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從山西戰(zhàn)場飛向了山東，又從山東轉(zhuǎn)呈到了延安。

電報是陳賡將軍發(fā)的，收信人，一位是華東野戰(zhàn)軍的司令員陳毅，另一位，是黨中央的毛主席。

電報里就一件事：剛剛在萊蕪戰(zhàn)役里抓了個國民黨中將軍長，叫韓浚。

陳賡說，這個人雖然走錯了路，當過“叛徒”，但在抗日戰(zhàn)場上是條好漢，沒干過什么天怒人怨的缺德事，做人也干凈，看在當年的情分上，希望能從寬處理，留他一命。

這事就有點意思了。

一個被俘的敵軍將領(lǐng)，還是個曾經(jīng)的“叛黨分子”，怎么就能讓一位戰(zhàn)功赫赫的開國大將親自出面，甚至把狀都告到了毛主席那兒？

這個叫韓浚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來頭？

說起來，韓浚這人前半輩子的路，跟當時好多想干點事兒的年輕人，起步時沒啥兩樣。

1893年，他生在湖北黃岡，家里是讀書人家。

可那年頭，你讀再多圣賢書，一抬頭，看見的是洋人的軍艦在江上橫著開，聽見的是日俄為了搶中國的地盤在東北打得你死我活。

他一個讀書人，眼瞅著家國不保，心里那股火是再也憋不住了。

干脆，把書本一扔，跑去武昌當了兵，還真就趕上了辛亥革命那第一槍。

可革命完了，日子沒見好，反倒是各路軍閥你打我我打你，把國家搞得更亂了。

韓浚心里那個迷茫，又跑回去當教書先生。

但救國的念頭，就像心里長了草，風一吹就瘋長。

直到1924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辦黃埔軍校的消息傳過來，他覺得自己的路一下子就亮了。

這不就是他一直想找的地方嗎？

他立馬辭了職，跑去廣州考軍校，憑著一股子勁頭和扎實的底子，成了黃埔一期的學員。

就是在黃埔島上，他碰上了陳賡。

倆人脾氣對路，從天下大勢聊到怎么救中國，越聊越投機。

那會兒的黃埔，不光教怎么打仗，各種新思想也跟潮水一樣涌進來。

陳賡那時候已經(jīng)是共產(chǎn)黨員了，他看韓浚是個可造之材，就把馬克思主義那些道理掰開了揉碎了講給他聽。

韓浚一聽，嘿，這玩意兒比三民主義說得更透徹，更徹底。

沒過多久，他也就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從黃埔畢業(yè)，韓浚因為腦子活、軍事素質(zhì)好，留校當了教官，后來還被組織送到蘇聯(lián)去喝過“洋墨水”。

回來后，正是北伐戰(zhàn)爭打得最熱鬧的時候，他一頭扎進去，憑著不怕死的勁頭，從個小連長一路打成了教導營的營長。

1927年，他跟著葉挺平定夏斗寅叛亂，在武漢那是響當當?shù)囊惶柸宋铩?/strong>

這年6月，他被調(diào)到張發(fā)奎手下的警衛(wèi)團當參謀長。

這個團的團長，是另一個厲害的共產(chǎn)黨員，叫盧德銘。

倆人搭班子，都是自己人，干起活來那叫一個順手，沒多久就把這支部隊牢牢抓在了共產(chǎn)黨手里。

可好景不長，歷史的車輪說拐彎就拐彎。

8月1號凌晨，南昌城里槍聲大作。

幾乎同一時間，兩份電報擺在了韓浚和盧德銘面前。

一份是自己人發(fā)來的，說南昌起義干起來了；另一份是頂頭上司張發(fā)奎的，讓他們趕緊帶部隊去九江聽信兒。

這還用選嗎？

兩人一對眼神，當即拍板：拉著隊伍，響應起義去！

可命運偏偏在這時候跟他們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部隊緊趕慢趕到了江西武寧，一打聽，起義大軍早已經(jīng)南下了，影兒都找不著了。

更要命的是，張發(fā)奎也回過味兒來了，知道警衛(wèi)團要跑，派了大部隊來堵截。

韓浚和盧德銘硬是帶著部隊殺出一條血路，轉(zhuǎn)到了修水，在這里把部隊整編成了“工農(nóng)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

