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25日,你還好嗎?”毛主席握住謝香梅的雙手,聲音有些沙啞。老太太點頭又搖頭,淚水順著皺紋滑落,這一幕讓不少跟隨者的嗓子都發(fā)緊。那天的井岡山陽光猛烈,卻擋不住現場撲面而來的沉重氣息。
許多人只記得井岡山是革命搖籃,卻忽略了它也曾被自己人丟失。細算時間,從1930年初夏到1949年冬末,那片山嶺在敵偽和土匪手里待了將近二十年。錯殺王佐、袁文才是導火索,隨后爆出的連鎖反應如同滾石,越滾越大,最后拖得全軍都頭疼。
把鏡頭拉回1927年10月。毛主席率秋收起義余部抵達湘贛邊時,部隊衣衫襤褸、彈藥見底。袁文才、王佐抬出十八根火槍,放響全線最高敬禮;袁妻謝香梅摸黑縫好布鞋,又借來一頂小轎,硬把還在淌汗的毛主席抬上山。一個細節(jié)足見真情——那些土布鞋鞋底釘了竹釘,方便爬山不打滑。
短暫喜悅很快被現實掐斷。1928年春,紅四軍成立,袁、王部被編進第三十二團。大部隊欣慰,但中央“六大”上出現的那條處理土匪的決議,把麻煩帶到了桌面上:爭取群眾、處決頭目。毛主席讀到這句話時臉色沉到極點,他放下文件,揮手讓散會。會后,他單獨找了朱德、陳毅、彭德懷,“這倆人雖出身草寇,可對土豪劣紳下手最狠,我們要用而不是殺?!毖赞o懇切,屋里一片沉默。
遺憾的是,反對聲音并未停止。王懷、龍超清堅持“照章辦事”,先是把袁、王拆開,又暗中渲染“土匪不可改”的論調。1930年2月,紅五軍調往永新,矛盾被推到臨界點。槍聲響起時,袁文才連反應機會都沒有;王佐驚慌出逃,究竟是溺水還是被擊中,不得而知。消息傳回,毛主席一拳砸在桌子上,長時間沒說話。
人死了,問題卻剛開始。袁文才的妻叔謝角銘、王佐的哥哥王云隆把“報仇”當口號,聚攏舊部,鉆進井岡山密林。對外,他們自稱“民團”,實際干的是敲詐、捕殺、告密。最慘的一樁案子發(fā)生在1932年,赤衛(wèi)隊黨代表肖子南被綁到山寨。謝角銘勸降未果,竟把肖的妻兒拖到面前,以槍托逼迫。肖子南咬緊牙關,五個親人倒在血泊中。此事在根據地傳開,人人憤慨,卻無計可施。
井岡山特殊在三個字:易守難攻。層層山梁像倒扣的甕,暗道、絕壁、霧氣,幾乎為土匪量身定做。紅軍先后組織過三次圍剿,都在峽谷和懸崖邊折戟。一個老偵察員回憶,“有時距離目標只有兩百米,一層霧飄來,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再抬頭,人已經沒影。”打不下來,守又守不住,只能圍而不攻,寄希望于時間與政治攻勢。
有意思的是,國民黨也頭疼。謝、王控制的地盤對他們同樣無法無天,既不繳稅,也不配合清鄉(xiāng)。于是出現奇怪場面:紅軍和國民黨在山下偶遇,誰都不急著動手,雙方默契地盯著山上,希望對方先去啃這塊硬骨頭。
1945年前后,山里形勢發(fā)生微妙變化。日軍投降,國民黨忙著接收,井岡山防線空虛;謝角銘卻在內訌中丟了命——據說是酒后鬧事,部下一槍結果了他。王云隆趁機坐大,卻再也壓不住四散的頭目,井岡山陷入拉幫結伙的混亂。機會終于來了。
1949年夏,解放戰(zhàn)爭進入尾聲,第四野戰(zhàn)軍第四十八軍南下。前線壓到井岡山腳,軍首長給了一個死命令:必須趕在全國宣布解放前解決井岡山,否則政治上難以交代。于是,野戰(zhàn)軍抽調山地偵察連、爆破營,輔以地方干部熟悉的小路情報,發(fā)起代號“拔釘子”的行動。歷時七晝夜,霧中交火、夜間攀崖、逐洞搜索,最終拿下主峰。至此,井岡山重回人民掌握。
戰(zhàn)后清點,山上還有當年袁、王舊部二十多人,灰頭土臉地走出石洞,接著被送去干校改造。檔案顯示,其中有三人后來考上了中央農業(yè)學校,不得不說歷史折騰人,也成就人。
回到1965年的會面。謝香梅抹干眼淚,從包袱里取出一雙舊布鞋:“這是當年給主席做的最后一雙,您留個紀念?!泵飨舆^,看了很久,輕聲念叨:“山高路險,咱們總算走下來了。”現場鴉雀無聲,仿佛那段曲折歲月被再次擱在眾人眼前,沒有一句多余的話能概括全部滋味。
我注意到很多老兵提及井岡山時都會低頭,他們知道攻下戰(zhàn)略要地易,修復人心最難。錯殺帶來的裂痕,單憑一紙追認無法撫平,但歷史終究給出了結果:井岡山依舊是共和國最醒目的坐標。今天再讀那段經歷,最突出的感受不是悲情,而是一種近乎倔強的堅持——哪怕花二十年,也要把丟掉的根據地奪回來,把冤錯的人名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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