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陳述內(nèi)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贅述文章結(jié)尾

1978年春天，王國藩回到了河北遵化老家。

那天，他穿著一件洗得發(fā)白的中山裝，手里提著個舊帆布包，里面裝的不是文件，而是一雙打了補丁的布鞋。

沒人通知，也沒有歡迎儀式。

他自己走進了“窮棒子社”的社員大院，跟幾個還在場上的老社員打了個招呼。

有人認出他，小聲嘀咕：“是國藩回來了。”然后就都沉默了。

誰也沒想到，這個曾經(jīng)連續(xù)三屆中央委員、被毛主席親自接見過十次的勞模，就這么回來了。

回到了當年那個只有三條驢腿、一張破犁、連四面墻都湊不齊的地方。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時間倒回到1950年代初。

那時候，全國剛解放，農(nóng)村什么都缺。

缺糧、缺工具、缺人心。

尤其是心，最難聚。

王國藩當時不過是個普通農(nóng)民，家里窮得叮當響。

他沒什么特別的背景，但他看得比別人遠。

他說：“咱這窮樣子，靠各家各過是過不去的。

得擰成一股繩?！?/p>

于是他找了23戶最窮的農(nóng)民，湊了一塊地，說要試試合作社的辦法。

有人笑他，說你這不是胡來嗎？三條驢腿配一張破犁，還想干大事？

可王國藩是那種不愛說大話、但認死理的人。

他定了幾條規(guī)矩——不能借、不能要、不能伸手。

靠自己種地，靠自己吃飯。

剛開始真挺難。

有一次，社里幾天都沒油水，幾個社員餓得臉色發(fā)青。

區(qū)里書記知道了，送來五十塊錢救急。

他沒接，說：“咱說好了不借不要，不能破例。

書記急了：“你不收錢，社員餓地里咋整？”這話說得重了點，王國藩抿了口水，低聲說：“那我先借著，賬上記著?！弊詈筮€是收了。

但這筆錢，成了“窮棒子社”幾十年里唯一一次接收外援。

第二年春天，地里冒綠了。

不光冒綠，還冒出了希望。

那年的糧食產(chǎn)量是四萬五千八百斤，幾乎是周邊村子的兩倍。

這個數(shù)字后來被報上去了，一路傳到了北京。

1957年，他被評為全國農(nóng)業(yè)勞動模范。

大會上，毛主席親自把一面獎旗遞到他手里，說：“你是勞模，是共和國的功臣。

那一刻，他眼圈紅了。

但沒掉淚。

他說：“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是咱23戶人熬出來的。

從那以后，他被一次次請去參加會議、學習班，給全國各地的干部講經(jīng)驗。

大家都說他是“從田間地頭走出來的中央委員”。

可他從沒忘自己是個農(nóng)民。

每次開完會，他都要回村。

回村第一件事不是開會，而是去地里轉(zhuǎn)一圈。

哪塊地長得好，哪塊地肥力差，他心里門兒清。

“窮棒子社”后來變成了一個符號。

很多人模仿他們的做法，但沒幾個能真的學到精髓。

王國藩說：“不是學咱的形式，要學咱那股勁兒。

他那時候常講一句話：“人窮志不能窮，社窮心不能散。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硬骨頭”精神，到了70年代末，跟新的政策方向就有點不對勁了。

1978年，農(nóng)村開始搞“大包干”，合作社模式逐漸淡出。

王國藩的那一套，被視為“過時”了。

他也就順勢退出了工作崗位。

有人說他是被“撤職”，也有人說是“內(nèi)退”。

其實他自己最清楚：不是他干得不好，是時代往前走了。

他沒鬧、沒爭，也沒說話。

只是回了村，繼續(xù)種地。

他說：“我不當干部也不怕，地還在，人還在。

但他確實有個遺憾。

晚年有人問他：“你這一輩子還有啥放不下的？

他想了一會兒，說：“唉，最大的事兒，是沒能繼續(xù)把合作社做下去。

那時候，咱們剛摸著點門道。”

這不是抱怨。

他也接受現(xiàn)實。

但他始終覺得，農(nóng)民單打獨斗，走不遠。

他說：“富不是一天的事，得有人帶頭，也得有人肯吃虧。

他就是那個一直肯吃虧的人。

別人吃飯他種地，別人歇著他修渠。

有人問他圖啥，他笑笑：“圖個心安。

直到去世前，他還堅持每年春播時去地里看幾眼。

哪怕背有點駝，腳走不穩(wěn)，他也要站在田頭看看麥苗長得好不好。

他走的那年，村里人給他立了塊碑。

碑不大，石頭也普通，但上面刻著五個字：“不借 不要 不伸手”。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那樣叫過“窮棒子社”。

• 參考資料：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
• 農(nóng)業(yè)部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中心 編，《中國農(nóng)村改革發(fā)展紀實》，中國農(nóng)業(yè)出版社，2004年
• 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河北省志·人物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 王宏斌，《共和國農(nóng)民代表——王國藩紀實》，中國農(nóng)業(yè)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