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粉絲反串網(wǎng)紅遭熟人誘殺，埋尸紅薯窖內(nèi)；主犯一審被判死刑，從犯一死緩一獲刑13年，家屬卻當庭撤回民事賠償，堅持三犯均判死刑并準備向檢察院申請抗訴。

大家好，我是周兆成，今天我們針對羅大美被害案的判決結果，對背后的刑罰認定邏輯、共犯責任劃分進行解讀。

首先，我們回顧一下整個案情，2023年7月，長期賭博欠債的余金生盯上經(jīng)濟寬裕的網(wǎng)紅羅大美，伙同女友沙玉姣、羅大美小學同學楊恒設局。楊恒以“商務合作”誘騙羅大美至出租屋，余金生隨即捆綁囚禁被害人，三人持刀脅迫其轉(zhuǎn)賬200余萬元并劫走財物。之后，余金生單獨用衣物勒頸、刀刺頸部殺人滅口，將尸體埋入紅薯窖，攜贓款逃走并揮霍。案發(fā)近兩個月后遺體被發(fā)現(xiàn)，余金生回國時被捕，沙玉姣、楊恒分贓后落網(wǎng)。歷經(jīng)兩次開庭、被告全員翻供，法院最終作出一審判決。

其次，法院這次判決是否合法合理？主犯余金生被定搶劫罪與故意殺人罪，兩罪并罰判處死刑，法院對余金生判決依據(jù)可能有三，一是其為犯罪策劃者，實施綁架、脅迫轉(zhuǎn)賬等核心行為，且單獨殺人滅口、毀證逃亡，主觀惡性極深；二是其系累犯，曾兩次因搶劫罪入獄，根據(jù)《刑法》第65條，累犯應從重處罰；三是犯罪數(shù)額特別巨大且手段殘忍，符合《刑法》第263條搶劫致人死亡及第232條故意殺人情節(jié)惡劣的死刑適用條件。

而從犯沙玉姣僅定搶劫罪判死緩，因她未參與殺人共謀，僅協(xié)助控制被害人、提供收款賬戶并毀證。根據(jù)《刑法》第27條，從犯應從輕或減輕處罰，但考慮其全程參與搶劫核心環(huán)節(jié)，情節(jié)嚴重，故判處死緩以平衡罪責。

從犯楊恒，楊恒僅因誘騙被害人被判搶劫罪13年，關鍵在于法院認定其未參與搶劫實施、分贓及殺人共謀。其行為雖為犯罪開端，但作用次要，且無證據(jù)證明其對殺人結果存在預見或放任，故僅承擔搶劫罪從犯責任，符合刑法對部分共犯的追責原則。

那么，家屬如果申請抗訴能成立嗎？羅大美家屬不滿楊恒量刑，認為楊恒誘騙是本案關鍵，要求追究其殺人責任，但其實刑法上需要秉持主客觀一致的原則。如果殺人是余金生的單獨行為，無證據(jù)顯示楊恒參與殺人預謀或提供幫助，那么可能就不能以結果關聯(lián)推定其承擔殺人罪責。家屬如果申請抗訴雖合情理，但其實也缺乏一定的法律依據(jù)。

那么，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告翻供到底有影響嗎？余金生稱轉(zhuǎn)賬是贈與、殺人是過失，沙玉姣辯稱被脅迫，但是最后均因完整證據(jù)鏈被駁斥，所以本案證據(jù)確實、充分，犯罪嫌疑人均符合定罪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