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12日晚上八點，快換臺，南京臺在播渡江戰(zhàn)役的片子！”客廳里，丈夫招呼妻子轉到江蘇衛(wèi)視紀錄片《風雨鐘山路》。一句脫口而出的提醒，很快牽出了一段塵封半個世紀的往事。

那部為紀念渡江戰(zhàn)役勝利五十周年而拍攝的片子里，有一幀黑白照片格外扎眼：渾濁江面上，一條木船逆水而行，船尾一個扎著辮子的小姑娘正拼命劃槳。她的臉被炮火揚起的水霧遮去，只留下側臉與血跡，但那股子拼勁兒透過膠片依舊逼人。制片人朱曙光盯著畫面說：“照片里的人，今天應該還在，我們試試能不能把她找出來?！庇谑?，一場橫跨長江南北的尋訪拉開序幕。

第一步，找到拍攝者。電視臺輾轉聯(lián)系到了時年八十四歲的鄒建東，老人家當年是第三野戰(zhàn)軍二十三軍隨軍記者。電話那頭，他的聲音帶著京腔卻透出激動：“我盼這通電話盼了五十年！”攝制組隨即飛往北京。一見面，老人就從抽屜里翻出發(fā)黃的底片，說任何酬勞都不要，只希望能見到那個孩子，“我欠她一句話，當時沒來得及問姓名?！?/p>

鄒建東回憶：1949年4月21日夜，揚中以北的北夾江口炮火映得江面血紅。民船改裝的機帆船、漁船、木帆船排成了密密麻麻的渡江突擊編隊。他蹲守在江邊，正準備換膠卷時，忽然看見一條破舊漁船里蹲著個小姑娘，額頭被彈片擦破卻連哼都沒哼，雙槳下沉帶水，“嗖嗖”劃得比成年船工還快。就在她把二十多名戰(zhàn)士送到江心時，一記白光炸開，他下意識按下快門——那就是日后題為《我送親人過大江》的照片。

老人提供的唯一線索是“揚中三江營一帶”以及姑娘左臉的淺疤。攝制組隨后扎進揚中市檔案館、縣委黨史辦，又登報道、掛橫幅，甚至把照片洗印成明信片發(fā)給沿江漁戶。一個月過去，依然毫無線索。連江蘇省公安廳戶政處也調閱了當年揚中十七歲到二十歲的女性名冊，重名者眾多，卻無法與照片對應。朱曙光苦笑著說：“再找不到，人就跟水里漂走的樹枝一樣，徹底沒影兒了?！?/p>

紀錄片如期播出，第五集播放這張照片時只能配旁白說明“身份成謎”。然而，意外就在熒屏之外發(fā)生。常熟市碧溪鎮(zhèn)一戶農(nóng)家，50歲的蔡桂琴盯著畫面幾乎跳起來：“媽的疤！準錯不了！”她猛地關掉電視，拽著姐姐直奔母親家。老人家名叫顏紅英，聽完女兒復述后愣了足足半分鐘，隨后把衣領向右扯——一道橫貫半邊臉的淡粉色疤痕清晰可見?！澳悄晡沂??！彼f這話時神情平靜，好像說的只是一場普通的春耕。

兩天后，顏紅英在女兒陪同下抵達南京。朱曙光迎接時注意到，老人左耳貼著助聽器。原來1949年4月18日彩排夜渡時，一發(fā)炮彈在船頭炸響，巨響震破了她的耳膜，從此聽力大降。可當部隊真要過江，她死活不肯下船：“我會搖槳，比船老大還熟水性?！?/p>

老人回憶，一開始她和妹妹是家里唯一自告奮勇的女手。為了把貨船改成運兵船，她們把船篷拆掉，還在艙底加釘橫梁，防止劇烈搖晃影響射擊。訓練一個多月后，妹妹因高燒被迫上岸，她繼續(xù)留在江面。4月22日晨，她們村的四條船加入突擊二營，任務是在火力封鎖最緊的揚中夾江口負責第一波運送。炮聲里，她低頭只顧劃槳，江水濺得滿臉泥漿，那顆彈片擦到臉頰火辣辣，卻不敢停一下，她怕一慢下來，后面幾條船會連環(huán)相撞。

戰(zhàn)役結束，她跟著父親回寶應務農(nóng)。公社評功評模時，她主動把名額讓給了傷殘的戰(zhàn)友，自己只留了張船民登記證。此后五十年，家人知道她參過戰(zhàn)，卻不知道那張“背影照”成了全國報紙的招牌。她笑著說：“照片又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渡江那天江面上都是背影?！?/p>

南京電視臺后來重剪紀錄片，加進了顏紅英的采訪。畫面里她穿著深色對襟上衣，雙手搓在一起有些拘謹：“我想告訴孫輩們，解放不是喊口號，是一槳一槳劃出來的。”不到一分鐘，卻讓不少老兵在電視機前紅了眼。

尋找支前姑娘的故事就這樣畫上句點。鄒建東見到顏紅英的那天，兩位老人只是簡單握手，誰也沒說煽情的話。鄒老把放大后的照片遞給她，她點點頭，說：“當年顧不上抬頭，現(xiàn)在總算看清楚自己在船上什么樣了。”一句輕描淡寫，道出了許多普通人的共同心態(tài)——功勞歸大勢，姓名隨江水。照片里的背影是她，也是無數(shù)無名船工的縮影。今天照片終于對上了名字，可在長江畔，那個被炮火染紅的黎明仍舊靜靜躺在波浪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