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紐約時報中文網(wǎng)》，作者高雨莘早年就讀于人大附中后獲得全額獎學金轉學進入美國TOP寄宿高中Deerfield Academy，高中畢業(yè)后進入耶魯大學，大學畢業(yè)后又前往哈佛大學繼續(xù)深造。

據(jù)作者闡述，努力學習的中國留學生被形容成“努力跳出中國教育體系，但卻在美國博雅教育中深感無力”的一群人。也許里面提到的很多感受，也正是廣大留學生們的心路歷程。

【正文】

2015年秋天，我開始了在研究生院最后一年的學習，我覺得有些事情感覺不對。早晨醒來時，我的心撲撲直跳。在研討班的討論中，我支支吾吾地講著碎言片語，而我的同學們的聲音猶如刺耳的雜音將我淹沒。

在那之前，我十分享受在哈佛校園度過的時光，那些楓紅色喬治亞風格建筑，我是在父親20年前首次從中國到美國旅游時拍的照片里第一次看到的。其中一張照片的背面，他用藍墨水寫著，“有一天你會親眼看到它?！?/p>

但在那段時間，我沒有欣賞哈佛的美景，在我埋頭從一棟教學樓走向另一棟時，我的眼睛直盯著地面，心里數(shù)著鋪路的石頭，以控制我內(nèi)心躁動不安的思緒。

焦慮的發(fā)作讓我很意外，我當時已經(jīng)離開自己在北京的家，來美國求學和工作八年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研究生院感受到的孤立，用第二語言閱讀的沉重負荷，以及和遠在北京的人因距離而產(chǎn)生的關系緊張，都開始加在一起。

為了理解發(fā)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我回憶了其他中國留學生經(jīng)歷的事，它們在當時看起來不過是應對學業(yè)的小挫折而已：缺課，抱怨失眠，突然缺席集體活動幾個月，用憂郁的形容詞寫成的冗長Facebook帖子。

2016年，有54.45萬中國人在國外留學，最近的一份報告稱，僅在美國就有32.9萬。對這些學生來說，這個機會是建立在數(shù)不清的課后美國標準化考試準備課程上的，它意味著從無情的中國教育體系中解脫出來。

不過，這些勝利也伴隨著隱藏的危險。耶魯大學(Yale)的研究人員2013年發(fā)布的一項調查發(fā)現(xiàn)，45%的中國留學生報告稱自己有抑郁癥狀，29%的人表示自己有焦慮癥狀。這個比率令人驚訝，因為美國大學生的整體抑郁癥和焦慮癥比例約為13%。其他美國大學的報告也證實了這些發(fā)現(xiàn)，擁有大量中國留學生的澳大利亞和英國的一些學校也有類似的報告。

中國留學生承認自己承受著在國外生活常見的那些挑戰(zhàn)，比如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但他們認為，學業(yè)壓力是最大的壓力來源。盡管他們都聽說過博雅教育，但他們常常對它的嚴苛要求感到意外。很多中國人在學業(yè)中以結果為導向，這種思維模式并不適合強調分析過程和審辯式思維的教育體系。

因此，中國學生在國內(nèi)成功所憑借的決心和毅力，可能更會加深他們在國外的挫敗感，因為一堆精心整理的筆記卡片并不能輕松促成一篇論文大綱，或者，歷史考試所問的問題是關于假設的情景，而非他們努力記住的歷史事件。

另一個常見的問題在于，他們很難與學術導師建立富有成效的關系，這更加深了他們的挫敗感。美國西南部的一所大學在一項研究中，詢問19名中國研究生的壓力來源，很多人表示自己很難取得導師的信任。有些人擔心，語言障礙可能會令導師懷疑他們的智力。還有些人承認自己晚上睡不著覺，老是想著溝通中的失誤，比如一次不愉快的談話，或給導師發(fā)了一封措辭不當?shù)泥]件。

這些挑戰(zhàn)似乎非常普遍，事實上，很多美國學生對它們也不陌生。但對中國學生來說，這些挫折可能會讓他們深感不安，因為他們從小到大一直接受的觀念將人生前景和自我價值與學業(yè)成績幾乎劃上了等號。學術自由的光明前景，往往最終制造出強烈的不安感，讓他們不敢考慮失敗的可能性。

對大部分中國留學生來說，失敗的代價是不可想像的。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shù)是全額支付學費。一年的開銷在五萬至六萬美元之間，大約是中國城鎮(zhèn)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十倍，工薪家庭往往需要花光全部積蓄或出售房產(chǎn)才夠送孩子出國留學。為自己珍愛的獨生子女的未來做出這些犧牲，父母不會有半點猶豫，然而對于美國大學里那些來自深圳或長沙的勤奮新生來說，他們在努力跟上學業(yè)要求的同時，會覺得經(jīng)濟上的壓力像雪崩一樣沉重。

芝加哥的一名（使用化名的）中國留學生在接受中國熱門的新聞網(wǎng)站《澎湃》采訪時表達了一種普遍的情緒，她一直在想，她的學業(yè)成績是否配得上她的工薪階層父母在她的教育上花的錢。這讓她比“高考”時更焦慮——高考是以競爭激烈著稱的全國大學入學考試。

最近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也不大可能讓這些學生感到安慰：據(jù)北京的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和中國招聘網(wǎng)站智聯(lián)招聘9月份聯(lián)合發(fā)布的報告稱，80.5%的海歸月工資低于1500美元，他們的平均工資僅僅略高于中國大陸的大學畢業(yè)生。

共同的難題讓中國留學生在沮喪之時向彼此求助。中國文化賦予精神疾病的污名剛剛開始消散，幾位中國名人袒露了自己與精神疾病作斗爭的經(jīng)歷。但由于中國嚴重缺乏訓練有素的治療師，甚至對那些最見過世面的學生來說，精神治療依然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耶魯大學的調查發(fā)現(xiàn)，盡管中國留學生出現(xiàn)精神疾病癥狀的比例高得驚人，但他們中27%的人從未聽說過學校的心理健康咨詢服務，只有4%的人用過這項服務。

一些嘗試過這項服務的學生往往也不以為然。除了漫長的等待和有限的咨詢時間——這些都是日益擁擠的大學心理健康咨詢中心的常見問題——還有一些更棘手的問題。語言障礙正是中國學生壓力和抑郁的根源，所以他們怎么能用外語表達自己思想和情緒的本質呢？共情治療師可能從未品嘗過熊貓快餐(Panda Express)之外的中餐，所以中國留學生怎么能說清楚自己對家里的美味飯菜的懷念之情呢？

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和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等院校為中國學生設立了專門的咨詢服務。更多的學校需要效仿。聘請講中文的心理健康顧問可能是最理想的解決方案，不過符合這個要求的人可能不多。

由咨詢顧問領導的非正式的支持小組和外展項目——這些項目得到了亞裔學生的正面反饋——可以擴展到中國留學生中間。大學可以雇傭和培訓那些適應良好的中國學生，讓他們擔任社區(qū)顧問。

中國學生在多數(shù)美國校園里是規(guī)模最大的國際學生團體，他們的學費是大學急需的收入主要來源。大學管理者應該更加努力地滿足他們的心理健康需求——至少得像學生們爭取獲得錄取那樣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