為了找到組織，韓浚和盧德銘又偷偷潛回武漢，向向警予同志作了匯報，領(lǐng)了組織秋收起義的新任務。

誰也想不到，就在返回部隊的路上，韓浚出事了——他被敵人給抓了。

這一抓，他的人生軌跡徹底偏離了原來的軌道。

兩個月后，韓?？恐郧暗年P(guān)系被保了出來。

等他回到武漢，整座城市已經(jīng)被白色恐怖的陰云籠罩得密不透風。

地下黨組織為了安全，早就轉(zhuǎn)移了。

他像個沒頭的蒼蠅，四處打聽，卻怎么也找不到接頭的人，徹底跟組織斷了線。

而他的好兄弟盧德銘，順利回到部隊，跟著毛澤東發(fā)動了秋收起義，最后血灑戰(zhàn)場，成了烈士。

一個成了烈士，青史留名；一個卻成了沒家的孤雁，在城市里東躲西藏，連飯都快吃不上了。

那種找不到隊伍、報國無門的絕望，一天天磨掉了他心里的那團火。

時間一晃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日本人占了東三省。

國難當頭，蔣介石為了拉攏人心，開始對黃埔的舊部下示好。

以前的那些同學看韓浚過得這么落魄，都來勸他：“現(xiàn)在國家都這樣了，還分什么黨派？

先進來再說，好歹有條路能抗日報國。”

在長期找不到組織，眼看就要餓死的困境下，韓浚最終點了頭，辦了手續(xù)，加入了國民黨。

從那天起，他脫下了那身看不見的紅色戰(zhàn)袍，換上了一身青天白日的軍裝。

他成了自己曾經(jīng)最看不起的那種人。

雖然換了陣營，可韓浚骨子里那點東西好像沒變。

整個抗日戰(zhàn)爭，他沒像國民黨里好多軍官那樣吃空餉、撈外快、見著日本人就跑。

從南京保衛(wèi)戰(zhàn)的死人堆里爬出來，到武漢會戰(zhàn)、長沙會戰(zhàn)，再到雪峰山會戰(zhàn)，他帶著他的第73軍，幾乎場場都是硬仗、惡仗。

他自己也從副軍長一路打成了中將軍長，身上添了多少傷疤自己都數(shù)不清。

在部隊里，他出了名的清廉，不貪財，不欺負當兵的。

連杜聿明都跟他開玩笑，說他這帶兵打仗的章法，骨子里還是“共黨”那一套。

這句玩笑話，其實說到了點子上。

他在國民黨那個大染缸里，顯得格格不入。

他想當個純粹的軍人，保家衛(wèi)國，可身邊烏煙瘴氣的事兒太多了。

好不容易熬到日本人投降，蔣介石又鐵了心要打內(nèi)戰(zhàn)。

這時候的韓浚，已經(jīng)快二十年沒跟共產(chǎn)黨聯(lián)系過了。

讓他掉轉(zhuǎn)槍口去打昔日的同志，他心里那份糾結(jié)和痛苦，沒人能懂。

可他是軍人，軍令如山，只能硬著頭皮，帶著73軍開進了解放區(qū)。

他的部隊給解放區(qū)造成了不小的麻煩，他自己也成了自己曾經(jīng)理想的敵人。

直到1947年萊蕪的炮聲響起，他的這種矛盾和痛苦才算畫上句號。

當了俘虜，韓浚心里是徹底絕望了。

叛黨、跟解放軍打仗，哪一條都夠他喝一壺的。

他已經(jīng)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可他萬萬沒想到，等來的不是槍斃的命令，而是老戰(zhàn)友和最高領(lǐng)袖的關(guān)心。

毛主席接到陳賡的電報后，親自批示，讓人給北京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捎話：“要照顧好韓浚的身體，別讓他受了委屈?！?/p>

這一下，把韓浚給整蒙了。

在功德林，他不僅沒挨打沒挨罵，因為身體不好，管理所還專門請醫(yī)生給他治病，伙食上也給開了小灶。

管教人員跟他說話客客氣氣，一口一個“韓先生”。

這種待遇，比他在國民黨軍隊里受到的尊重還多。

巨大的反差讓他又是感動又是慚愧。

他不像別的戰(zhàn)犯那樣滿腹牢騷，而是開始拼命地讀書，讀《毛澤東選集》，讀共產(chǎn)黨的政策文件。

他不是在“改造”，他是在跟自己的前半輩子算賬。

他常常拉著管理人員一聊就是大半夜，把自己怎么一步步走錯路的心思，全都掏了出來。

1961年，韓浚作為第三批特赦戰(zhàn)犯，走出了功德林的大門，重新獲得了自由。

他晚年就在政協(xié)當文史專員，這活兒也算干回了老本行。

他用筆桿子把他親身經(jīng)歷的那些事兒，好的壞的，都記了下來，給后人研究那段歷史留下了不少第一手資料。

1989年，韓浚在武漢病逝，活了96歲。

他的一生，走過岔路，也踏過雷區(qū)，最終還是回到了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