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臺江那地方，老巷子里頭，饅頭鋪門口總蹲個賣剪刀的，一拐彎就是碼頭的老路，幾十年都那樣，住那兒的人誰不知道巷口那個針線攤，擺了一輩子，就是聶曦家那個，攤主高秀美，從1951年就坐那兒，一直坐到眼睛花了，看不清針腳，那個攤子就沒動過窩。
她男人聶曦，去臺灣前就說一年就回來，那話還在耳邊，春天還涼著呢，街坊里就傳開了，說馬場町那邊槍斃了一批人，她還沒想明白是咋回事，一個熟人就塞了張黃巴巴的剪報過來，照片上那個人，穿著白襯衫，站得筆挺，嘴角好像還帶著點笑，就是她男人，她把報紙收進抽屜，拿鎖鎖上，第二天照樣出去擺攤，人是走了，她心里跟明鏡似的，回不來了。
男人走前就說一句話，一年內(nèi)帶糖回來，她信過，后來也說不清信不信了，反正糖沒等到，人也沒影，連骨頭都找不著，她那時候就干一件事，活下去，鎮(zhèn)反那會兒風聲緊，管“敵特家屬”管得嚴，她一個字不認識，就在那個針線攤上一坐幾十年，攤面是掉漆的木板，上面就幾盒棉線，一塊肥皂，一個裝零錢的鐵盒子，天不亮就出去坐著，一直縫到太陽下山，也不說話，就低頭穿針引線，碼頭的工人褲子破了找她補，說孩子等著穿，她就給縫上三層，錢也沒要，第二天工人提著魚來，她擺擺手說誰都有難的時候，日子就這么守著，手指頭縫出血了也不吭聲，拿布條纏上接著干，不是不曉得疼，是家里有老有小，自己不能倒。
戶口本上配偶那欄是空的，兒子的姓也不跟他，高秀美自己沒兒子，男人走的時候也沒留下個后，54年，她領(lǐng)回來一個五歲的孩子，是她侄子，爹媽走得早，沒人管，鄰居都說她自己都過成這樣了，還帶個孩子，她也不說話，把孩子領(lǐng)進門燒了鍋粥，說以后就跟嬸過，有嬸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后來孩子發(fā)高燒，錢不夠看醫(yī)生，她就背著孩子往郊區(qū)跑，找個老中醫(yī)，鞋跑掉了都不知道，醫(yī)生給扎了針，孩子燒退了，她一個人坐門口哭了老半天，不是覺著苦，是怕這孩子沒保住，怕對不起人，從那以后孩子就管她叫娘，戶口本上她是養(yǎng)母，配偶那欄，街道的人非要寫上“敵特遺屬”，她沒辦法就簽了字，可人沒搬走，家也沒散，衣柜最底下那個木盒子，也一直沒扔。
媒人勸了她好些年，說三十出頭的一個人，不能就守著個念想過一輩子，她還是不吭聲，就自己回屋翻出那個盒子，里頭是聶曦穿軍裝的照片，照片都舊得翹邊了，可那眼神還是亮的，她用手指頭把灰擦干凈，又放回去，嘴里念叨他說會回來，怎么能不等呢，來勸的張嬸嘆著氣走了，她自己心里哪能不明白人是回不來的，她守的也不是那個人，是那句“我不白去”的話，這話她記了一輩子。
到了83年，她都快六十了，眼睛也花了，那個攤子也擺不動了，民政局的人找上門來，敲開門說，聶曦同志追認成烈士了，這是烈士證，一個紅本本，上面蓋著章，印著他的名字，她手指頭捏得發(fā)白，就那么盯著看了半天，問了一句，他干的事，國家都知道嗎，來的人點點頭，說有記錄，是吳石案里的人，她這才笑了，笑著笑著就哭了，這是頭一回在人前哭，不是為自己受的那些罪，是覺得她男人終于有人記著了，晚上把烈士證擺在桌上，點了香，對著那張照片說，你聽見了沒，他們都說你是好人。
后來她記性越來越差，很多事都忘了，可還記得他愛吃魚丸，侄子結(jié)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高秀美也不怎么出門了，眼睛也看不大清了，吃飯都忘了嚼，說話也顛三倒四，可每年他走的那天，她都非要做一碗魚丸湯，擺在桌子上，就說你嘗嘗，還是那個老味道，湯里沒放多少料，不咸不淡，可她每年都做，從來沒落下過，她沒忘，也不想忘，到最后快不行的時候，她就攥著聶建民的手，指著床頭那個舊木盒子，說照片要跟我放一塊，我要去見他了，她走的時候是2022年十月，天還不太冷，就在福州臺江那個老宅子里，九十九歲，沒留什么話，也沒請什么人來念經(jīng)，就想著把那個盒子帶走，棺材蓋上的那天，聶建民真把那張照片包好，放在她手里，壓在胸口上，照片都模糊了，也看不出眼神亮不亮了，可她閉著眼，嘴角是往上翹的，好像一輩子的事終于辦完了，能安心了。
她這一輩子，沒說過什么大道理，也沒提過什么忠誠理想，就干了兩件事，一個人活下來，把一個家撐住，拉扯大一個不是自己生的孩子，守著一個烈士的名字，讓一個連骨灰都沒有的人，有個能回的家，這故事沒上過什么報，也沒多少人知道，就在這個國家的一個小角落里，一個人用幾十年光陰，把一個失蹤的名字拉回了家，那根線，是她縫衣服的線，也是她心里的那根線，一輩子都沒斷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