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隆冬的魯南火塘旁】“老劉，這仗要是真打完，你圖個啥？”警衛(wèi)員把土槍靠在墻角，小聲嘀咕。劉興元揉了揉凍得通紅的手，只回了四個字：“打完再說。”短短一句，既有寒意，也有決心。幾十年后回頭看，這句含糊不清的回答，卻像一條暗線，貫穿了他起伏跌宕的一生。

1908年，湖南平江的小山村并不起眼，劉家卻砌起了幾間私塾用的瓦房，算是當?shù)厣僖姷摹拔幕瘧簟?。多了幾本章回小說，多了幾個識字的人，孩子的眼界就跟著開闊。可好景不長，1925年前后，父親積勞成疾撒手人寰，家中產(chǎn)業(yè)散了架，17歲的劉興元被迫停學，挑著半舊的行李去了武漢謀生。

染坊、雜貨鋪、紡織廠，活換了一個又一個，日子如浮萍。1928年馮玉祥在開封招學兵，劉興元認準“能管飽”便報了名。憑著幾頁潤筆不俗的行楷，他被分去當文書。馮部后來并入蔣系，番號改了兩次，上峰換了一茬又一茬，唯獨劉興元的疑惑越積越多——“槍口到底應該對著誰？”

1931年深秋，冀東一役，47師潰散。紅軍宣傳隊的標語刷在墻上，口號喊得震天響，“打土豪，分田地”擊中了劉興元內(nèi)心最軟的一塊。他帶著幾名同鄉(xiāng)轉(zhuǎn)入紅三軍團，被安排到總衛(wèi)生部做文字工作。因為寫得一手有溫度的稿子，經(jīng)常半夜還拿著煤油燈補登記。有人私下嘀咕：“在后方寫寫畫畫算什么本事？”劉興元沒搭腔，只按部就班地搬藥、抬擔架、寫傷亡簡報。長征途中，他邊走邊寫，把幾大捆資料緊緊護在懷里，說白了就是一句——“傷員不能漏，史料也不能丟?！?/p>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劉興元調(diào)任一一五師東進支隊政治部主任。梁興初握兵，劉興元管人，一個猛，一個穩(wěn)，配合默契。有意思的是，他晚飯后總愛拎著飯盒到民工堆里拉家常，“誰家地里缺牲口？誰家孩子想認字？”三兩句暖心的話，讓不少百姓自發(fā)背糧背彈。陳道口戰(zhàn)斗前夕，劉興元把繳獲的破木板涂黑，當成臨時黑板，畫出攻擊示意圖，轉(zhuǎn)一天，講一天，士氣被硬生生推到頂點。那一仗，東進支隊繳獲步槍百余支、輕重機槍十多挺，更收編了兩百多名散兵。戰(zhàn)后總結(jié)會，他一句“宣傳不是號角，而是橋梁”，讓不少青年軍官點頭稱服。

1945年到1949年，劉興元的職務走得更快：山東軍區(qū)師政委、三野綏靖區(qū)政治部主任、華南軍區(qū)副參謀長，幾乎每一次調(diào)動，都伴隨著南線的急行軍。正是在山東期間，發(fā)生了那樁“稿費風波”。通信員喜歡給報刊寫短稿順手領稿費，部里有人覺得不妥。劉興元拍桌：“戰(zhàn)士流血不要子彈費，寫字哪來的稿費？”話糙理直，稿費當場作廢，一張收條改買了傷兵紗布——這種拎得清輕重的干脆勁，被不少老兵念叨了很多年。

全國解放后，劉興元南下廣州，1953年進入省委領導班子，1960年代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一些人覺得這位出身政工系統(tǒng)的老軍人“太實在”，不擅花哨，卻也認可他整頓基層、推進糧油統(tǒng)購的堅決。特殊年代風云詭譎，他謹慎自保，惹了疑點卻沒被深挖。1978年，中央復查“邊整邊改”期間，廣東落實干部政策，劉興元因“內(nèi)部問題”被宣布免職審查。具體爭議外界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態(tài)度平和：“組織讓我干啥我就干啥?！贝撕髷?shù)年，他被降為正軍級，待遇卻是大軍區(qū)副職，既是一種肯定，也是一種留白。

離職閑居的劉興元住在北京復興路一套舊樓，清晨練字，下午翻醫(yī)藥筆記。有朋友登門求字，他多半寫“敬業(yè)樂群”四字——兩橫一挺，不張揚，卻有勁道。遇上年輕人談起抗大，他往往淡淡一句：“那是集體的功勞，不是哪個人的恩賜。”一句話，水落石出。

1990年8月初，82歲的劉興元因肺氣腫并發(fā)癥住進總醫(yī)院，彌留之際仍囑咐家人把未整理完的部隊衛(wèi)生史稿交給黨史辦。他身后留下的，不是名噪一時的頭銜，而是厚厚兩麻袋原始記錄；不是長篇回憶錄，而是數(shù)萬字未署名的醫(yī)學筆記。學過的字、干過的活、背過的擔架，都化成風，也化成骨子里的清白。

粗看劉興元這一生，好像總在“副職”與“代職”之間兜兜轉(zhuǎn)轉(zhuǎn)，可若真要評功過，戰(zhàn)時的幾場疾風驟雨，就足夠撐起他的分量；和平年代的一再克己，也足夠讓后輩把他放進那張并不擁擠的“干凈干部”名單里。倘若再回想冬日火塘邊那聲“打完再說”，或許可以這樣理解：人若把所有精力都押在眼下的任務上，便不必過早計算個人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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