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究廣西桉樹引種歷史的過程中，我們發(fā)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盡管廣西已成為我國桉樹人工林面積最大的省份，但關于桉樹最初如何進入廣西的歷史記載卻卻寥寥無幾，以致許多人對這段歷史存在誤解。

事實上，廣西并非我國最早引種桉樹的地區(qū)。

根據可靠資料記載，我國于1890年從意大利引進了首批桉樹，最初種植于廣州、香港、澳門等地。相比之下，桉樹進入廣西的時間要稍晚一些。因此，更嚴謹的說法應是：廣西是我國引種桉樹較早的地區(qū)之一。

那么，桉樹究竟是何時、又因何機緣來到廣西的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回溯至100多年前的中法戰(zhàn)爭。

第二次工業(yè)革命之后，西方列強加速對外擴張，法國在中南半島的勢力逐步北進，戰(zhàn)禍延及中越邊境，1883年12月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

盡管雖然馮子材、劉永福率清兵在鎮(zhèn)南關諸役中取勝，但腐敗無能的清廷卻選擇“乘勝即收”，以此為和談資本，妥協求和，1885年（光緒十一年）6月9日簽訂了屈辱的《中法新約》（又稱《中法會訂越南條約》。

“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承認法國為越南之保護國，由中法兩國會勘中越邊界，還同意在邊界開二地為商埠，自此打開了中國的西南門戶。

1889年6月23日（光緒十五年五月初三），廣西邊陲重鎮(zhèn)龍州被辟為對外陸路通商口岸，成為是廣西最早對外開放的陸路通商口岸。

龍州縣，現為廣西崇左市轄縣，東鄰崇左江州區(qū)，南接寧明縣、憑祥市，東北面與大新縣相連，西北與越南接壤。龍州恰好位于中越邊界廣西段的中心點之上，是邊防三關（鎮(zhèn)南、平而、水口）的鎖匙，有“一鎮(zhèn)（龍州鎮(zhèn)）鎖三關”的說法，堪稱“邊錘重鎮(zhèn)”。

在不平等條約的掩護下，法國政府派安迪來龍州籌建領事館，“西風東漸”，很快，大批洋貨魚貫而入，外商也蜂擁而來，忙得不亦樂乎，開洋行、修車站、辦工廠，傳教士也隨之到來。

1890年，法國傳教士賴保理進入龍州開教。六年后，另一位傳教士彭鈞谷（CO-STENOBLE Henri）在龍州縣城利民街148號主持修建天主教堂。。

龍州天主教堂為一座羅馬式三層建筑，占地面積113.4平方米，建筑面積340平方米，原有建筑含教堂、洗禮池、尖頂等，整體占地大約一畝多，另有魚塘10畝等教產若干。

教堂建成后，傳教士就在旁邊的空地上種下了廣西的第一棵桉樹——細葉桉。

這棵細葉桉的栽種，在植物學意義上，它是廣西有明確記載的第一棵桉樹；在歷史學意義上，它象征著廣西在中西文化交匯初期的物種傳播。

然而歲月流轉，昔日的龍州天主教堂如今已成為縣氣象局大院。建筑雖在，尖頂已失，內部堆滿雜物，往昔風采不再。

更令人遺憾的是，當年傳教士手植的那棵細葉桉，早已不見蹤影。只有那建筑孤孤單單地佇立在幾棵芒果、龍眼樹間，見證著歲月無情的流逝，訴說著幾被湮沒的歷史。

當我們站在天主教堂前，心中不免頓生感慨。這種歷史實物的缺失，恰如其分地映射出廣西桉樹早期歷史的某種特性——它既真實存在，又在歷史里幾乎隱沒于歲月之中。

歷史是一面多棱鏡。重新梳理廣西桉樹的引種歷程，不僅是為了還原一段被忽略的植物遷移史，更是為了理解背后那復雜的歷史動力與人文語境。

今天，當我們討論桉樹的生態(tài)影響與產業(yè)價值時，或許也需要回望：它從何處而來，又因何在此生根。

這，或許能讓我們在現實的爭議中，多一份歷史的清醒與從容。