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孩手里攥著一張硬紙板，上面密密麻麻寫著字，她看不懂內容，只知道從那天起，她再也不能叫那個女人“媽媽”了。這張紙的秘密，隱藏了整整七十年。

2019年，八十多歲的阿菊坐在鏡頭前，雙手微微發(fā)顫，從箱子底拿出那張泛黃的紙片，紙片上寫著“脫離母女關系聲明”，字跡很工整，語氣特別堅決

她以沙啞的嗓音一個字一個字地念出，眼淚不斷地流淌，這份聲明并非她所要求，養(yǎng)母朱楓逼迫她簽署的。

時間回到1949年的香港，朱楓即將踏上那趟不歸路。作為中共地下黨員，她接到了赴臺執(zhí)行秘密任務的指令。

這個任務的危險程度她心知肚明，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像朱楓這樣的地下工作者前仆后繼，很多人都是有去無回。

朱楓1905年出生，浙江鎮(zhèn)海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地下工作

抗戰(zhàn)的時候，她在上海、香港這些地方搭建情報網絡，給黨組織提供好多有用的情報，到1949年的時候，她已經成了經驗老到的地下工作者，明白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險性。

阿菊回憶起那些日子，朱楓的行為確實有些反常。平時溫和慈愛的養(yǎng)母突然變得嚴厲起來，不允許阿菊在外人面前提起她，更不許說兩人的關系。當時的阿菊以為是自己做錯了什么事，內心充滿委屈和不解。

朱楓的真實身份于她犧牲許久之后才得以公開，1950年，她在臺北執(zhí)行任務期間身份被察覺，遭國民黨特務抓捕。

面對嚴刑拷打，她未泄露任何黨的機密，選擇自殺未果，犧牲時年僅45歲，她的犧牲令整個地下黨組織大為震驚，也讓阿菊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臺灣檔案館對相關文件進行解密后，才弄清楚那份“脫離關系聲明”的真正用意，國民黨特務在調查朱楓時，確實對她的家庭成員進行了詳細排查。

檔案顯示，由于有了這份聲明，阿菊一家被認定與朱楓“已無關聯”，從而躲過了后續(xù)的政治清算。

白色恐怖時期的臺灣，任何與共產黨有關的人都會遭到嚴厲打擊。從1949年到1987年，臺灣當局以“戒嚴令”為名對所謂的“匪諜”進行大規(guī)模清洗。

據統(tǒng)計這一時期有超過14萬人受到政治迫害，其中包括許多無辜的家屬。朱楓的先見之明，救了阿菊全家。

阿菊在之后的日子里始終不明白養(yǎng)母的心思，她還曾抱怨朱楓太狠心，覺得自己被拋棄，直到改革開放后，兩岸關系漸漸緩和，相關史料一批批公開，她才一點點知曉事情的真相。

2010年，朱楓的骨灰自臺灣遷回大陸，安葬于老家寧波的烈士陵園，此事件成為兩岸和解的一個象征，研究那個時段的學者發(fā)現，像朱楓這類為護家人主動選“劃清關系”的革命者不在少數；中共地下黨組織謀劃行動方案時，往往會把成員家屬的安全事宜也一塊考慮

眾多黨員在執(zhí)行危險任務之前，都會采取大致相同的保護措施，這種做法雖說殘酷，但在當時的歷史情形下，是最為有效的自保辦法。

朱楓生前留存之物甚少，多數于執(zhí)行任務時銷毀，阿菊所珍藏的那個針線盒，乃朱楓遺留她的為數不多遺物里的一個。

盒子里還放著幾根沒用完的線頭，顏色都褪了，卻藏著母女間最深的情感記憶，每次看見這個盒子，阿菊就會想起朱楓在燈下給她縫衣裳的樣子

2018年，寧波朱楓故居重新開放，成為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故居內陳列著朱楓的生平事跡以及相關文物，其中包含那份“脫離關系聲明”的復印件。

很多參觀者看到這份文件時都會動容，一位年輕的母親在留言簿上寫道：“讀懂了朱楓的選擇，也讀懂了母愛的偉大”。阿菊的子女后來才知道外婆的真實身份。他們?yōu)橛羞@樣的長輩而自豪，這個時候也理解了阿菊為什么總是教育他們要愛國。

在阿菊的心里，朱楓不單單是她的養(yǎng)母，更是一個時代的象征，是那些為了理想甘愿舍棄一切的革命者的代表，2020年，阿菊在家人陪伴下最后一次前往朱楓故居，她行動略有不便，需坐輪椅，卻執(zhí)意要親自去瞧瞧。

佇立在朱楓的照片前，她輕語：“媽，如今我全明白了，您所做的是正確的”此語似跨越七十年時光，成就母女間最終的和解。

朱楓的事跡使我們明白，英雄主義并非僅僅是單純的慷慨激昂，而是于最艱難抉擇中所彰顯的人性光彩，她用最決然的方式來詮釋最深沉的愛，自己做出犧牲換來家人能平平安安，這樣的愛，越過了血緣，跨過了生死，成了歷史里最叫人動容的篇章。

如今再來回顧那一段歷史，不能光盯著戰(zhàn)爭與犧牲，得留意那些微小的，但實實在在的人性亮堂處

朱楓和阿菊的故事告訴我們，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愛依然能夠找到表達的方式，正義依然能夠得到傳承，這或許就是歷史給予我們最珍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