增稅，還是粗暴的減支，都無法單獨破解這個難題。

它的核心，在于構建一個更加公平、高效的收入體系，特別是要敢于挖掘國有資本這座沉睡的金礦。唯有如此，才能為財政建立一個可持續(xù)的根基，從而有足夠的能力去應對人口老齡化等一系列長期挑戰(zhàn)，為國家未來的發(fā)展提供堅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