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zhàn)火已經(jīng)持續(xù)四年，烏克蘭的土地上仍然硝煙彌漫。東部講俄語的城市掛滿俄羅斯標語，西部親歐的鄉(xiāng)村則飄揚著歐盟旗幟。一個國家被生生撕裂成了兩個世界，語言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認同更是南轅北轍。對比六百多年前的中國，情景竟然驚人相似。

那時的元朝末年，北方漢人被異族統(tǒng)治了四百多年，文明幾乎斷根。就在這片廢墟之上，一個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完成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他用三十年時間，把斷裂的中華文明重新縫合。朱元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烏克蘭又為何始終走不出民族撕裂的困局？

文明縫合的極限操作

1368年，朱元璋攻下大都，結(jié)束了蒙古人在中原的統(tǒng)治。北方民眾已經(jīng)習慣了胡語胡服，連祭孔的塑像都穿著胡服?？?strong>他不僅沒有清洗異族文化，還頒布《衣冠復(fù)古詔》，要求恢復(fù)漢唐服飾。他知道，百姓不讀書，講道理沒用，得讓他們穿得像、說得像，才能認得出自己是誰。

就在登基四十天之后，他又推出《洪武正韻》，統(tǒng)一語言發(fā)音，禁止官場使用胡語。這些看似細枝末節(jié)的制度，實則是文化認同的再造工程。他用衣冠、語言和禮儀，把一個已經(jīng)“胡化”的民族從根子上拉了回來。

朱元璋不是一味復(fù)古，他懂得融合。元朝留下的行省制、漕運體系，他照樣采納，并在此基礎(chǔ)上進行改造。就連元朝的歷法，他都讓繼續(xù)使用。百姓用得順手的，他一個都不砍。包括官服，他也不是照搬唐宋，而是融合漢制和元代的實用性，重新設(shè)計了明朝自己的款式。

洪武五年，北平漢服普及率已經(jīng)高達七成，而且沒有一件是靠強行推行的。這不是政治命令能做到的，而是文化認同的自然回流。面對四百多年斷裂的文明，他沒有選擇砸掉一切，而是縫合、修復(fù)、整合。今天的烏克蘭，是如何處理自己的文化裂痕的呢？

認同撕裂的代價

2013年，烏克蘭開始拆除列寧像，掀起了“去蘇聯(lián)化”的浪潮。到了2025年，全國5500座列寧像被清除干凈，連紅軍烈士墓都被涂鴉。東部的老人跪地痛哭，西部的青年舉著“清除殖民遺產(chǎn)”的標語歡呼。同一個國家，兩種情緒，隔著的是文化認同的鴻溝。

烏克蘭的歷史認同一直在搖擺。從1654年分裂開始，到蘇聯(lián)解體之后，東西部一直在俄羅斯化和去俄羅斯化之間拉鋸。俄語地位被取消、恢復(fù)、再取消，教材一會兒歌頌蘇聯(lián)，一會兒否定一切。語言、教育、信仰、歷史，每一樣都變成了政治工具。

最新調(diào)查顯示，烏克蘭東西部對蘇聯(lián)歷史價值的認同差距高達89%。很多東部民眾覺得自己是“被剝奪的烏克蘭人”，他們講俄語、信東正教，卻被國家當成“異類”。這種認同感的喪失，才是烏克蘭難以統(tǒng)一的根源。

反觀朱元璋，他提出“歸我者，永為中國之民”。不管你是蒙古人、色目人，只要愿意接受華夏禮法，都可以成為大明子民。他鼓勵通婚，卻禁止異族內(nèi)部聯(lián)姻，目的是打破族群壁壘，讓各族真正融合。

烏克蘭卻走了反方向的路，用政治手段壓制俄語區(qū)，結(jié)果民眾不但沒有認同感，反而更加疏離。問題是，烏克蘭有沒有可能像朱元璋那樣，重新縫合認同呢？

戰(zhàn)略定力的代際差距

1356年，朱元璋拿下南京，按理說可以直接稱帝。然而他沒有著急。他聽從謀士朱升的建議，“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這一忍就是十一年。這十一年，他屯田修堰、訓(xùn)兵練將，整頓制度，把江南變成了穩(wěn)定的根據(jù)地。到1367年，羽翼豐滿，他才出手統(tǒng)一天下。

他不是沒有對手。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各路軍閥都在稱王稱霸。可他們一個個急功近利，短短幾年就被消滅干凈。朱元璋靠的是戰(zhàn)略上的“慢”，換來了天下的“穩(wěn)”。

反觀烏克蘭獨立三十多年，外交戰(zhàn)略卻一直在搖擺。親俄派上臺，俄語合法；親歐派執(zhí)政，俄語被禁。政策反復(fù)、方向不明，百姓無所適從，投資也不敢落地。烏克蘭沒有朱元璋那種“等”的耐心，也沒有“忍”的智慧。

他們急于選邊站，急于加入北約，急于與俄羅斯切割。一切都來的太快，卻沒有準備好承受代價。

朱元璋在最危險的時候，不是到處拉盟友，而是低頭種地、修河、屯糧。他知道，只有把地盤經(jīng)營成鐵桶，才有資格跟強敵對線。烏克蘭卻把經(jīng)濟命脈拱手交給西方援助，一旦斷供，就連電力都難以維持。

朱元璋的時代，文明已經(jīng)斷裂了四百多年。北方人說胡語、穿胡服，連孔子像都成了胡人模樣。可這個放牛娃出身的皇帝，用一套看似簡單卻極有效的手段，把中華文明從廢墟中拉了回來。

今天的烏克蘭，在文化認同上仍舊拉扯不休。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共同的文化認同，就算疆域再大，也難逃撕裂的命運。

朱元璋的偉大，不是因為他打了多少仗，而是他在最危急的時候，守住了文明的根。六百多年后的今天，這份智慧依然值得世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