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開到朱河的時候，天剛蒙蒙亮。

守車的日軍從車廂里押下一個女子，瘦、沉默，腿一瘸一拐，腳上還裹著血跡斑斑的繃帶。

她就是趙一曼。

沒人知道，她在來這里的路上，剛剛寫完一封信，一封她一輩子最難寫的信——寫給兒子的遺書。

她知道自己這趟是回不去了。

可她沒有哭，也沒有求饒，只是咬著牙，把那張已經(jīng)被血浸濕半邊的紙，交給了旁邊一個年輕的押送兵。

那年她31歲，東北淪陷已經(jīng)第五個年頭。

說起來，趙一曼這個名字，其實是她后來用的。

她原名李坤泰，四川人，1905年出生在宜賓一個名叫白楊嘴的小村子。

家境普通，但家教很嚴。

她小時候讀私塾，后來上女子中學(xué)，再后來還加入了學(xué)生運動。

1927年，黨組織派她去蘇聯(lián)留學(xué)，那時候她才22歲。

她登上去莫斯科的船，是半夜三點在上海碼頭上的。

同行的有四十來個年輕人，都是理想主義者，準備去中山大學(xué)學(xué)習(xí)革命理論。

船上她暈船得厲害，一個叫陳達邦的湖南人照顧她，端茶送飯。

兩人日久生情，后來在莫斯科結(jié)了婚。

趙一曼懷了孕，但因為身體不好，肺病復(fù)發(fā)，黨組織決定讓她先回國。

那時候誰都沒想到，這一分別就是永別。

1929年，她在湖北生下一個男孩，取名“寧兒”。

可孩子剛滿月，她就又被派往東北。

那個年代，像她這樣的人，根本沒有選擇的余地——革命要緊，敵人太多，時間太少。

1935年秋天，她已經(jīng)是東北抗日聯(lián)軍第三軍第一師第二團的政委了。

那一帶是珠河縣，山多林密，氣候惡劣，敵人則是裝備精良的日軍和偽軍。

有一次，部隊被圍困在山里。

團長王惠同說：“你先走，我掩護。”趙一曼卻堅持：“你有指揮任務(wù)，我來斷后?！?/p>

最后她帶著不到十個人留下來，掩護主力突圍。

戰(zhàn)斗中她左臂中彈，腿也受了傷。

更糟的是，后來養(yǎng)傷時被人出賣，落入敵手。

她被押回哈爾濱，關(guān)進偽濱江省警務(wù)廳的拘留所。

每天都被審訊，刑具換了一輪又一輪。

鋼針、烙鐵、皮鞭、冷水...她咬死不說一個字。

有次審訊完，她被拖回牢房，幾個憲兵說：“她的慘叫像從地獄里傳出來的。”

但她活下來了。

敵人以為她快死了，干脆把她送進了市立醫(yī)院，說是“治療”，其實就是為了讓她續(xù)口氣，好繼續(xù)審訊。

主治醫(yī)生叫張柏巖，是個本地人。

他檢查發(fā)現(xiàn)，趙一曼左腿骨頭碎成二十多塊，槍傷已經(jīng)化膿，整條腿隨時可能壞死。

醫(yī)院建議截肢，她拒絕：“腿是國家的，還沒用完，不能動。”

張柏巖沒見過這樣的病人。

他說：“她每天痛得滿頭大汗，但眼神一點都不亂。”

那會兒醫(yī)院里戒備森嚴，趙一曼住在6號樓2號室，門口三個偽警察輪流看守。

她漸漸注意到一個小警察，姓董，二十出頭，湖南口音，不太像其他人那么麻木。

一次吃飯，她問：“你家里人還在湖南嗎？”對方愣了一下，點頭。

后來兩人有了幾次簡短的對話。

趙一曼沒勸他投降，也沒談革命，只是說了些家常話。

但她說話的方式讓人信她。

大概是因為，她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拿命換來的。

1936年6月28號晚上，董憲勛趁換班，把趙一曼帶出了醫(yī)院。

一路上她忍著劇痛，穿過小巷，躲在一戶熟人的地下室里。

可惜三天后就被發(fā)現(xiàn)，重新被捕。

這次敵人更狠了。

上刑時，有人說她已經(jīng)神志不清。

可沒幾天，她卻清楚地留下了那封信，交代遺愿。

1936年8月2日清晨，她被押上火車。

車廂里沒有哭聲，也沒人說話。

押送的憲兵都知道，這趟是去朱河，不是轉(zhuǎn)移，是行刑。

抵達時，趙一曼讓士兵給她找了紙和筆，寫下最后一段話。

那封信后來被保存下來，開頭是：“寧兒，母親對于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zé)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

槍響那一刻，她沒閉眼。

她還喊了幾句口號，聲音不大，但周圍人都聽見了。

后來她的兒子長大了，改名陳掖賢。

政府通知他可以領(lǐng)取撫恤金，他拒絕了：“我母親是為國家死的，不該用錢來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